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大学校园风起云涌，尤以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最为显著，大批学生举行集会，抗议以色列在加沙无差别杀害平民和士兵，导致大量无辜人员死伤，酿成人间惨剧。一些同情学生观点的教师也参与其中。在这波抗议潮中，有一则消息令人唏嘘。美国犹太裔哲学家弗雷泽（Nancy Fraser）原定于今年5月被聘为德国科隆大学讲席教授，但她突然被科隆大学校长穆克吉（Joybrato Mukherjee）取消了聘任，原因是她去年秋天签署了一封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援信。可见围绕巴以冲突，不仅暗含美国学生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政府在政治立场上的矛盾，还反映了西方不同群体在思想领域的分歧正日益尖锐。当前抗议依然如火如荼，甚至蔓延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探讨。

难以为继也难有深远影响的抗议

学生运动通常反映或起因于所在时代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当今美国的抗议运动也是如此。然而，并非所有学生运动都会采用或体现所在时代最敏感议题背后所含的最核心的思想潮流，更确切地说，运动可能被时代敏感议题所触发，或其背后的动因与时代最敏感的议题相关，然而它们行动的战略目标、路线和手段不一定能触及时代的思想脉搏。

回到当前美国大学校园里抗以挺巴的学生运动，其主要目标和诉求在于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区滥杀无辜，或要求美国媒体能客观公正地报道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杀的现状而不是掩盖，或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具体的政策诉求，基于对加沙平民人权与生命权的同情，但在思想层面却无法产生最大程度的共鸣，使得抗议行动所针对的对象也难以在思想层面反驳，并由此获得各方的支持和认同。

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如果美国校园运动的理念基础是人权，即对巴勒斯坦无辜平民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同情，然而其理念的正确性很快被“反犹主义”所解构，学生运动没有以超脱于不同人群的共享思想来为运动本身的合法性助力，因此不具备足够的引领时代精神的功能。

若学生反抗运动不能弥合绝大多数乃至社会全体的价值观和思想差异，不能成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共鸣箱”，则它很可能会被内部不同理念的群体所分裂而失去活力，或被充满野心的某些力量利用而丧失初衷。

如果比较196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当前的抗议未能触及这个时代最具公约数的思想口号。之前的反战运动不仅反映出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且其背后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伴随基于3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抗争。比较而言，当前美国的校园学生运动只相当于一场简单的示威，不具备这个时代的思想批判功能，因此难以走远走深。

长期流行的“进步主义”遭遇战后最大危机

从当前欧美在反以援巴相关的讯息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学生以尊重人权、人道和生命权为由支援巴勒斯坦，还是德国政府因反对“反犹主义”而强烈支持以色列，都是西方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所发展出来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思想的一部分。

“进步主义”常常指美国在1880年代末开始，基于高速工业化背景下对反腐、公正、劳工权益等诸多理念的发扬，且最终与尊重个体、人权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量的“政治正确”理念相关联。因此，在整体进步主义理念框架内，其实是形形色色的思想理念的杂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理念的共存。比如“反犹主义”在美国，尤其在德国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禁忌，不得越雷池半步，同样，抵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占，也是基于民族平等和人权的现代思想。

大体而言，肇始于美国的“进步主义”最终成为基于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和基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混合物，诸多相互冲突的思想理念在这一大的框架内相互共存，不同群体各取所需。以前，在西方整体上升和占据各方面优势的情况下，这些思想理念间的矛盾和冲突被掩盖或被忽略了。

然而，如今“进步主义”受到了极右翼思想的强烈冲击，或被更为左翼的思想所侵蚀。“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移民问题高度凸显的欧美日益得到重视，也日益得到原居民（对欧美而言就是那些认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明以及血缘上出自盎格鲁-撒克逊人、拉丁人和日耳曼人）的支持。然而，这给外来移民所组成的新公民带来困惑，也为进步主义包含的“政治正确”所不容。但不管怎样，以身份政治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正在解构欧美惯常所推崇的各种“进步主义”思想。

除此之外，广大移民后裔所构成的宗教主义又从另一方面对“进步主义”构成威胁。譬如，作为“进步主义”重要内涵的宗教宽容和世俗主义受到移民群体的挑战，宗教主义基本上与宽容和世俗主义相左。除强调身份政治的极右翼或部分特殊移民主张的宗教主义外，一些极左翼似乎在欧美也有所成长，尽管不太明显，或不太可能在实际政治生态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总之，传统的“进步主义”已遭到来自极右、宗教主义和极左的挑战。

是故，“进步主义”曾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解的缓冲地带，是欧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力量部分让渡思想主权，从而缓和西方社会内部矛盾的途径，它最终推动了西方的繁荣。然而今天，当经济发展成为问题后，“进步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代理人的角色已难以发挥过去那种坚实的作用。因此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或欧洲的左翼社民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已无力面对来自劳工权益、族群平等、移民冲击、恐怖主义、环保等所有最严重社会问题的挑战。对西方而言，如今即使不是“进步主义”的死亡阶段，也是即将进入休克的阶段。

