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1895/7/30─1990/8/30)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钱穆被誉为 “最后的国学大师”，随着他的去世，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

钱穆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他一生写下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专著多达80种以上。钱穆晚年对他一生著述曾做过这样的总结： “我一辈子写书写文章，大体内容，主要不外乎三项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亦即民族性；三是历史实证。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国历史来看，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可见，钱穆一生学贯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

学者方克立评价钱穆，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钱穆是一位苦学出身的读书人，幼年因家贫，中学未毕业即出任乡村小学教师，18年间靠自修有成，转任中学、大学教席，抱守书斋，教书育人近八十年，终生不仕。他一生传道授业，为中国文化招魂，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不免令人唏嘘。

天生异禀，毅力苦学

钱穆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鸿声(后改名鸿山)七房桥。他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父母对钱穆的严格教育，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步入中小学，钱穆又幸遇明师，他们对钱穆的厚爱、提携，也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潜因。

钱穆作文成绩优秀，国文老师华山先生奖赏他《修学篇》一书，书中网罗了西欧各国数十人，未经学校正规学习，全靠苦学而成为突出成就的学者。钱穆自中学肄业后再没有进过学堂，自己有信心和毅力苦学，全受此书影响。

钱穆在果育学校读书时，顾子重老师对钱穆作文评价很高，说他已学得几分欧阳修的神韵，他日有长进，定能学得韩愈。钱穆听闻后眼睛一亮，从此就把“韩愈”装在心中，立志学韩愈。

钱穆13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后，监督屠元博对钱家兄弟俩(指钱挚、钱穆兄弟俩)视同己出，关爱有加。另一位老师吕思勉，口才绝佳，后来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白话本国史》。教国文的童斐(字伯章)老师，多才多艺，不仅会表演，还精通许多曲艺乐器。钱穆从伯章师学习昆曲，伯章师均能一一传授。钱穆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形态神貌惟妙惟肖。

可以说，钱穆就读小学、中学时的老师都是名师、能师、贤师，他们不只为钱穆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而且更以自身的德行和言行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钱穆学问该怎么做，人该怎么立。

“北胡南钱”为故国招魂

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钱穆在中学毕业后当起了小学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

还在小学执教时，他就开始了国学研究。他的学术处女作《论语文解》，1918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1919年冬，他撰写《爱与欲》和《古希腊哲学大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大一号字”刊出。

钱穆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后来，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渐，势不可挡，儒学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使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为此，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这部成书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著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几十年后，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样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题目。”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望，其中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钱穆是“君子儒”，始终把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绝不计较个人的一时被误解、曲解。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发表评论，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钱穆。

当时，钱穆感到茫然不解。胡适当过驻美国大使，说过“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话;傅斯年当过参政员，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而他只是一介书生、一名教授，既不参政，又未议政。

钱穆被点名，可能和他美国人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书，与司徒雷登交往过有关。既然被点了名，他就远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学院(后改名新亚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新时期到来，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蒸蒸日上。1986年，钱穆发表对国运和世局的识见，谓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明确态度。《人民日报》随即予以摘转刊登。

钱穆不计前事，爱国之心昭然，体现了“君子儒”的可敬可亲的形象。1990年8月30日，钱穆于台北寓所逝世，享年96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大师的瑕疵

钱穆当然是大师。然而正如荣格所说，一个人的人格往往是混合、矛盾、复杂甚至分裂、对立的。越是伟大的人物越是如此。

作为“一代宗师”的钱穆，理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然而事实上钱穆存在严重的门户之见、意气之争。

钱穆认为现代学术过于碎片化，让人反而难以获得真知，此看法颇有见识，所以斥责王国维是取巧拣漏、以考据代学问。他说：“胡适又推王静安为近代第一学者。王氏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金元史、甲骨文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皆近属专门，非通学。其学术基础皆植根于革命前亡清遗老。……此真不愧为亡清一遗臣，又岂得为民初开国一学人？”

不仅如此，钱穆还质疑甲骨学、语言学乃至考古学的价值，他言：“试问研究龟甲文，以及研究各地白话方言，又与治中国史具何关系？”

钱穆与胡适不谐，因钱穆采取的是传统治史方式，喜欢从通史的角度看问题，不重细节，而胡适、傅斯年则力推西方史学方法，钱穆曾抱怨说：“此数十年来，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随，乃至互不相同。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

钱穆过度信任传统方法，体现出欠严谨、随意性过强的缺点。李敖就曾嘲笑说：“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如果说，门户之见还多少与先天性格秉赋相关的话，那么政治上的瑕疵污点，无论如何却是和人品关联。

1949年，钱穆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1967年，在蒋介石屡次邀请下，钱穆到台湾定居，蒋介石专门拨款为钱穆修建了一所别墅，即“素书楼”，这被认为是钱穆一生的污点，因“用公帑建宾馆，双方都公私不清”，人们嘲笑钱穆讲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却利字当头。其实蒋介石也邀请了张大千等文化名人到台定居，为他们都建了别墅，钱穆并非个案。李敖认为，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

人们也批评钱穆与蒋介石关系不明不白，特别是蒋80大寿时，钱竟献祝词称蒋为：“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可谓肉麻之至。

李敖指责钱穆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1959年9月，蒋介石寻求第三次连任“总统”，对此“违宪”之举，胡适坚决反对，在蒋的压力下，胡虽然妥协，却始终在抵抗。钱穆不仅支持蒋连任，还将蒋与孙中山并列，说“此诚古今中外每一国家民族所希遘难遇之奇迹也”。

但随着档案公开，学者们发现，钱穆与蒋介石之间每次会面都有谈话记录，从记录看，钱穆从未向蒋索要过什么，更未曾谄事蒋。钱穆恪守传统，对蒋有过高期待，但二人交往始终坦坦荡荡。

来源：365天读经典（ID：reading-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