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作者 / 伏琴
清华国学院开办之初，确定了4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及讲师李济，后来又聘请梁漱溟为讲师。
短短4年时间，清华国学院培养出70多位国学学者，包括几十位国学大师。清华国学院成为近现代国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清华国学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6位国学大师有哪些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
清华国学院2022年组织出版的《清华国学人物小传：四大导师及梁漱溟、李济》一书对此进行了探秘，期待有更多的人了解并加入到清华国学研究的传统中来。
01
梁启超：文献与德性是治国学的两种途径
梁启超早年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后来东渡、欧游，思想也随之改变。
晚年的梁启超对政治的热衷转向对治学的热情，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催生出新的教育思想。
1920年欧游归来，梁启超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
他邀请国际“四大名哲”来华讲学，即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德国的杜里舒和印度的泰戈尔。
梁启超提倡传统文化，纠正当时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
他反对“轻下批判”的态度，认为文化取舍的标准是文化价值本身，而不是国学还是西学。
除了“德先生”、“赛先生”，还应追求“爱先生”、“美先生”。爱与美才是生活原动力的“情感”。
治国学应该遵循“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两种途径。“文献的学问”指运用客观方法，“德性的学问”指内省和躬行。
科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是梁启超提倡的学术宗旨。
在清华国学院期间，梁启超先后讲授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课程。
除了史学，他还热衷研究《桃花扇》与辛弃疾。
他精通汉学和宋学，成为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清华国学院代表了近代国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关键人物正是梁启超。
02
王国维：美学第一人及甲骨四堂之一
王国维是近代文学革命的先驱，新史学的开山人物，“甲骨四堂”之一。
他的学术成就非常广泛，在教育哲学、通俗文学、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重视高等教育。
他引进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主张用外来的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哲学的“性”、“理”、“命”问题，并且主张在大学开设哲学科。
他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学者，并且建立了完备的美学理论：天才说、苦痛说、游戏说、美育说、古雅说和境界说。
通俗文学方面，他潜心研究词、曲、小说，主要著作为《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
历史文献方面，他主要研究古典文献学、甲骨学、金石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古史和西北史地。他的研究，使得无稽的上古史从此获得了信史的地位。
王国维的学术次第从以西格中到中西会通，其中学基础表现为宋学眼光、汉学基础、由经入史，然后以西方的方法论治“国学”。
西学与中学的融合，使得王国维的学术广博深厚。而比较方法的贯彻，又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
03
陈寅恪：甘地式的师儒
周一良曾说，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陈寅恪先生，即“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分别被看作“儒释道”的代表。
陈寅恪成长于儒、医传家的大家族，传承了家学的“儒素”传统，自我定位为“士”，对家世的清誉尤为爱惜。
他的“中体西用”思想，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体，信奉三纲六纪；以民主自由为用，坚守学术独立。
他始终认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个人和国家都应该坚持的。
他一生坚持的核心理念是儒学中最精粹的义理，不仅在心理上认同儒家，而且在行为上践行儒学。
在清华，他上课下课要鞠躬；刚进教室，要先对黑板点个头；对于年青人的过失，则直接引用《论语》的原句“过则勿惮改”。
他以传统意义上的“师儒”自居，希望成为一位传道授业的儒门之师。
他的研究重点是佛教经典的各种文字译本的比较研究。
在清华园，陈寅恪被学生认作甘地式的人物，他一生坚持的儒家士人的自律和操守令人敬仰。
04
赵元任：语言学通才
清华国学院成立时，年仅26岁的赵元任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他不仅精通数学、物理，而且精研哲学、语言学、语音学、逻辑学等课程，还保持着随时学习方言的习惯。
他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语言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语音学是他一生关注较早、较多的领域，他主要从历史语音学和静态语音学两个方面进行。
从1927年开始，他先后主持了几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包括江浙、两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方言的调查研究。
在语言学界，赵元任的名字与中国方言学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他对方言调查理论和方法运用的首创之功，为中国方言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通字方案》和《中国话的文法》。
《中国话的文法》真正开创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至今仍为汉语语法学研究的主导理论。
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离不开他在数学、逻辑学、哲学、音乐等领域的修养。
他引领的不止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更是一种通才教育的理念。
05
梁漱溟：中、西、印文化三路向说
梁漱溟是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被海外学者誉为“最后的大儒”。
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思想中人，一生主要思索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
20岁是梁漱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人生观转入佛教出世主义。
梁漱溟一生坚持的最著名的思想学说是中、西、印文化三路向说。
他认为，人生三路向指人生的三种态度。一是向前面要求，二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是转身向后去要求。
与此相对应的分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路向，几千年不变的中国文化路向，以及印度文化一直以来的路向。
梁漱溟构建了乡村建设的理想，并积极开展实践。
他认为“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主要特点。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西方社会明显的阶级对立，而只有士、农、工、商不同职业的差别。
梁漱溟的主要著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和《中国文化要义》。
梁启超和梁漱溟代表着那个时代国学研究真正有生命力的方向，既有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体认，又有世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新。
06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是首批清华学生之一、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第一位独立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
1925年，李济进入清华国学院，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进行中国的田野考古。
同时，他在清华国学院开设“古物学”、“人文学”、“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考古学”等课程。
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考古是他在清华国学院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在这次考古发掘中采取的不少方法，至今仍被中国考古界沿用。
但是，真正确立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地位的是安阳殷墟的发掘。
1928年到1937年，安阳殷墟先后经历了15次发掘。
安阳殷墟的考古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李济也被视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综上所述，清华国学院的研究属于新国学、新史学的研究，各位大师都注重吸收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来治国学，加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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