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几年最热的话题，那绝对少不了“国学”。

从网上可查到的数据，《经典咏流传》的视频累积播放量达到3.14亿，《中国诗词大会》是1.1亿，《典籍里的中国》有4772万。还有《百家讲坛》《国家宝藏》等等，都是点播率、关注度极高的节目。

人们被传统经典的魅力所吸引，被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底蕴所陶醉。

正因为这持续升温的热度，也让不少人对学习国学，学习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

在搜索词条里输入“国学”二字，跳出来的内容五花八门。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国学文化的传承者。”

“99%家长不知道国学育儿的重要性。”

“国学经典、领袖智慧”“女君子课程”……

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此中的乱象也并不少。

打着“国学”的名义骗钱的新闻屡见不鲜，鼓吹“女德”的课程内容不堪入目，亲子国学教育就是让孩子“听话”……

在这些“伪国学”的冲击下，自然也有人产生了质疑，认为学国学无用，“国学热”不会长久。

事实上，抛开那些“乱花迷人眼”的内容，想要真正学习“国学”，提升传统文化素养，中华经典教育必不可少。

究其原因，翻开由清华大学访问学者祝安顺著作的《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一阅便知。

“人”的教育

民国学人柳诒徵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这话不无夸张，却部分肯定了文化开创者之功，传统文化提倡的仁爱、正义等文明基本价值，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命构建，失去这些，我们就如同生活于黑暗之中。

所以，在一个民族精神文明成果的有序传承中，经典是

“我们和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是我们和自己悠远历史之间的一根纽带，缺乏经典教育，我们就无法找到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路，只能成为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经典教育呢？

有人认为，经典教育就是道德教育。还有人觉得，经典教育是审美教化。

事实上，道德教育是人类社会教育的一种普遍现象，审美教化只是经典教育展现的不同教化形态的其中一种。

经典教育有助于道德素养的提升和德行的养成，可以通过提倡审美活动，调动人的内心成长，但与这两种都不能等同而论。

中华经典教育是“人”的教育，对内来说是注重民族思维方式训练和生命价值意义构建，对外是言语和行为的向善实践，也就是人应该如何恰当地认识自己，并如何合适地开展人生实践。

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问题，气候变暖、生态环境失衡，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引发的担忧，多元文化的冲突等，看起来是自然和环境趋势的原因，但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人”的因素。

中华经典教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学习，将经典知识转化为生活智慧，使每一个人有知识、学识，也有见识、胆识，更能勇挑责任、义务，兼具群体与和谐，既能“成己”，又能“成就他人、完善他人”。

如此，才是解决许多问题的最本质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经典教育无论是针对当下，还是未来发展，都是十足的、理想的教育，我们无法完全实现，但却可以通过努力无限接近。

想要做到这一点，在选定经典教育的对象和范围时，就要多做考量。

由于当下的教育承载了过多的希望，经典教育，特别是以学生为对象的经典教育，要考虑与有限的课程、学时相匹配，以及教学可操作性的问题。

而在范围的选择上，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比如汉字与文言、节气文化、中医文化等，是教育和发展的基础，训练思维方式的《周易》和指导人生实践的《四书》，则可作为核心文本。

可以说，无论是从内涵、意义、对象还是范围，中华经典教育都体现了深厚的人本性。

“百年”的教育

中华民族曾经笃守经典大义，研读经典文本，民族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代代传承而形成思维惯性。

但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的强势冲击，救亡图存等问题，传统文化逐渐边缘化，所以有学者说“经学已死”，历史果真如此吗？

纵观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百年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00-1925年：从“变革”到“废止”

晚清政府迫于形势变化，废科举，兴学堂，中国延续了千年的科举考试落下帷幕。

就教育的制度、思想、教学等变革问题，当时的学者分出了推行派、转化替换派、废止废除派，各有主张，各有助益。

然而，1921年，“民国初年”的废除小学读经科，成为传统教育尤其是经典教育解构的开始，从此，传统经典教育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中逐步退出。

2. 1926-1945年：从“替换”到“提倡”

