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教书匠，他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知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文| 烈酒封侯

图|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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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的同时，清华还曾委任吴宓筹办设立了一个研究院，也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一个非常牛的研究院，虽然从创办到结束，仅仅维持了四年，但是它在中国学术界开创出了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研究院创办之初，第一件事情，便着手确定合适的导师人选

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大使王国维，

第二位，是戊戌变法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

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归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这三位导师性格迥异，但在当时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级别人物。除了他们三位，还有一位导师，他在当时并不出名，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却也成为了这个研究院的导师，他便是陈寅恪。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是最后一位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他出任研究院导师，最初并不被清华校长看好。

教授吴宓校长向推荐说：“陈寅恪可担此任。”

校长曹云祥不了解陈寅恪，

便问梁启超：“陈寅恪先生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只有三个学士学位。”

校长又问道：“那他有没有什么知名的著作？”

梁启超再答：“也没有任何知名的著作。”

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无著作，如何能够胜任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最终在吴宓与梁启超的极力推荐下，曹云祥聘陈寅恪为第四位导师。

所以，在这个研究院毕业学生的毕业证上，导师一列是分别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当时李济为讲师，另一说是吴宓）。他们被称为“五星聚奎”，这些国学大师们，桃李门生、私淑弟子几乎遍充几代中国国学界。

陈寅恪上课之初，便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评价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烈酒封侯本期人物，便来讲一讲这位入职清华之初一无著作，二无博士头衔的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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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著作，二无博士头衔的陈寅恪，被清华大学宣布为特聘教授，要是当时有微博或者朋友圈，他这绝对是要分分钟便窜上热搜的节奏啊！好多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在第一时间想要了解这位导师到底是谁？可能不出一会儿便会扒出陈寅恪的祖上还是有高官的，他的爷爷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可能有的网友便会质疑，陈寅恪当导师，可能是有内幕吧，哈哈。

陈寅恪出生于1890年，老家在湖南长沙，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寅年，所以家人为他取名寅恪，恪为家族兄弟间的排辈，他的哥哥便是叫陈衡恪，也是恪字辈，是著名的画家。陈寅恪小时候是在家塾读的启蒙教育，当然，学习的知识不仅仅是四书五经，还有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他十岁的时候，祖父陈宝箴去世了，他的老爸陈三立之后带着家人举家迁居到了江苏金陵，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他的老爸，也是很有才华的，他爸爸陈三立当时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为“维新四公子”，官至吏部主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搬家之后，他爸爸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的同时，还开设了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思益学堂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家中的学堂采用的是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们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所以说，小时候的陈寅恪，便是在如此家学渊源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开放，较早接触东西洋知识，他在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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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多次出国留学。

在他12岁的时候，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在他20岁的时候，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于形势，才于1914年回国。

在他28岁的时候，陈寅恪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学习了三年之后，他又由美国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以及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了各方面的知识。

留学与刻苦学习的经历，是陈寅恪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其中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懂得掌握的如此多的文字语言，使他掌握了一把研究史学的利剑，而且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经过多年的留学经历又使得他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与学识，多为国内外名人所推重。

虽然出国游学二十多年，但是陈寅恪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完全是为了学子而读书。他在留学期间的想法便是，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多，他便去哪里读书，去哪里研究研究。学位而言，对于他就是一张纸，没什么价值，装到脑子里的知识，才是自己真真切切的学到的。

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陈寅恪这一年36岁，满载的知识回国了。

这时候，正赶上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也就是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件事。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所以出现了梁启超与清华校长的那段对话，清华国学研究院最终聘任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李济为讲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他38岁的时候，他才结婚，迎娶的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筼字是不是不认识呢？这个字音（云）。他们两个人育有三个女儿，一生相濡以沫，唐筼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其实她也是很棒的，自幼就开始读书，后来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陈寅恪对于爱情与婚姻而言，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他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说：“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他们两人是经同事介绍认识的，也是就相亲，当时陈寅恪与唐筼相约在中央公园里见面。那时的中山公园还叫中央公园。1914年改为公园后，一时成为新青年男女约会的风雅场所。

