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初三少年自杀事件近日曝光于媒体。一个在衡阳，三个少年相约吞服处方药秋水仙碱，担任班长的13岁少女顾晗（化名）因服用剂量过大而不治死去。一个在西安，男生毕升（化名）在被老师强制带去减短发后弃学在家，一度离家出走，随后跳楼自杀。

在媒体的报道中，两起事件有不少共同点。其中最显眼的一处是，当究因少年的自杀时，到底是学校有责，还是家长有过，各方各执一词，事件陷于撕扯状态。而自杀诱因，似乎也不可简单归咎于应试教育和考学压力。

家人和同学都猜测，顾晗吞服秋水仙碱，是为了反抗。至于反抗的对象，家人认为是严厉的班主任、追逐成绩的学校和应试的教育制度，同学则认为是父母的压力，他们偏爱顾晗的弟弟，初一即送她住宿，并严格要求她的学业，对她一再疏忽。

在媒体的报道中，顾晗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孩子，她在同学中有威信，不满学校的补课制度和老师的体罚行为，当被母亲批评考试退步、名次落后时，她曾写下抱怨，“说好的13岁以后时间由我自由分配，现在又开始来管我了”。

而毕升被老师规训，剪短了头发后，曾在网络空间上写下对老师的不满，“让我去上学？除非姓林的拿命来见”。随后他赌气不去上学，父母劝阻，不料他最终跃下高楼。媒体在他发给同学的短信里发现，他将死因指向父亲，“是我爸逼的”。

两个死去的孩子都成长于殷实、小康家庭，家人对于他们赴死都感到意外，无法接受。在他们的立场，把孩子推向死亡的是学校和老师。顾晗的父母寻找诸多痕迹，说服自己，体罚学生的新班主任、加码考学压力的学校是压垮孩子的稻草。毕升的家人则笃定，孩子是“被理发”了，才走向了绝路。

这是大人们推演的版本。死者骤逝，为何求死，答案难寻。但顾晗和毕升都给同龄的伙伴留下了和父母爆发矛盾和争吵，并因此承受压力的线索。

曾系统研究过自杀的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自杀个案赴死前所面临的压力和矛盾处境多是琐碎的，例如家庭里无比琐碎的争吵，却可以让“委屈”者走向自杀。理论可佐参照，借以细思这两起悲剧，也许能给社会一些警示。

▲ 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年龄段青少年人群的自杀率高于城市相应年龄段人群的自杀率，2005年、2006年之后各年龄段青少年人群自杀率的降低趋势不再明显。 © 国家卫生计生委

吴飞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农村妇女。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中国妇女、农村人口、年轻人高自杀率的现象被披露。吴飞由此产生研究兴趣。进入田野后，自杀的农村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预设被推翻了。

赴死的多数不是地位低的那一类人，“人们恰恰是因为获得了更大的独立空间，所有有更多的权利来追求独立人格和尊严”，当遇到“委屈”时，才“逞其戾气，率而投缳”。

在两个案例中，青春期的顾晗和毕升都正处于个体意识萌发的时候。少年人有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他们飞扬，甚至任性。对于毕升，头发剪短一厘，就是大事，老师的强制意为不尊重。而顾晗生前则流露了不少对学校增压补课，老师体罚学生的不满，她裁剪了一本自己的“今日头条”，以戏谑的语态记录了不少在同学们眼里看来很“正常的”“是为了他们好”的教师管教行为，如老师拿戒尺打学生手心。

两个少年都对学校和教师的管制流露过怨愤和委屈情绪。两个少年性格里都有较真的成分。这份“真”可能在成人眼里不值得一提。这也能在吴飞所说的“中国的自杀者往往并不是游离于社会常态之外的人，而恰恰是对某些社会规范和道德过于认真的人”找到印证。

但学校对少年人个性的权力压制可能只是第一根稻草，压在他们身上的还有更复杂和难以把握的“家庭政治”。顾晗寻找秋水仙碱的导火索是母亲的一番责骂。因为成绩排名退后了70多名，她被母亲罚写了一份检讨。在同学回忆中，进入初三后，她和母亲间的矛盾一直不断。毕升则在父母不断催促其返校的过程中负气离家出走，孩子和大人可能也爆发过矛盾。

