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病讲究治人之病，西医讲究治病之人。西医注重病因的针对性、对抗性治疗，如杀菌，手术等。中医重整体调理性治疗：因势利导，扶正祛邪，讲究天人合一。东汉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汤液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将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基础，其中的扶阳经方在心脏康复方面有独到的优势。

《伤寒杂病论》的框架根源于道家，受道家医学思想影响。从《伤寒》的主要内容看，老子《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导了经方的理论和临床治疗。张仲景是以《汤液经》的方证为基础，批判地继承了道家、其他医家的方证经验和八纲、五脏辨证理论，并且在弘扬八纲辨证、摒弃五行五脏辨证的基础上，加入了半表半里病位概念，创建了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其内容为因证立法，创制新方，建立方与证、方与法、方与药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方以法立，法以方传”的特点，使理、法、方、药丝丝入扣，一线贯穿，从而在临床上取得肯定的疗效。

《伤寒杂病论》关于胸痹的病机：阳微阴弦

伤寒杂病论是谁写的（伤寒杂病论是谁写的作者是谁）

根据心脏康复各期的患者临床表现，一般归于《金匮要略》中“胸痹”、“胸痛”、“虚劳”、“心悸”、等病证的范畴。本病以阳微为本，阴弦为标。《金匮?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开篇即云：“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开宗明义，从脉象论胸痹心痛的病机。

《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论治：

《伤寒杂病论》六经其中太阳为阳中之阳，少阳为阴中之阳；太阴为阴中之阴，少阴为阳中之阴。二阴二阳之四象代表四方，四时、二至二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内经》在此基础上首创“三阴三阳”之论，《素问?六元纪大论》说：“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其较之“二阴二阳”即在太阳，少阳中增加了“阳明”（《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两阳合明，谓之阳明”在左阴，少阴中增加了“厥阴”(《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两阴交尽，谓之厥阴)有学者认为，在“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序列中，完全以2的倍数递增的，就描述人体生命现象而言，三阴三阳比仅以2为要素的“两仪---四象---八卦”序列更实用，更贴切。因此冠心病的辨证为：退步即进步。从八退到四，退到二，退到一上。冠心病的辨证:“归一立极”，以阳为要：脏腑辨证以脏腑来分阴阳，八纲辨证以八纲来分阴阳，气血辨证以气血来分阴阳——论其末。如果我们只是在后天脏腑的角度去看问题，去理解阴阳，那么这是论其末，如果我们从《易》的角度去理解，就达到了极的状态，达到了合一、归一的状态。

《医理真传》：“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因此冠心病的治疗以扶阳为要。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中药物是基石，其中方剂是心脏康复中药的基石，而扶阳经方是心脏康复中药治疗基石中的基石。中医讲阴阳平衡和辨证论治，中药就是阴阳平衡辨证论治的砝码。每味中药都是按阴阳平衡辨证论治的思想予以归类和应用，食物是平性，而药物都是偏性的，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的偏性，由于心为阳脏，心阳受损疾病发生，因此扶心阳的药物为心脏疾病的主要药物。

“扶阳”的精义更是贯穿《伤寒杂病论》全书，其扶阳法的运用匠心独运。

因此《内经》首创了“扶阳”思想，有“阴病治阳”的治病方法，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践行“扶阳”治法的第一人。在王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诠释之后，周之干在“人身以阳气为主”率先提出了“用药以扶阳为先”（《慎斋医书》）的用药思路。

到了清代扶阳派创始人郑氏临证，辨病与辨证结合，综合运用，但尤重辨证。郑钦安对《伤寒杂病论》六经从气化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郑氏认为三阳之病是阳盛阴亏，故救阴为先，三阴之病是阴盛阳必衰，以温补为要。郑氏透析出张仲景着书之本意，抓住阴阳合一之道、三阴三阳气化之机，从源头上指出了《伤寒杂病论》一书“扶阳气”与“存津液”之原旨，由此而抓住了人身一元真气之精髓，进一步发扬了张仲景三阴证学术思想与方法，凸显扶阳学说，使医者抓住六经辨证之提纲，就洞悉了病证发生发展之根源，从扶阳着手可治外感内伤一切阳虚之证。郑氏在阴阳中尤为重视阳气盛衰对疾病的影响。

在其著作中提及“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夫人所以寿生而不知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气即阳也，火也。”这种思想贯彻其著作的始终，并影响了他遣方用药时对药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