在公园里等候的唐筼细心地发现，远远走过来的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微跛。在谈话中，陈寅恪告诉坦白的她：自己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经常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就这样。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

性格坚韧的北洋新女性唐筼，在遇到陈寅恪之后，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成为甘为之死、永志不忘的一位“中国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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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便，抽完了一支烟，便跃身头朝下，扎入颐和园昆明湖，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陈寅恪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而且还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可谓是学者本色。就算是在课余时间，他给学生们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能把葡萄酒原产于何地，流传向何处的脉络，讲述得清清楚楚。

他每次来上课，总是会抱着很多很多的书。当他在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抱着的书一定是用黄布包裹着，当他讲授其他课程的时候，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虽然他总是带好多书，但是他从来不要助手帮忙抱，也不麻烦自己的学生帮忙，总是亲力亲为。他为什么能做到“四不讲”，那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每次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卓见，哪怕是同一门课讲好多次，都不会有重复的。

每当陈寅恪上课，下面坐着的，不仅仅是他的学生，还有外系的学生，真可谓是学生云集，好多清华的老师与教授，都会慕名而来，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所以说他是教授的教授。那时候，在华北学术界，学者一共分成两派，一派是土生土长的学者，另一派是出国留学归来的学者。前者认为留洋归国的人不懂国情，有再多的新学问，也是隔靴搔痒，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后者则认为本土派太迂腐，不懂的与时俱进，眼光狭隘，也算是一种文人相轻吧，他们互相看不起，但是陈寅恪不属于任何一方，而且不管是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他在两派人心中深得崇敬，这在学术界，堪称一个传奇。

季羡林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学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当时读的是西洋系，上了众多和西方的历史、文学、美学相关的课程，但是后来季羡林说，他自己觉得受益最大的不是那些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听了陈寅恪的课，之后季羡林搞起了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研究，不得不说有一定的原因是源于陈寅恪的影响。季羡林说：“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寅恪老师一人。”

陈寅恪讲学重内容，从来不拘于形式，上课从不点名，从不小考，从来不会给学生不及格，真的是不拘一格。

陈丹青在《国学研究院》描绘的五位大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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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因为各种原因，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后来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虽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了，但是他教书匠的工作还在继续。

1937年七月，日本侵华战争蔓延，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这时候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陈寅恪回家奔丧。这一年11月，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治丧完毕之后，寅恪随校南迁，开始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又过了两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因为他早已名声在外，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被他坚决的拒绝了。

后来又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这一次，他又拒绝了，拒绝抗命之后，陈寅恪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陈寅恪的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了文人的渊博学识，更看到了身为中国人的骨气与信念。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接到了牛津大学的应聘，这次，他顺利的去了牛津大学任教，因为自己有眼疾，一并顺便到伦敦治疗自己的眼睛，此前在国内有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到了英国之后，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返回了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来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所以后来陈寅恪移教于中山大学。

1957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寓所内，思考《柳如是别传》已双目失明

1962年，陈寅恪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wenhua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最终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永远的离开了人世，他去世后没多久，夫人唐筼于11月21日辞世。

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当时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仅仅相隔45天，唐筼便也走了。

有人说她死于心脏病，

有人说她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以轻松结束。

总之，唐筼是追随陈寅恪去了，这对才德兼备的唐筼来说是生死相随，生命相依。

若依陈寅恪的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

但，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怎么说，也该算是一等了吧。

陈寅恪：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

陈寅恪一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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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可能是他的不足。 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作为教书匠的他，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他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

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对陈寅恪这个名字的“恪”怎么读有点摸不着头脑。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陈寅恪“恪”应读作“克”（拼音：Kè）。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应读作ChénYínquè。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当年，清华师生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陈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

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蔡元培、胡适、章太炎

以上四人有民国最著名的四篇演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查找

现在只展示陈寅恪的一篇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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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陈寅恪

史学家卞僧慧：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

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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