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当时大部分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遭受列强的欺负，归根结底是文化出了毛病，想要改变现状，唯有根除旧文化，学习西方新文化，才能走出困境。

这种认识，在当时完全可以理。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被彻底摧毁，启蒙运动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被西方的强大证明为真理，中国战争中的一败再败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好的注脚。旧的体系塌陷，新的体系没有搭建起来，不免陷入了窘境，行为举止会走向极端。

但是这种认识，在不知不觉之中，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了起来，造成了非此即彼的错觉，殊不知 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之所以传承，并非是因为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兼容并蓄的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国际地位的提升，国人不仅重新拾起了自信心，曾经鄙视的旧文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国学热”。

一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凭空而来，“国学热”也是如此，国学的复活不仅是传统文化顽强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所有炎黄子孙共同努力的结果。

回溯上世纪初，尽管西化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坚持驻守在传统文化的阵地上。这部分人并非造门造车，他们中也不乏思想开明人士。

钱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守旧派的代表，当年还在无锡老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作品《论自由》，当时的翻译还是叫《群己权界论》，即便是放在今天，这本书大众之中的知名度还是很低的。

胡适和钱穆分道扬镳之后，积怨颇深，让人很难想象钱穆早年居然是胡适的忠诚簇拥者。胡适在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回国后开始在中小学推广杜威的经验主义。当时中国的思想前沿在北京，距离无锡千里之遥，而钱穆在得知经验主义之后，真的在自己所教学校实践了起来。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钱穆都不能说是保守主义者，他后来捍卫传统文化也是看到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不得不走到了当时思想主流的对立面上。

除了那些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很多反传统的人到了晚年，也被传统文化所驯服。傅斯年，这位被称为“傅大炮”的传奇人物，早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首领，坚决反对传统，而晚年担任台大校长的时候，要求大一新生必须阅读《孟子》、《论语》。

大陆鼎革之后，有一批人去了香港、台湾甚至欧美国家，很多移居南洋的人，由于历史原因，只能在当地落脚。中国人讲究安土重迁，“故国余魂长缥缈”，现实中的故国尽管已经回不去，只好建立起精神上的故国。

上世纪50、60年代，马来西亚地区的华人为了让自己的后代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自己筹款建立学校，并且在学校里面讲授四书五经。即使是受到当局的残酷打压，还是继续撑下去，对于这些华人来说，方块字不仅是他们的文化，更是精神支柱。

基本上在同一时期，以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牟宗三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感慨中国文化花果飘零，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开始了伟大的传统文化复兴。

留在大陆的新儒家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因对革命失望开始潜心研究学术。他自己曾经说，少年时期因为孔儒为封建宗法思想，与当时革命格格不入，弃之不用，后来学习佛学，感觉儒释互通，重新攻读六经。

熊十力晚年大声疾呼“中国文化要亡了”，这是老先生内心的呼喊，虽然悲观，却真是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爱戴。中国文化真的要亡了吗？没有，就是在当时大陆，钱钟书还在撰写《管锥编》，施蛰存的《唐诗百话》已经颇具雏形。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才有了后来的“国学热”，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更是属于所有的华裔、华侨和华人。

“国学热”兴起之后，以国学冠名的事物越来越多，不明事理者将国学等同于成功学和心灵鸡汤，更有甚者将国学变成自己敛财的工具，这一切造成的坏影响在当时并不会马上凸显出来。

坏影响一旦凸显出来，让人们产生怀疑的不是这些所谓“国学讲师”的人品，而是他们扯起的那杆国学大旗。

原本塑造国人人格，使国人变聪明的国学，无缘无故地替江湖术士们背了黑锅。

“国学”首次被提出的时候，由于界定的范围过于模糊，造成不管传统上的任何东西都往“国学”这个篮子里面装，原本边缘化的东西由于过于浅显，容易被大众接受，被捧上了神坛，代表就是《弟子规》和《鬼谷子》。

《弟子规》的作者已经不可考，相传是清代的一个落第秀才，自己郁郁不得志，才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口口声声谈论道德，不仅和儒家经典里的论述多重矛盾，就是它本身也是前后冲突。不难想象，这样一本书给人灌输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利用道德来掩饰愚昧思想的本质。

《鬼谷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本伪书，后人托名所作，却在民间有那么多的受众，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认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大众总是喜欢超自然的力量，认为越是神奇的东西越是灵验，越是没有明确记载的人物越是不世出的高人。