西方“思想内耗”会否导致“革命”？

西方实际上已陷入思想的混乱与内耗期，平常在“进步主义”的大熔炉里，各种价值观相安无事。如今，契合“大转折”时代的精神气质，在西方内部，一种思想被另一种思想攻击已司空见惯，造成今日西方“思想内耗”的窘境。如果没有新的思想资源来超越如今的“内耗”，西方社会只会变得更为复杂甚至更不稳定。在现实问题、思想观念和社会稳定性三者之间，原本的良性循环有可能进入恶性循环——巨大的现实挑战正让人广泛地质疑固有政策背后的思想基础，而这种质疑会让固有政策不再被人所接受，或新的政策的产生也会因基于不同理念的政策辩论而推迟或夭折。

如果思想的相互承认或宽容变得日益脆弱，则极端主义会被重新推至历史舞台的中央。果真如此的话，则“宽容”——本身出自宗教思想间的和平共处的需求——不再被尊重的时候，西方会在历史记忆的指导下，将如今“思想内耗”化作“群体内战”，这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将社会的不稳定性向非西方世界转移，这又绝对是不可被接受的。

在西方“思想内耗”的同时，是它对国际规范的持续破坏，这表现在多个方面：欧美一方面批评中国实行国家产业政策，但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大肆发放产业补贴并计划实施产业政策；一方面攻击其他国家的政府抵制市民社会的游行，另一方面在“黄背心”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如今的校园运动中又打压和逮捕抗议群众；一方面声称尊重“联合国宪章”，另一方面却肆意轰炸伊拉克和叙利亚；一方面声称尊重人权和民众迁徙自由，另一方面却利用边防力量（无论是美国国民警卫队还是欧盟边防局）毒打和遣返移民；一方面声称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却对来自乌克兰和中东北非地区的移民区别对待；一方面宣称宗教宽容，另一方面却大肆宣扬伊斯兰恐惧症；一方面宣扬多边主义，另一方面却以单边主义形式推进“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西方在国际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的背离和它内部的“思想内耗”形成共鸣，前者和后者分别体现出西方在国际社会和西方内部的思想的矛盾性，以及最终表现为对内外“规范”的摒弃。

这可能是致命的。抛弃规范的后果是失序，极有可能“革命”就接踵而至了。或者说，失序后的“革命”几乎不可避免。如果规范不再被共同尊重和得到遵守，则行动的依据只能是自我赋予的原则，这些原则显然在不同主体那里不可化约，不再具有共同性。西方的思想内耗的继续会导致内部思想的不可化约性，而在国际社会中思想与行动的背离也会导致规范的崩塌，结果就是，西方已没有值得尊重的共有思想内核，它以及它的对手都只能基于自我原则采取行动，一旦规范失效，“革命”就是唯一的共同语言。它意味着，行动的合法性不再来自曾经的国际共识（比如联合国宪章），而来自背离共识的自我认知。

当然，无论是西方内部还是国际社会，现实世界还没有达到完全失序的“革命”状态，但是如果西方不解决自身的思想内耗，或将思想内耗的解决寄托于对外部特定世界的攻击（比如拜登政府试图将世界以“民主与专制”做简单的划分，并由此解决西方的“思想内耗”及在政治上将西方团结起来），那么上述从“规范”走向“革命”的前景并非不可能，只是这一前景并不美妙。

如何迈向“后进步主义”时代？

西方的思想内耗正产生全球影响。如果这个自命不凡的全球范围内所谓的“思想引领者”在思想领域变得如此脆弱和左右为难，那么全球各国难以再将其看作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或参考对象。因此，西方思想内耗不仅会丢失西方思想领域的优势，也可能引发全球思想领域的混乱，从而形成全球性的行动方案的多样化与冲突。

解决西方思想内耗的途径不是通过区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确认西方的道德、价值观与行动方案的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新的思想共识与共同行动方案。考虑到如今西方思想内耗的主要表征是“进步主义”受到了挑战，那么新的全球思想共识的形成是一项超越当前“进步主义”，走向“后进步主义”的任务。从中，平等与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基于个人主义的人权思想必须得到新的强调和严格尊重，并真正成为全球共享的思想价值基础。

从行动方案来说，欧美必须承认全球权力结构变迁导致的国际格局的变化必定会伴随不同行为体的全球能力、义务和权利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顺应这种变迁并重构不同行为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将会为“大转折”时代的国际格局的深刻变迁提供条件。在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中，如何对待“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

在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全球南方”的方式：一是，将之视作推进全球良治的新主体，以及塑造新的全球化的重要参与力量；二是，将之视作地缘政治竞争的场所与可争取对象。这两种途径将决定非常不同的国际秩序的性质与终极状态。

为着更美好世界的前景，全球各国（尤其是欧美）在处理全球南方时，应该着力于尊重全球南方的权益和独立性，而不应将之视作对抗外部“对手”的、可争取的同盟。基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共享价值，尊重全球南方各国的独立性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嵌入国际民主的、尊重各国独立性和重新注重经济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是有可能建立的，也是必要的。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