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朴学家孙诒让在《周礼正义》注释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相当于后来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因此，古代的“国学”就是指学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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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作为一门学问，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17—18世纪所谓的“国学”学派，从事其王朝时代的历史、制度、文学等研究，特别强调古典的语言学研究。1902年，被清廷内定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在赴任前到日本考察，把在日本三个月听过的演说、会见的人物后的许多“笔谈”记录，整理成《东游丛录》，书中记载古城贞吉劝吴汝纶的一段话: “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①这是中国公开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国学”一词，指各国本国之学，是个泛称，不是专指中国的。“国粹”名称与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是章太炎于1902年在《癸卯狱中自记》有言“上天以国粹付余”；之后，他创办著名的《国粹学报》、国学讲习所，国学大师刘师培、邓实等均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过有关“国学”、“国粹”的文章。以上是“国学”的来源及历史流变。

①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自汉代以降，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也有人称为“中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关于国学的现代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邓实在1905年《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认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一国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国学大师吴宓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国家学术的总体，是本国学术的整体，它应该包容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张岱年先生则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由此看来，国学应是一国固有之学问，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性的传统精华，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广义的解释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统称为“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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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国家对全国的图书重新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到了隋代和唐代，把这四部确定为经、史、子、集，甲部就是经部，乙部就是史部，丙部就是子部，于部就是集部。狭义的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主要表现在对《四库全书》的研究。这个分类基本上能把中国传统学术全部包容进来，但它把“小学”，即关于文字、音韵的部分，归人了经学。这在现代人看来，就不好理解，也不太合理。因此章太炎先生讲国学，在传统学术分类的基础上，把“小学”专列了出来，分成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这也是本书体例的根据与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