所以，想要学习国学，首先就要根除愚昧以及对玄之又玄的崇拜，抛弃这些糟粕，回到正途上来。

国学的好处在于，教给你的不仅是知识，还会带给你一种深度的思考，启发你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是不是“至圣”有待商榷，这个“先师”却是当之无愧。

孔子从来不会给学生一个标准的答案，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比如“仁”的含义，每一个学生得到的答案都不同，这本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却让后来的迂腐儒生吃了大亏。

后人为“仁”字的注解吵来吵去，都宣称自己是对的，别人扭曲了孔子的真实意图。后世这种企图统一思想的解释，才是对孔子思想最大的扭曲。

自宋以后的皇权越来越集中，到了明清废除宰相之后，皇权和相权全部握在皇帝手中，为维护统治的稳定，科举考试逐渐形成了以八股文为主的考试模式，朱熹的《四书章句》被皇家钦定为标准答案。

朱熹生前最为反对的就是科举考试，死后却成为科举考试的判官，被学子们骂了几百年，真是冤枉之极。

文盲出身的朱元璋本身就是大老粗，他知道自己的统治来之不易，因此非常恐惧读书人，为此，他不惜删除篡改了《孟子》。

明清时期，官员在断案的时候，不仅要让罪犯伏法，还要在六经之中找到证据，如此一来，不仅让罪犯得到惩戒，还让他们的家人背负上骂名，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上述的做法早已经背叛了孔孟以及儒家的初衷。

儒家讲的“忠”范围很广，不仅是宏观上对君主的忠诚，也包括日常对朋友的忠诚。儒家看中的道德，是在困境之中对自己底线的坚守。

孔子率领弟子被困陈蔡之间，温饱都不能解决，子路非常郁闷，就问孔子：君子也会遭遇困境吗？孔子回答说：即便是困境之中，君子也能守住底线，小人就会胡作非为。

西方有一个经典问题——电车问题：是否可以为了救几个人的性命，而牺牲掉一个无辜的人性命？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就认为可以可以为了救助五个人而牺牲掉一个无辜的人，因为让大多数人幸福是人类的发展目标。

而道德学派则认为责任与义务相关联，杀人是非常不道德的做法，那么不能为了五个人的生死，去牺牲无辜的一个人。

作为道德学派的代表，康德的墓志铭上这样写道：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之所以能够理解康德，就是因为儒家的思想和康德有着互通之处。

孔子被困陈蔡之间，颜回的话，最让人感动，甚至让人热泪盈盈眶：如果现实的一切可以让我们满意，那么我们还继续努力推行正道干什么呢？

中国文化能够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就是因为一直有孔子这样坚持自己理想的人存在，我们大部分人当然做不到到和他们一样，对他们起码的尊重还是能够做到的。如果连尊重都没有，反而进行嘲笑，那就是无耻了。

孟子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东奔西走，也没有人理睬他，战国时期的战争相比于春秋更加频繁，他依旧没有放弃。孟子一辈子都在反抗，反抗他所处时代的主流，反抗统治者对人们的压迫。

“三纲五常”常被误解为儒家思想，实际这个最早出自于《白虎通义》，是儒家从法家引进的思想。孟子当然讲究尊卑秩序，前提是在大家相互尊重，一旦统治者残暴，那么下面的人需要做的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奋起反击。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很明显这就是权责对应的关系。

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赤裸裸挑战统治阶级，可以想象朱元璋在读《孟子》的时候肯定是一边咒骂，一边恐惧。

到了明末的时候，黄宗羲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宣布统治者皇帝“为天下之大害者”，国家一切恶的根源都是皇帝。

如此大逆不道的思想，不仅仅中国统治者害怕，西方统治者同样害怕。对权力的渴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分地域的，路易十四也好，查理一世也罢，本质上和朱元璋又有什么区别？

儒家当然不是国学的全部，道家、佛家、墨家、法家以及被忽略了几千年的名家等等都是国学的一部分，道家的辩证思想，佛家的唯识论、墨家的非攻兼爱、法家的秩序原则、名家的逻辑演绎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认真了解并且付诸实践，这些思想才是国学真正精髓，在生活中应用这些思想才是学习国学的目的。

如果说怀疑、批判是历史学家的美德。那么不迷信权威，不相信一切既有的答案，在国学中启迪智慧，不被一切主流思想所束缚，才是学习国学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