20世纪20-40年代，随着国民党名义上全国统一和日本侵略逐步加剧，中华经典教育反而迎来了一次大发展。

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等历史背景影响下，“尊孔”“读经”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运动。

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提出，“‘机械地模仿’外来文明史危险的，中国不能牺牲自己的整个文化。”

以及，陈济棠推动的广东读经，何键推动的湖南读经，私塾改造和“文白之争”等一系列事件，都促使经典教育得以特别的提倡。

3.1946-1979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发展

建国初期，在改革旧教育的过程中，基础教育内容体系中仅存的传统文化内容被看作封建的、买办的教育思想，逐步从教育中消失。

但与此同时，学校一律改成公办，坚持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大大减少了文盲的人口数量和高等学校极少的落后状态，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

同期的港台地区，此时则掀起了儒家文化热。

1949年新亚书院在香港创建，过去的60年中，对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1968年，台湾地区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4.1980-2012年：从“文化热”到“国学热”

“文化热”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印记。

1984年，随着许多传统文化研究资料的问世，各大报刊也开设专栏，开展如“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讨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

同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创建，通过邀请著名学者讲学、举办学术研讨、出版传统文化丛书等展开宣传，力图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上下兴起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的热潮，许多国学研究机构成立，民间诵读经典活动兴起，掀起了一股“国学热”。

回顾这四个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中国的近代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隐隐相随，始终不是最主流、最迫切的问题，却也始终未曾中断。

“百年”教育，历史渊源。

“探索”的教育

经典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主体从台湾地区转到大陆地区，规模从委员议案到贯穿国民教育体系始终，从全面自发到课程化建设的趋势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开展经典教育不是复古，除了纠正当下，更重要的还是面向未来。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想要使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深层意蕴和精神力量，在当下的教育中，搭建中华经典课程体系十分必要。

在此之前，先要研究清楚一些理论基础。

1. 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中华经典课程要解决的是民族精神传承的问题，是要对学习者的思维、价值、人格产生深度的引领，因此，它应该成为一门具有超越工具性学科（专业）、超越功利主义教育取向的价值课程。

2.课程范围

中华经典课程所选的内容有时空边界，时间上是1921年以前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传承，空间上是古代中国范围内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从中提炼出来的民族精神精粹和思想精华，具有贯穿中国历史发展时空的内在一致性。

3.课程过程

通过经典研读的五步骤，诵读、书写、注释、讲解、践习等教学过程的展开，从识字教学入手，到文化艺术提升，再到经典训练为依归，确定课程特有的体验式教学法。

4.实施目标

中华经典课程以价值取向的确立为社会效益，以养成君子人格为历史重任。更重要的是，以思维方式训练为核心和关键。

钟启泉、姜美玲指出，新课程赋予教学以新的内涵，教学必须实现价值转型，切实关注“整体的人”的发展，这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思维型教学文化”模式的确立。

其内容包括：思维语言（具体的术语和概念，提供交流的手段）、思维倾向（思维方式，鼓励高层次思维的敏感性、能力和意向）、思维控制（反思的方式和控制自己思维过程的方式）、策略精神（构建和运用思维策略的态度）、高层次认知（超越事实信息）、转换（从一种情境转向另一种情境的过程中关注知识与策略的联系）。

正如一句话所说，“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的凝聚和内核。”

注重对思维方式的训练，恰恰体现了中华经典教育的前瞻性。

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中华经典课程体系的建设才能走向更深，走得更远，对中华经典教育的探索才能永不停步。

写在最后

《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讲述了1991年至2021年，三十年经典教育跌宕起伏的历程，既有面对过去为何要进行经典教育的解答，又有面向未来中华经典课程的探索。

它是作者自己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也是作者想要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中华经典，并接纳、传播、承续的媒介。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写过《在国学热中的几点思考》一文，其中有一句是说，“‘学’并不仅指个人学习到知识，只顾个人。”

读一本好书的意义，也恰恰在于此。

自阅而自明，自明而后为他人鸣。

如此，“国学热”才能真正持久，亦会流传深远。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