持续膨胀的大学学费是致使学业贷款水涨船高的关键因素。白宫在声明中披露，自1980年以来，四年制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费在刨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上涨了三倍。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佩尔助学金原本可以为学生支付近80%的四年制公立大学学费，但现在只能覆盖学费的三分之一。与之相应的，从1995年至2022年，联邦学生贷款债务总额增长了766.3%，年增长率为45.1%。

高水平学生债务导致人们对大学学历的财富溢价认知趋于悲观，这一观念如实地反应在美国大学生的入学人数上。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所研究中心（NSCRC）的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1年，美国大学入学人数连续十年下降，共减少近94万人。鲍尔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J·希克斯(Michael J. Hicks)指出与10年前相比，本科生减少了四百万，“除了战时，美国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教育程度下降的时期。”此外，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高额学贷引发的经济焦虑正在扭曲美国社会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Federal Resrve）的一项调查显示，45岁以下的本科毕业生中，超过40%的人不认同“接受教育的收益超过成本”的说法。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教育信用管理（Educational Credit Management Corporation）调查发现，2020年以来，在14至18岁青少年中认同“高等教育是必需品”的比例从60%下降到了45%。

三、 “公平”的代价是通胀吗？

在新冠疫情和有色人种人权运动汹涌的时刻，问鼎权力宝座的拜登承诺通过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式重建美国，尤其强调建立黑人财富并缩小种族贫富差距。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减免学生贷款被认为是有效改善有色人种的经济安全状况的政策工具。拜登政府认为，减免学业贷款可以改善黑人劳动者的信用水平，便于他们在市场上寻找工作；减轻负债也有利黑人组建家庭，从而使其享受联邦政府规定的家庭税率优惠。然而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虽然免除部分贷款可以使人们更有信心参与社会经济，但仅仅取消学生债务并不会填平有色人种家庭与白人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迟滞，在财富配置中的边缘地位是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恶果，只寻求解决学生的债务危机忽略了种族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民主党内部对于通过减免学贷促进社会公平也存在不同声音。美国前财政部长，民主党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指出 “这是一种再分配，但是大部分再分配都是从中间到中上层的再分配”，暗示学贷减免并不能如拜登所愿地促进社会公平，尽管减免了低收入者的部分债款，但是这并不能长久地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主张贷款减免的进步人士建议通过提高减免额度以解决学贷对美国社会经济和公平造成的危机。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首席执行官德里克·约翰逊（Derrick Johnson）表示“1万美元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缓解问题的严重性。” 民主党高层倡议更彻底地解决学生贷款问题。自拜登上台以来，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一直敦促拜登总统颁布5万美元甚至更高额度的学贷减免计划。对于民主党高层的倡议，拜登在四月份的发布会上表示“5万美元的减免额度并不在考虑之内。”但是在2022年6月22日的学生贷款豁免圆桌会议上，舒默向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Ron Klain）再次直言“让我们战斗下去，直到取消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减免学生贷款债务引发了有关通胀与经济风险的担忧。1万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联邦学生贷款减免额，宾夕法尼亚州沃顿商学院的预算模型（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的评估显示，为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的借款人取消1万美元债务，将使美国政府损失约3110亿美元，如果将每个借款人的债务免除金额从 1万美元增加到5万美元，则总成本将会增加到8203亿美元。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和杰森·弗曼(Jason Furman ) 认为免除过多的债务可能会导致通胀恶化，而这并不利于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但经济学界对于减免学生贷款是否会加剧通胀这一问题存在争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苏珊·戴纳尔斯基（Susan Dynarski）认为，暂停学生贷款还贷已经持续了两年，现在减免也不会给借款人增加新的现金流，增量已经在两年前停止还贷时就有了。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经济分析助理研究员罗斯·哈特（Rose Khattar）表示，减免1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并不是对抗通胀的决定性因素，它将帮助数百万美国人及其家庭，致力于改善他们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安全状况。高盛的分析认为“总计30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约占GDP的1.2%。而在该计划实施的这一年内，其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不到GDP的0.1%，学贷减免对经济并不会有显著影响。”

四、 民调数据揭示：

“公平”之争凸现党派分歧

除了对通胀的担忧之外，减免学业贷款的反对者质疑学生贷款减免计划的公平性。早在计划宣布之前，美国共和党籍参议院约翰·褚勒(John Thune)，理查德·波尔（Richard Burr），迈克·布劳恩（Mike Braun），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和罗格·马绍尔（Roger Marshall）联合提议阻止纳税人和工薪家庭支付持续暂停的联邦学生贷款。他们要求拜登恢复学生贷款还款。布劳恩指出暂停学生贷款的还款“不是为了公平而进行的财富转移，只是为了安抚左翼激进分子而把手伸进纳税人的口袋。”