如果与学校的对抗是两个少年走向自杀的引线，助燃它们的则可能是父母和家人的隔阂，他们对少年心绪无法理解。顾晗的母亲觉得批评孩子成绩退步，自己只是做了“每一个母亲都会做的事”。毕升的家人也对媒体宣称，孩子不上学，父母着急而施加压力，也是正常的事。

两个少年成绩都优秀，负载着家庭的考学希望。处在初三这个关键时刻，大人们以学业大局为重，相形之下，他们的“委屈”就属于小事了。但对于自杀，这个严肃的问题，一些隐而不彰的引线却可能瞬间引爆大火，令生者追悔不已。

吴飞在研究中称，凡是家庭之内的各种关系，都有可能带来可怕的悲剧。很多悲剧的发生，固然是因为家庭之中已经形成的无法化解的矛盾造成的，但同样有很多，“不过是因为一时的赌气和想不开”。

他解释了其中的情感动力机制——家庭中的“委屈”总是与感情纠缠在一起。很多时候，感情不但不会减弱家庭中的冲突，反而会强化彼此的矛盾。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总有一个感情的期待，如果对方没有表现出自己预期的反应，由此带来的“挫败感”尤其强烈。吴飞认为，彼此顾惜的亲人之间，易生赌气行为，因而不断发生把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悲剧。

处于苦学应试压力的顾晗和毕升对学校和教育制度有拒斥，愤激情绪难解，当他们在家人处也不能得到理解时，就如坐孤岛了。即使顾晗逝后，她的父亲仍然难解，顾晗只是一个孩子，不用赚钱，不用养家，会有什么压力呢。

对于中国青少年自杀的权威统计和研究目前还很有限。学者程平源曾研究过中学生自杀现象，他公开表示，大多数中学生自杀案例属于瞬间意志力崩溃或一时冲动，但并不是个体单纯的心理脆弱，而是高度的学习压力导致的普遍心理崩溃，“根源在于高度应试的教育制度”。

而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8年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15例死亡及未遂案例自杀原因可归纳为“家庭矛盾、学业压力、师生矛盾、心理问题、情感纠纷、校园欺凌”等六类，但考虑间接作用的话，学业压力才是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

将靶心打向应试教育的归因显得统而化之了。如果有对个案的深入调研和分析，也许从中国少年的自杀中，也可以发现更微观和复杂的学理问题。

柴静曾在《看见》一书中披露了她在2003年调查甘肃武威少年集体自杀的细节。这群少年和顾晗、毕升年龄相仿，他们连续服毒，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实情，而都与最早死去的苗苗有关。青春期的苗苗有感情困扰，她被起哄被男同学“摸了胸”，自己喜欢的男孩又不理解她，而在一种委屈的情绪下赴死。其他的孩子或者因为和她感情深厚，或者觉得对她内疚羞愧，也陆续吞服农药。

文中提供的心理老师的解读让人印象深刻，他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在衡阳的少年相约自杀事件中，顾晗也是这样的链条中心的角色。有两个男同学和她一起吞服了秋水仙碱，有其他同学帮忙买药。但这些少年为什么这样做，目前还是一团迷雾。孩子们不说，家长也怕他们被媒体搅扰，将他们保护在身后。

其中一位吞药少年，在事发前曾被母亲上缴了一部手机。他在学校用省下的零花钱把同学摔碎屏幕的闲置手机修好了，藏着偷玩。毕升在死前发给同学的短信中也写到，“手机没了”。对于这些少年，手机的被剥夺，可能意味着很多。根据一份针对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的392起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及自杀未遂案例的统计，超过10%案例的自杀诱因为手机引发的冲突。

吴飞写道，中国的自杀似有特殊模式，而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自杀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其原因可以从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获得解释，因为这类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也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的问题。

以此做启发，在中国并不罕见的中小学生自杀问题是否也有特定的范式，有特殊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土壤？孩子们有何特有的孤独和疏离情绪？这种将他们推向毁灭的情绪的形成，学校、老师、家人、同龄人各有什么影响？针对这些疑团，期待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