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教育作为过去被批判打倒的对象，又随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随之兴起，社会上要求学生接受国学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打着所谓国学教育的旗号开设私人教育机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2010年后，这股浪潮更是刮到了许多公立学校内，一时中小学以开设国学课程为风尚，乃至于素有“不受社会风气袭扰”之称高等院校亦不能免俗。较早创办大学国学教育机构的当推武汉大学2001年创办的国学试验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较有影响的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其带动下,部分大学也相继创办了国学教育与研究机构,推动了大学国学教育的发展。[1]

那么社会人士所理解的国学教育究竟是什么？学校里所开设的国学课程又在教授什么内容？高等院校的国学教育和中小学的国学教育有何异同？

二、 案例

(一) 2017年，海宁市教育厅命名第一初级中学、南苑小学、丰士小学、袁花小学和长安中心小学为国学特色学校，南苑小学以弟子规、三字经等作品为经典诵读文献，进行考级，发动全校学生参与。丰士小学利用晨午读时间，发动学生千人大朗诵，背诵篇目有孝经、弟子规等。袁花小学则在体育艺术活动中嵌入弟子规朗诵。[1]

(二) 华东某高校开设国学文化修养素质课程，开办了讲座，由社会上的国学培训机构教师充当讲师，为大学生解读弟子规，要求学生课余诵读弟子规并观看台湾国学讲师蔡礼旭的《蔡礼旭细讲弟子规四十讲——幸福人生》，撰写读书报告，翻看之后却发现大量违反唯物主义常识的内容，如：当人有善的念头，水就会结晶得很漂亮；人若有善的念头，连肮脏的湖水都会变得清净。[2]学院里时常组织的国学学习会最终的学习材料也局限于《弟子规》一本，会上提出的质疑总是得到了主持者的批评，最终沦为了对亲子关系的忏悔大会。

三、 社会相关观点

国学教育近些年来作为一种所谓“新”的教育形式，可以看作是当下国民面对西方文化传播下的文化自卑和民族主义鼓吹下的意识膨胀。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辩证统一的性质。各学校望风而动不见得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与国家层面的引导密不可分。国学作为国人对抗强势的、以普世价值面目出现的西方文明的利器，如今已成显学。各高校都把“经典阅读”作为大学通识课程的重要内容，并拟定了阅读书目，采取多种措施组织研读。[2]但是这些拟定的书目却大同小异，逃不出《三字经》、《弟子规》之流的用以树立规矩，约束思想的蒙学读物。

国学教育究竟是“灌输”与“规范”，还是“唤醒”与“激励”？国学作为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的总和，有着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反应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现状。而儒学在长久的自我更新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先秦的理论，与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一步贴近和附庸，尤其是明洪武年后，儒学作为科举的唯一答题规范，对于社会的一切行为和身份做了伦理性规范，给士人的思想套上了强有力的枷锁，从而在清初诞生了由秀才李毓秀修订的《弟子规》。那么国学是不是只有《弟子规》呢？国学文化作为中国人成长环境中就自然带有的行事处事规范，为什么要在中小学，甚至于大学特地提出来重新学习？对此，倡导者从弘扬传统文化、接续文化根脉、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大力褒扬推崇，而否定者则着眼于国学经典中隐含着与现代思潮相抵牾的陈腐观念，认为倡导国学实则是让传统中的糟粕死灰复燃；而近年来声势浩大的读经诵经活动，也因为与儿童本位的立场相违背而遭到了否定一方的批驳……这种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状态，不仅让国学的面目愈加暧昧复杂，也给中小学的国学经典教育实践带来了挑战与困惑。[3]

四、 笔者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诚实、和善、谦逊，与其说是国学的内容，不如说是全人类共同认可的美德，谈不得是“一国之学”，即便没有套上国学的帽子，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小学时就被父母、老师教导要尊敬长辈，诚实守信，戒骄戒躁，那时可从来没有提到什么中国传统绝学。进入21世纪以来，在哈韩、哈日潮流过后，中国人急需一种本土的文化来填补自己空虚的灵魂以满足大国尊严，于是便将我们平日里稀松平常的东西做了所谓“国学”的包装，好抬出来四处炫耀，难免有作秀之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群体行事的方式，早就被铭刻在国人成长的环境中，是一种渗透性极强的教育，开个国学班，上个国学课，下了课难道就能有收获吗？众所周知，能说会道和实际践行是有很大差距的，夸夸其谈的国学班学生路见不平时不见得能在帮助他人时跑得比目不识丁的文盲跑得快。

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国学是古代先哲对于世界认识所做出的总结和推测，由此《老子》、《战国策》、《诗经》成为国学的经典，可是现在无论是中小学，高等院校还是社会的国学班统统不讲授这些，整天要学生背诵践行弟子规，如此一致的行动不得不让人考虑这背后蕴含的深意。

国学课上的是真国学吗？显然不是的。各地各校的国学教材出奇的统一也不是因为这些机构得到了指示和交流，而大家不约而同地在不考虑学生受众的情况下就使用蒙学教材恰恰是因为这些课程、国学馆的负责人玄妙地洞察到了市场和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而社会和市场的需要正是在今天经济和国内资本高速发展的今天塑造一批忠于职守，安心踏实干活的劳动力，这些人既解决了社会的需求，也解决了家庭中长辈的需求，为维护社会稳定省下了资源。

国学教育不仅应当包括陶冶心性的人格教育,还应当包括政治、军事、历史、算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中医中药等各个方面的教育。[4]香港中文大学便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美术史列为必修课，不修满学分将不予以毕业。相比而言，在我国的高等院校还在修读《弟子规》这种强调尊卑有别的糟粕令人感到吃惊。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中国学生在中学时期已经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能动性乃至于在客观环境下改造世界的知识，到了高校却要被迫接受压制个人发展和强迫服从的观念，自然会让学生心生抵触。

综上所述，鄙人认为所谓的传统美德一则应从幼童开始加以引导，二则应贯彻于生活之中，而非哗众取宠的国学教育运动。真正要开展的国学教育课程，应当更加偏重古圣先贤的政治、哲学、处事思想，并且要加以拣择，通过历史、艺术等多种形式，丰富课程形式，而非当今国学教育的日日读经。

对于高等院校的国学教育开展，切不可生搬硬套，大水漫灌，如此势必引起学生反弹与不满，应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学校的隐性课程，方能促进内化。

参考文献

[1] 赵淑梅. 大学国学教育的现实解读[J]. 现代教育科学, 2008(11):84-87.

[2] 杨坤道. 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与阐释尺度[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03):77-79.

[3] 杜霞. 国学经典教育的尺度与分寸[J]. 教育学报, 2012,08(1):13-18.

[4] 毕天璋. 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4):46-50.

[1] hnnews.zjol.com.cn/hnnews/system/2017/04/01/030013350.shtml

[2] 蔡礼旭.弟子规四十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