美国税收改革主席格罗弗·诺奎斯特 (Grover Norquist) 指出“资助进步精英的做法是不可持续和不公平的，恢复还款是在保护未来的纳税人。”9月13日，22位共和党州长联名致信拜登，要求其撤回学生贷款减免计划。信中指出“贷款是学生在知情的情况下自愿做出的选择……减免学生贷款是要求低收入纳税者为律师、医生等精英群体偿还债务”，总统无权“强迫美国纳税人偿还少数精英学生的贷款债务”。他们进一步指出该计划“对于已经偿清贷款的人而言并不公平”，此外减免学生贷款反而会鼓励高等教育机构提高成本，加剧通货膨胀。共和党州长在信中直言拜登的计划“是在让今天的问题变得更糟”。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称呼该计划为“学生贷款社会主义”，并谴责拜登提出的解决方案“将更多的政府资金分配给薪水更高的精英”。

减免学业贷款的合法性同样遭到质疑。尽管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援引了2003年的《英雄法案》，声称取消债务在法律上具有“适当”性，但是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马克·坎特罗维茨（Mark Kantrowitz）指出2003 年的《英雄法案》并没有赋予总统宽恕学生债务的广泛权力。

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减免贷款计划“公平性”与“合法性”的不同阐释，集结起不同的支持者。拜登史无前例的学贷减免额度为民主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此前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38%左右，但随着学生贷款减免计划的公布，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44%，达到这一年内的最高水平。

目前拜登政府的缩减学贷减免资格的变化尚未传递至选民支持率的变化上，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导 (Rasmussen Reports)的最新数据，拜登在2022年10月3日的支持率为43.4%，仍处于今年来的高位水平。CNBC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人支持减免学生债务，尽管他们在减免计划的细节上存在不同偏好。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选民和郊区家庭因为该计划成为民主党的新晋支持者。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安德烈佩里表示“我倾向于相信执行政策的人会赢得胜利……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拜登正在正确的时间建立势头。”南卫理公会大学教授、教育政策专家多米尼克贝克认为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将为其赢得更多少数族裔的支持，因为获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在计划内将得到更高的豁免额度，这有利于拜登将自己的政治信念传向黑人和拉丁裔借款人。

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4月发布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发现，18 至 29 岁的美国人中有 85% 支持政府以某种形式减免学生贷款债务，38% 的受访者赞成取消所有学生债务。拜登在这些选民中的工作支持率为 41%，比一年前下降了 18%。这一数值变化印证了另外一种观点，即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使中期选举更具有不确定性。延长还款期限，压低还款额度，豁免部分贷款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中低收入家庭和年轻选民的支持，但一部分人群对于通货膨胀的敏感度也更高，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通货膨胀率明显抬升，他们的支持也会随之消散。

对于共和党而言，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有利于巩固其在蓝领工人群体中的支持，因为这一部分群体多数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相信学贷减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成本日益高涨的问题，而只是要求他们“做出牺牲”。

参考文献

Work Experience

2020- University of Oslo

Industrial PhD fellow

The Governance Group

Special advisor on sustainability (ESG services)

2016-2019 Independent Consultant

Assisting companies and public sector with managing Norway-China projects.

2011-2016 Det Norske Veritas(DNV)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 Director Asia (Based in Shanghai from 2014-2016)

Principal Consultant, Sustainability Risk Management (January 2011 –April 2014)

2002-2010 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9-10)

Director of Studies, Executive MBA programs (2007-08)

Director of Studies, BI and Fudan School of Management joint MBA programs inShanghai (2002-07)

2000-2002 Nordic Cent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Programme Manager

2012年11月至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进行访问。

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1978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他也是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外国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项目主任。他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经济问题、国际金融构建、经济增长和汇率经济。他已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了 10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他1985年2月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的论文“理性预期下汇率决定的货币方法：美元-马克案例”在2000年被誉为《国际经济学杂志》30年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25篇论文之一。

胡永泰教授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提供宏观经济、外汇管理、国有企业重组、贸易问题和金融部门发展方面的建议。他是中国财政部顾问小组成员，帮助设计了 1994年1月中国实施的税收和汇率改革；在1997-98年间，胡永泰担任美国财政部特殊顾问，负责包括随财政部长罗伯特 • 鲁宾访华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在香港的年会。从2002-2005年，他是联合国千年项目东亚经济特殊顾问。在2005年7月，他被任命为马来西亚首相国际顾问小组成员。

200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戴维斯授予胡永泰杰出学者公共服务奖，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局任命他为杰出ISIS研究员。胡永泰教授还担任《亚洲经济文集》、《中国经济与商学研究》的编辑，以及《规划经济学》、《亚洲经济》的协作编辑。他同时担任多种学术期刊的顾问。2011年10月，胡永泰教授正式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参与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拟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