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金点强】近年来，多个美国背景的非政府组织（NGO）接连在俄罗斯、伊朗和香港等地煽风点火搞“颠覆运动”，揭开了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的暗战。自冷战以来，为防范第三世界国家被共产主义思想“颠覆”，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展开意识形态输出，甚至还曾亲自跳到台前，以“青年项目”的名义争夺“世界的未来”。

萌芽于杜鲁门时代

2020年7月，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宣布中止美国与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的所有富布赖特交流项目，让美国部分媒体哀叹不已。要知道，当1946年8月时任总统杜鲁门和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时，美国媒体对此的评价是“展现了战后携胜利之威登顶世界霸主时，美国争夺世界青年的‘远见’”。该法案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文化交流所独具的软渗透、潜在性、长周期特点，“把握世界青年，布局世界未来”。

当时美国社会也并非没有反对之声，部分人士担心美国政府会借此操纵国家舆论，影响正常外交和保密工作等。但随着冷战的扩大，美国国会和政府、社会的观点日趋一致，美国政府开始亲自上阵，推动了一系列的对外心理宣传计划。

1950年4月，杜鲁门推动对外宣传的“真理运动”。他鼓吹“对外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真理”，邀请国外青年精英来美国亲自感受。当年年底，美国国务院还组建了“特洛伊计划”项目小组，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知名学府的22名专家探讨如何传播美国的“真理”到冷战“铁幕”的另一边。1951年2月，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项目报告就明确提出“组织青年学生的国际交流，是将美国真实影像传达出去的最好办法之一”。

邀请外国学生赴美“洗脑”

1953年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大了扶持外国“青年领袖”的力度。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在访问东南亚国家后，特别提出“在东南亚新独立国家中，知识青年通常有着与其人数极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美国如果关注青年群体，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二战后共产主义思潮在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传播，由于青年中的精英被看作是“世界的未来”，特别为冷战双方阵营所重视。为保证“自由世界”在竞争中不能输于“共产主义”，美国国务院、新闻署等官方机构大批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领袖访美。新成立的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也积极配合，于1956年初策划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目的是通过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对各国学生领袖施加影响，培养他们成为理想的“自由世界”代理人。该项目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指导和秘密资助。

这些受邀访美的外国学生并不知道，他们抵达美国之前，自己的言行和政治倾向都经过美国有关机构的层层审查。当然，这些“符合要求”的外国学生踏上美国土地后，会受到亲切的美国志愿者的悉心接待。在初步解决生活和语言障碍后，他们将参加为期两周的研讨班，内容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使这些外国学生“充分了解并接纳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此后，这些外国学生就可以申请参加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前往美国大学进行约一年的学习和校园活动，以进一步强化思想转向，并做好回国扎根发展的准备。

1963年8月在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可以让人们了解“外国学生领袖计划”的真实面目。当时参加大会的有750名美国各大学的学生代表以及36名来自21个国家的“外国学生领袖”。大会的主题是“自由国家的责任”，会上散发了大量反苏反共传单、小册子和张贴画，并反复播放反苏反共的宣传影片。开幕式上，大会执行主席詹姆斯·爱德华兹在讲话中宣称“苏联等共产党国家每年花费5000万美元组织活动争夺全球青年学生”，号召与会学生代表“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遏制共产党在青年学生组织中的渗透”。

在这样的“洗脑”氛围中，外国学生们也纷纷发言。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雅克·巴兰德说，“1949年法国大学生组织几乎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全靠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帮助，法国大学生组织才“摆脱共产党的控制”。黎巴嫩贝鲁特大学的马龙·库赞则“传授经验”，宣称“反苏反共需要向民众展示共产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性”。

空谈口号显然满足不了这些外国学生的需求，他们接连表态希望美国拿出更实惠的举措。雅克·巴兰德希望美国提供更多的钱，“因为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向法国大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鼓励学生去苏联学习”，“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应当做得更好，提供更优厚的奖学金”。埃及开罗大学法律与经济学院的阿罕默德·埃尔·阿尔则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广大埃及大学生解决生活困境和营养不良的问题，“这样埃及学生才有心思跟着美国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当然，这个过于直白求打钱的埃及大学生，让原本高谈“民主自由与理想”的大会顿时尴尬起来——美国人也知道，这样的要求当真是“钱多事杂不好办”。

遭遇挫折后改头换面

肯尼迪上台后更推崇文化外交，要求尽量规避过于直接的硬宣传。根据他的要求，“外国学生领袖计划”被改名为“青年计划”，意在求其“实”而不要“领袖”之名。

肯尼迪的核心幕僚圈子也认为“外国学生领袖计划”在海外“扎根不够深”。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1962年初访问亚洲时就提到，“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共产党精英在一些国家的大学、学生群体中的出色活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美国的影响力逊色很多”。

为此，美国又专门成立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开发署、新闻署、中央情报局与白宫高级官员组成的“部际青年委员会”，负责“青年项目”。根据其要求，“青年”是指那些处于领导层之下、但有望成为未来国家领导者的潜在领袖，“不拘泥于年龄大小”。对于如何开展“青年项目”，该委员会提出三点：识别潜在领袖，接触和培养他们，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观念。

肯尼迪遇刺后，接任的约翰逊想继续推进该项目，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1966年，时任副总统汉弗莱感叹，受美国青年掀起的越战反战浪潮影响，在美国上大学的外国青年也对美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不满情绪，他们心中的偶像变成了革命者切·格瓦拉和美国的嬉皮士反叛者。

尽管如此，根据1967年美国政府的统计，在“青年项目”相关活动开展以来，参加过美国交流项目的非洲大学生中，“已经出现两位首相、两位总统、一位副总统、87位部长和5位外长”。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1969年年度报告也认为在受该项目影响的国家中，已经有一批青年精英在其国家的政治、经济高层崭露头角，“70%的发展中国家愿意派遣青年领袖到美国接受教育”。

考虑到约翰逊政府的经验教训，美国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对于硬性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方法比较规避，开始躲在非政府组织身后，以推行更低调、长期、不易被察觉的文化公关策略。虽然尼克松政府时期解散了“部际青年委员会”，但实际上有关争夺与培养外国青年领袖的项目，改头换面后仍继续强力存在于其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文化外交活动之中，以继续“长期培养世界青年，为美国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