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金针度与人，无恨于此生

北大和清华，作为我国最顶级的大学，是莘莘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地方，然而，同为殿堂级的最高学府，其走过的路却是大为不同的。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妥妥的国立官办，清王朝有绝对的控制权；而清华则不同，它前身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资金是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说白了，清政府是没有完全控制权的。

京师大学堂

这两个大学的校风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务虚能力较强，喜欢坐而论道，往往想法多办法少，醒得早，起得晚；而清华则严谨务实，,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办法却比北大多，想得到也有能力办得成。

民国时的这两所大学中，大师云集，虽校风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后进的提携，在这方面，北大似乎要做得更好一些，如傅斯年，如胡适，如郁达夫，然而，其中做得最好的，我认为是顾颉刚。

傅斯年，胡适

当年，童书业在江西的一家报馆做校对员，他久闻顾颉刚的大名，就将自己了《虞书疏证》寄了过去，顾颉刚看见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青年，自学成才，能有这么高的水平，便请他来北京。

顾颉刚不仅亲自去车站接，还让童书业住在自己家中，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支付几十块大洋，给自己当助教。

传帮带一条龙，在顾颉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下，童书业进步神速，后来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

钱穆

顾颉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一本《先秦诸子系年》的书稿，了解到作者是中学老师，便推荐他去燕京大学当了教授，这位中学老师名叫钱穆。

更有名的是，钱穆有个侄儿叫钱伟长，受叔叔钱穆的影响，也准备学历史，他以历史满分和物理18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于是，钱伟长便立志要学物理来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

可钱穆根本就不同意，历史是咱的“家学”，如何能轻易弃之，再说了，你那18分的成绩，哪个大学能录取你啊，于是，钱伟长便求顾颉刚帮忙。

顾颉刚很欣赏这个小青年的志向，他便找到清华理学院长吴有训通融，就在陈寅恪先生到处在找这个历史考满分的学生时，钱伟长进入清华物理系，最终成为共和国的“两弹元勋”。

晚年钱伟长

晚年钱伟长回忆起当年顾颉刚对他的帮助时，感激地说：“今天我之所以能从事科学工作，顾先生是帮了很大的忙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顾颉刚，就没有伟大的科学家钱伟长。

顾颉刚经常说，古人有云，“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意思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本事都教授给别人，而我要反其道而为，将全部的知识教给别人，这样才能绣出更美的鸳鸯。

顾颉刚故居

苏州，是读书人的天堂，而顾家则是天堂里的翘楚，当年乾隆下江南时，曾给顾家题了一块牌匾，“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而顾颉刚就是顾家的掌上明珠。

遗传基因的强大，使得顾颉刚在学习上就是天上的文曲星附身，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苏州高等小学，考第二名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叶圣陶，二人是同窗好友，还曾在一起结社，顾颉刚成天地填词书赋，不过，他在这方面的天赋并不高。

1912年留影，左二为顾颉刚，左三为叶圣陶

他的天赋是历史，天生就是个“读书种子”，曾对人言道，恨不能读尽天下书，他从小在祖父的教导下，熟读《尚书》《周易》等古文经典，打下了深厚了古文功底，尤其是在“小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方面，更是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造诣。

顾颉刚20岁时考上了北大哲学系，他很佩服章太炎的学问，此时的他，同大胖子傅斯年住一个宿舍，傅斯年是黄侃的弟子，但听了刚从海外归来的胡适演讲后，便转投到胡适门下。

顾颉刚跟着傅斯年听了胡适的课后，也深受启发，尽管胡适大他不到两岁，可顾颉刚一直是执弟子礼。

众所周知，胡适是“考据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直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来做学问，他并不是按传统顺序来讲历史，他不讲三皇五帝，直接从周宣王讲起。

因为，在胡适看来，周宣王以前的历史，都缺乏依据，靠着神话和传说，不足为凭，这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

胡适

北大毕业后，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并兼着《国学》季刊的编辑，他在图书馆看了大量的书籍，也为他日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祖母病重，顾颉刚立即回家照顾，胡适便让他有空时，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正是在编书的同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正是这个疑问，成为他突破历史传统的一个契机。

顾颉刚发现，所谓三皇五帝的排列顺序有一个规律，即人物出现得越晚，排位就越靠前。

比如，周代记录最古老的人物是禹，到了孔子的春秋时，出现了尧和舜，排在了禹的前面；到了战国，出现了黄帝和神农，又排到了前面，到了秦代 ，有了三皇，到了汉朝，有了盘古，于是，盘古就开天地了。

由此，顾颉刚得出了结论，“古史是一层一层累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关系。”中心立论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就是史学界的“层累说”。

这个立论公开发表后，钱玄同先生首先表示赞同，蔡元培先生称誉他的观点是“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胡适更是热情洋溢地说：“顾颉刚的‘层垒地造成说’，是中国古史的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

然而，这个新观点却也遭到了许多史家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顾颉刚是标新立异，蛊惑人心，甚至上升到数典忘祖的程度。

顾颉刚认为，禹是由古代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形象而来，是中国的图腾，大约是虫或蜥蜴之类……

上述这段话，被陈立夫浓缩成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于是，反对之人群起而攻之，民国大佬戴季陶致信教育部，说“这个年青人太不懂事，竟敢怀疑大禹是否存在，实在太过荒唐，很容易误导学生，不应该作为中学课本，必须取缔。”

