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课》

朱恺 撰文

恐怕那些逝去的大师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国学式微半个世纪后，又在二十一世纪红火起来，关于国学的各色新闻不断见于报章，而且都是很时髦的内容，诸如：国学进入EMBA教程、企业培训“团购”国学课、国学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等等，无一不是热闹得让人无法拒绝的形式，甚至还有“国学辣妹”这样的人物出现，真要让那些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学者们大跌眼镜了。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学”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国学”一词的含义是非常笼统的，从最广义上讲可以包括本国的一切历史文化学术现象。但更多的学者并不赞同对“国学”做如此宽泛的诠释，而是主张把“国学”界定在传统思想、学术范围内。不过即使如此，学者们对它的理解与处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章太炎讲《国学概论》(《国学讲演集》)以传统的小学(文字学)和经、史、子、集的范围来论述“国学”，而钱穆的《国学概论》则借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之意，以“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为“国学”之旨趣。前者侧重于典籍，后者侧重于思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东西方都有不少学者反复提倡“新人文主义”，以期摆脱人类日益沦为机器、物欲奴隶的困境，找回失落了的人性、自我。而当他们倡导“人文主义”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传统文化。这当然也会引起东方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具体到中国学者身上就是对于国学的再思考。

可以说，当下的“国学热”是一种充满了商业气息的传统文化回归，这种回归的终级局面，就是把国学作为文化产业来经营，对于文化产业来说，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可是对于国学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几位台湾学者写出了这本《国学课》。

《国学课》不是一本教科书，但它确是一本很实用的参考书，根据当代人的知识背景，本书精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中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各方面内容，以简御繁，便于读者由此奠定国学常识基础。毕竟，在这个很多人一谈基础的东西就觉得小儿科的年代里，台湾学人们还能用心编篡这样一部入门级别的国学读物，实在难能可贵。有意思的是，书中还附有国学基本书目，读者可依此简明书目，再配合坊间古籍今注今译的本子，或后人校注的普及本，仔细研读，达到自我进修的功效。同时，还像一些教科书一样，书末提供“国学常识题库”，设计数百题的测验题和问答题，旨在帮助读者反复学习，并自行评量学习的效果。

在大多数时候，国学总是属于小众的，总是伴随着油灯一盏，和历代学术大师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以寂寞为代价，才有了中国学术史上的那些璀灿篇章。我们无法想象，国学会被贩夫走卒所欣赏，成为市井中人的时尚话语。《儒林外史》中的脚夫会在吃了茶后去雨花台边看落日，但是绝不会去江南贡院与士子们探讨四书五经。因此，要普及国学，就必须在国民基础教育中大幅度地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其次，也不应当仅仅是书斋式的研究，而应当密切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使“国故”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现时代新文化的根基和组成部分。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去普及，在这一点上，《国学课》的几位作者是值得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