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时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为着与来自西洋的“西学”相区分，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如江户幕府时期（1601-1868）的日本人，自18世纪起，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19世纪扩称洋学）、国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撰文，以“国学”与“外学”对应，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国粹派创刊于上海的《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宗旨，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20）、陈去病（1874-1933）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为“国故之学”的简称。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圣武记》卷11），这探讨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

经清末民初诸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阐发和研究，国学所涉领域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史、哲相当，但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的内容，自有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据。

国学包括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方面面，儒、释、道及其他诸学均在其内。所谓——

以佛治心

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

三教达成互动共济的文化系统。而“三教共弘”正是国学的基旨。

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之名在中国已经流行百年。中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现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科体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传统学术的“国学课”的设置，武汉大学依此旨开办“人文试验班”、“国学班”，前后已历十载。近年中国人民大学还专设“国学研究院”，效尤者不少。这些做法都试图在综合式的“国学”名目之下，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研讨和创发。

近年来，有的社会教育机构高张“国学”旗帜，提倡少年诵读经典，一些学人则利用大众传媒讲论古典，意在突破传统学术讲习的学院式门墙，以“国文”、“国史”、“国伦”对国人实施人文知识普及与伦理教化，竟然一时洛阳纸贵，颇受大众欢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专业研究者从学术规范角度提出的批评。平心而论，讲习国学受到欢迎，显示了国学的感召力，反映了社会对它的渴求；遭遇批评，则有益于讲者和听者学术水平的提升，推动人文素养的上扬，故两者皆为好兆头。这样一种对国学的倡导，试图以国学滋养国人的智性与德性，特别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道德感，以因应现时代渐次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沉沦等社会问题。国学讲习由此汇入现实的人文教育轨范，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事。

对于“国学”在大众教化意义上的展开，似宜抱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所以应予“肯定”，是因为在中国渊富的学术文化中，包蕴着多层面的精神资源，诸如——

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

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

和而不同、互动共济的和谐理念

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精神与物质兼顾的文明观

好学、善学的重教传统

诸如此类的中华元典精义，历千百年仍光耀万丈，经过现代诠释，可以转化为救治“现代病”的良药、滋养今人心田的营养。故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学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实绩，并在国学普及进程中，实现古今推助、雅俗共进，开辟国故之学发展的新生面，以有益于众生。

然而，我们又必须“谨慎”，第一，昌明国学，切勿抱残守缺、视“国渣”为“国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国粹”，也有一个古今推衍、现代诠释的过程，不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第二，昌明国学，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排斥异域学术。健康的国学，应当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汲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与创造性转换。

宋人张载（1020-1077）在《正蒙·大心》中把国故之学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指通过感官接触外物获得的知识，约为智性知识；后者指通过内心修养参悟出来的知识，约指德性知识，唐人韩愈（768-824）谓：“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窦公墓志铭》），强调国学在养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种分类自有道理，却又不必载然分作两橛。国学讲习应注意于二者的兼顾与互动，一方面介绍基本的国学知识（语言文字、典籍、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显国故之学蕴涵的大义，把“小学”功夫与“大学”授受结合起来，达成“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

德性之知当然有赖智性之知的浇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学识广博者德性并不高，而有些文化水准较低者蕴含着丰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获得，并非单凭知识传授，还自有生成机制。

对于健全的国学讲习，我们乐观其成。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