更有甚者，在总理参加的国务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对发行此书160万册的商务印书馆予以重罚，一本书一块，共罚款160万大洋；好在总经理张元吉找到“民国四皓”之一的吴稚晖，方才逃过一劫。

顾颉刚一直作考辨古史的工作， 1926年，他出版了被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革命的书”，即《古史辨》第一册，到1941年时的第七册，共汇集了他共计325万字的350篇文章。

从他1926年大学毕业算起，不到六年的顾颉刚，以他的现代史学观，成为“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也一举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江湖地位，用著名学者余英时的话说，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抗战爆发后，顾颉刚去大西北进行了考察，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并应聘于甘肃学院教授，也就是现在的兰州大学；抗战胜利后，顾颉刚应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校长之邀，任兰大讲席。1948年，顾先生正式担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正是在西北考察时，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口号，强调“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这在中华民族统一抗战凝聚力上，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有着积极的影响。

此论点得到傅斯年、白寿彝、翦伯赞等人的大力赞同，傅斯年发文说，“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汉统一，“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

其实，“中华民族”的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在1901年时提出的，而顾颉刚在抗战之时，出于维护国家政治统一考虑，反对“民族自决”和“中国本部”与民族划分等主张或提法，认为“中国之内绝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则是有特别的意义。

解放前夕，很多文化和学术界的名人都去了台湾，顾颉刚本来也想去，因为台湾大学请他过去做文学院院长，而他的好友傅斯年也竭力劝说他去台湾。

可是，中共最高层托郑振铎转告说，“转告颉刚，不必东跑西跑的”，有了这句话，故土难舍的顾颉刚最终还是留在了大陆。

回到上海的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当教授，1954年调到北京，担任了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是因为中共最高层让他领衔标点“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

有了这柄“上方宝剑”，顾颉刚在不仅免受了多次运动，而且在各方面的待遇都相当地好，但是，在“史无前例”中，他还是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这几乎是所有学术战线领军人物都必须“享受”到的待遇。

1971年呢，顾颉刚又开始担任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对工作，1977年完成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完成了他心中的一桩大事。

1980年顾颉刚因病住院，12月25日下午，他坐在病床旁的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还想着第二天要写的文章，女儿顾红就说，您口述就行了，我给您记。

可是，女儿的提议被顾颉刚拒绝了，他说，这个我得自己写，谁想到，晚上9点时，顾颉刚便再也没有醒来，享年87岁。

左至右，章元善，顾颉刚，叶圣陶，1970年摄

遥想当年，顾颉刚与胡适和傅斯年被人称为“老板”，这是他们学术圈的叫法，这些人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名教授称为老板，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顾颉刚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然而，与胡适和傅斯年不同，顾颉刚可以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纯粹学者，从不看人脸色行事，他实在是一个感情充沛、热爱学术的书生，一心埋头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即使胡适也由衷地感叹道：

“颉刚在我们朋友中是低头努力的人，他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也不做什么国学概论，国学大纲一类的空书的、无聊的、甚至于抄袭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计划的。”

然而，顾颉刚一生除了他的学术成就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同鲁迅的交集，其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复杂纷繁，很难说清楚，二人为何走到势同水火的地步。

也不知是何原因，鲁迅一直就很看不起顾颉刚，甚至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不忘对顾颉刚奚落几句，二人矛盾日久，还引发的一场公案，沸沸扬扬的一直闹到《中央日报》上，差点还打官司。

以小说为武器来讽刺，这是鲁迅的拿手好戏，1935年11月，鲁迅发表了新编故事《理水》，说得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从内容上来说，鲁迅很明显在此揶揄的是顾颉刚的《古史辨》。

而其中创造的一个红鼻和口吃的鸟头先生，一看便是暗讽顾颉刚，因为顾先生就有口吃的毛病，这就从原本的学术争论，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

顾颉刚曾说，“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1926年，顾颉刚和鲁迅同时被厦门大学聘请为教授。二人到厦门后，很快成为同事，关系还不错。

顾颉刚为人老实却缺乏心眼。在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先后推荐了一些人到厦大任教，但是，这些人都与鲁迅有过芥蒂，而且不少又是胡适的学生，而胡适是被鲁迅骂得很惨的人，于是，顾颉刚也被鲁迅列入了“胡党”。

更让鲁迅愤怒的是，陈西滢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日本人盐谷温的嫌疑，而顾颉刚对此表示赞同，所以，当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得知顾颉刚也接到中山大学的邀请信后，立即表示，“他来，我就走”。

而顾颉刚对鲁迅也少有好感，他买下了鲁迅所有的书读了之后，在日记中写道：鲁迅“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是看过很多遍，但因为没有看过盐谷温的原著，所以不敢妄言，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鲁迅引用了这个日本人的一些观点而未作特别的说明，所以被人误认为是抄袭，这也许是争论的根本，或者是误会。

平心而论，顾颉刚和胡适、徐志摩等留学西洋之人，身上洋溢着自由、奔放和鄙旧的气息，这同师从章太炎、旧学功底深厚又为人板正的鲁迅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虽然有很多的误会，也有着个人的原因，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风气使然，但鲁迅性格的多疑和尖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建国后的鲁迅，因最高层的推崇而如日中天，所以，当年同鲁迅打口水仗的顾颉刚自然也没有好果子吃了，但他是一位做学问的纯粹之人，毕竟他也有最高层赐予的护身符，对遭到的冲击，也就一笑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