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学术的国学，如按传统图书与学术之分类是经、史、子、集四部，或义理、考据、辞章之学的三路向等。经学是国学中的重中之重，因为经学中包含有大量的社会史的内涵。我还是认同晚清“穷治语言文字以通经学”的学风。五四以来，我们对经学与理学有太多的误解。

我想强调的是，国学不仅仅指传统学术，尤其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国学当然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在清末民族危机与西学大量进入中国以前，没有国学这一说法。国学这一概念从上一世纪初年被章太炎们从日本引入之时起，就含有振兴民族精神与弘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性、宗教精神与人文传统，来振兴国族、复兴国家、增强自主精神与自信力，以与东西方列强相抗衡之意，也含有批判或救治世界的西化、工业化、商业化、功利化的弊病之意。可见，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而且还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清末民初的国粹派思想家们所谓“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即是主张通过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 章太炎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民报》第七号《国学讲习会•序》）]

有人把国学与汉学同等或并列看待，尤为不当。外国人研究汉学（今天叫中国学）与本国人研究国学有很大区别，不可等量齐观。外国人只看重饾饤枝节而忽略内蕴精神，他们视汉学（或中国学）为纯客观对象，而本国人对国学自然地投入主观情感，怀抱温情与敬意的心态，而且身体力行。

所以，今天我们谈国学，我以为，大约有这么几个层面[ 我曾于1994年10月23日在《文汇报》发表了《国学与国魂》一文，此文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本文第一部分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以下层面分析即源自该文。]：

第一是常识层面，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ABC。针对几代人国学素养的不足，面对媚俗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学初步的教育已是十分紧迫之事。这需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配合。

第二是学术与技艺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之传承。要通过微观精细地研究，抢救、整理与继承绝学，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金，养一些甘坐冷板凳的专门家，尤其要培养新生代，并造成代代相传的机制、环境、氛围。

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例如《论语》《孟子》，按梁启超的说法，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俱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今天我们提倡国学，主要是提倡理想人格的追求，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萎缩或失落。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族魂的层面。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一味贬损、伤害中国文化之根，无益于西方精神价值的引进与融铸，无益于新的现代文明的建设。正如鲁迅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见鲁迅《文化偏至论》，此时鲁迅还是章太炎的门生和“国学振起社”的成员。]；也如陈寅恪所说：“一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陈寅恪：《冯友兰审查报告》，见冯著《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失去民族之本己性、个性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成功的现代化。

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