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简介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42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后朱熹又将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于《四书章句集注》中加以注释,并成为了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的内容涉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其中,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阐释了修己对于治人、乃至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强调了治国策略与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因而具有由“内圣”而“外王”的重要意义。

《大学》一书,其文也约,其志也深。全文用语精确简练,意蕴深刻。虽然《大学》与法学专业交集貌似不多,但实可作为法学学子用以塑造个人品性、提升自己的道德文化修养,并进而实现“平天下”法治理想的不可多得的经典教材。

卓泽渊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1999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首届“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首届领军人才,首届“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入选者。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主任、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凯文特聘讲席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法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在纸质书刊和电子数据等信息海量增长的今天,如何选择经典图书进行有效阅读,是每一位读者面临的问题。为此,《中国法学》杂志社和《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联合推出“十杰荐书”,由历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推选一本自己认为最具推荐价值或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衷心希望这些法学家推荐的“至爱”图书及其研习心得,能为广大读者的学习、科研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期卓泽渊教授推荐的书目为《大学》,敬请关注!

□卓泽渊

在当今的法律或者法学领域,可推荐一读的专业著作有很多,但在人们所推荐的著作中,非专业的读物并不多见。我以为,有一部著作倒是所有的法律人应该一读的,它就是中国古老而著名的国学典籍《大学》。《大学》是著名的国学经典,更是中国法律人应读的国学经典。

《大学》实际上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形成于汉宣帝时代,是一个叫戴圣的人将收集到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佚名的儒家著作合编而成的。至唐朝之前,人们对它并不重视。自唐代起,由于韩愈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礼记》尤其是其中的《大学》篇不断引用,才使之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及至宋代,著名的学术家程颢、程颐对《大学》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借用朱熹的表述,程氏兄弟“尊信此篇而表章之”。而朱熹本人更是将《大学》纳入他的《四书集注》之中,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并列在首位加以编注、诠释。到了宋理宗时代,真德秀写作了《大学衍义》,向皇帝进讲《大学》,这一著作由此成为了重要的政治读物。

元代起将近600年之久的期间,朱熹编注的《四书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目,甚至被列为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用书。《大学》成为读书人的应试宝典,其中的章句成为试题的来源。那时,凡不读《大学》者,恐怕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

到近代,孙中山先生对于《大学》亦是情有独钟。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展开的理论,无论是什么政治哲学家,还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

对《大学》究竟是怎样的学问,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于我现在看来:

首先,《大学》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它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要弘扬光明正大的德行。这是为人之根本；所谓“亲民”,应理解为“新民”,使人不断更新,不断进步,弃旧图新。每个人都应当不断地塑造新我、新人,乃至“作新民”；“止于至善”就是要达至最完善的境界。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至善的境界也就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外,《大学》还提出了人生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我看来,这既是对理想人生的集中概括,也指明了人生八个逐级递进的目标和理想。

其次,《大学》是关于修身的学问。《大学》不仅阐释了人生的理想,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何以达成这个理想的根本办法——“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根本,是基础,是支撑。一个人没有修身作保障,一切理想、目标都无法实现。它明确指出,“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作为根本的“修身”没有做好,其他就必然不会好。这一教导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尤其是对于成长中的青年学者来说,更不是必不可少的忠告与劝诫。对于如何修身,《大学》在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论述。

再次,《大学》是关于治国的学问。在《大学》的视野中,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治国平天下”。对何以做到“治国平天下”,《大学》提出了“絜矩之道”,即要处理好治国者与民众之间在行为上的互动关系:“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居于上位的尊敬老人,民众就会兴起孝顺的风气；居于上位的人尊重长者,民众就会兴起尊重长者的风气；居于上位的人怜惜孤寡,民众就不会背弃这样的美德)。《大学》也指出了治国者自己的行为标准:“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您讨厌上位的人的某种作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下位的人；您讨厌下位的人的某种作为,就不要以此对待上位的人。您讨厌前面的人的某种作为,就不要以此来对待后面的人；您讨厌后面的人的某种作为,就不要以此对待前面的人。您讨厌右边的人的某种作为,就不要以此对待左边的人,您所讨厌的左边的人的某种作为,就不要以此来对待右边的人)。《大学》还告诫治国者必须尊崇民众的意愿与赢得民众的支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治国者要以民众的好恶为好恶)；“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您所奉行的道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您就拥有政权,否则就会失去政权)。此外,《大学》还进一步指出了与民争利的恶果:“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治国者聚敛财富,就会失去民心；散财于民,民众就会团结在您的周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一个国家不能以财货为利益,要以道义为利益)。所有这些治国理念,至今还闪耀着穿越时代的光辉。这于学习法学这一治国理政之学的学子来说,是不可不知的,其意义也不可低估。

最后,《大学》是关于法律的学问。它倡导尊重规则,一再强调“絜矩之道”。絜(xie),是度量；矩,是画直角或方形用的尺子,皆可引申为法度、规则。“絜矩之道”就是强调要讲规则,要讲礼仪、道德、法律。《大学》特别要求治国者必须尊重“絜矩之道”。对于诉讼,《大学》引证孔子的话说,“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法学界对此的诸多解释,多有误读。我以为,这里表现的并不是孔子不重视法律或者诉讼,也不是孔子要否定法律或诉讼,更不是孔子的谬误。它其实是孔子的高见,指出了诉讼乃至法律的最高境界与理想——“无讼”,即所有的诉讼都是为了消除诉讼。为诉讼而诉讼,始终是狭隘的,而通过诉讼来化解矛盾,使社会归于和谐乃至“天下平”,是最美好的法律理想。法律人最伟大而崇高的行动就是“平天下”,而以“平天下”的行动达成“天下平”的伟大理想则应是法律人的最高期求。

《大学》文字简练,总共不到两千字,但其内涵极为丰富。我在此处也只是信手写来,远未论及其所有精华,更未涵盖其全部思想。荐书语中只是从法律人必须认知人生、强化修身、关注治国、精通法理的视角出发,姑妄言之。括弧内的现代汉语翻译也只是为了给部分需要的读者提供参考,未必准确。若读者要得其三昧,还是请认真地阅读原文并悉心体会,相信您必有自己的心得。本文不过是为了引起重视,期望这一著作能使法律与法学、法律人与法学人变得更为崇高和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