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向来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镇,既大师辈出,又个性十足,兼具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的双重特点,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绝唱。
那么,在民国时期都有哪些举足轻重的国学大师呢?今天苏杭爷为大家搜罗了这个时期的20位国学大师,来说说他们的往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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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9—1936)
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话说章太炎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结过一次婚但是不久之后妻子就死了,于是和第二个妻子结了婚,两人结婚之后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女儿,他当即决定为三个女儿取名字,可是他取得名字都非常晦涩难懂,在女儿们小的时候倒还好,但是在女儿们越长越大之后他开始发现他身边的孩子们像他的女儿一样大的都开始谈婚论嫁了,有些甚至孩子都有了,可是他家的闺女却还没有人来提亲,四方打听之后才知道很对年轻的男子都很喜欢她的女儿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女儿名字怎么念只好望而却步,知道原因之后,章太炎决定在家举办一次宴席,在吃饭的时候不经意间说出了自己女儿的名字的读法,这才化解了这一场尴尬。他的女儿们也都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王国维(1877—1927)
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国学大师王国维,学贯中西,满腹经纶,是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但他却从不以通才、全才自居,更不会不懂装懂。他在课堂上遇到学生提出的生疏问题时,常常会老老实实地承认说:“这个问题我不懂。”他的学生、语言学家王力记得,有时一节课下来,他竟说了好几个“我不懂”。他的挚友,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中国最后的读书种子”的陈寅恪,也一向实事求是,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就坦承不懂,如:“寅恪于音韵之学,无所通解,故不敢妄说”;或“寅恪于训诂之学,无所通解,不敢妄说”。
陈寅恪(1890—1969)
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黄侃(1886—1935)
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成都。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国学大师黄侃生性放诞,但治学严谨,读书极多而精细,很有心得。总结他的读书之道,可用“批注圈点精读书”这句话来概括。他读书非常认真,必正襟危坐,读书之前,记下启卷时日,读完,再记下时日,一丝不苟。黄侃喜欢夜读,常坐在灯下读书,把眼镜移到眉毛上面,很是投入。而且他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时就寝。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完才就寝。
刘师培(1884—1919)
字申叔,号左盦,汉族,江苏仪征人,经学家。刘贵曾之子、刘文淇曾孙。著有《左盦集》八卷、《左盦外集》二十卷、《左盦诗录》四卷、《词录》一卷。
刘师培的老家是江苏仪征,少年时期的他在学习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也很聪明。对于学习到的知识经常都是过目不忘的,所以他就掌握了很多的儒学经典和历史典故。成人之后,刘师培就中了举人,但由于扬州学派没有相应的继承人,所以,刘师培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当中。由于少年时代对经典学论的学习,让刘师培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所以,他一直坚持推翻帝王制度,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刘师培又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加入了光复会。刘师培在之后的创学过程当中,一直以国学为基础,坚持民主,同时,还和陈独秀、梁启超等人成为了知己好友,一起宣扬革命理论,维护国学。
钱穆(1895—1990)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陈垣(1880—1971)
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小桌上,也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些都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陈垣对后学的教材。他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20世纪30年代,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的价钱了。陈垣将它挂在那里,备一家学者的手迹。而有心的后学如启功,就知道老师又在办“劣书”展了。陈垣收藏书画及清代学人手稿甚富,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并印有目录一册。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抗战胜利后,陈垣已10余年未购入书画,年底忽有人携来全祖望字条,爱不忍释,以廿万元购之。抗战8年,陈垣坚持不与敌伪合作,潜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遗民爱国情操相砥砺,并笺注《鲒埼亭集》。
辜鸿铭(1857—1928)
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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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1889—1958)
原名文聪,字叔雅,笔名刘天民,祖籍安徽怀宁,出生于安徽合肥。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名文聪,字叔雅,笔名刘天民。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至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所讲授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专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唐代文化史。著有《淮南鸿烈集解》 、《庄子补正》 、《三余札记》等。
今人喜谈“民国范”,尤喜谈民国知识分子之“风骨”;诸多“风骨”中,又尤爱津津乐道“刘文典与蒋介石对骂”之典故。其大略情形,如某学者撰文所述:“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有一次发生了学潮,恰好蒋介石在安庆,就召见了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严惩肇事者,刘文典当面顶撞,说他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不肯惩办学生。蒋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学阀,刘也毫不客气,当面骂蒋是新军阀,蒋大发雷霆,让卫士把刘文典抓起来,并扬言要枪毙他,此事在当时的教育界震动很大,安庆大中学生还举行了示威,后经蔡元培力保,才将他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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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1885—1968)
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抗日战争时期,熊十力专心治学,多次拒绝当局赠款。他的《读经示要》在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学生徐复观事先未征得熊同意,以此书呈送蒋介石。蒋大为欣赏书中所说“经为常道,不可不读”,特赠予熊十力法币二百万元。熊认为徐复观不该这样做,狠狠训斥,拒收赠款。过后,徐复观劝说熊收下,给蒋一个面子,熊十力想出一个变通办法,把它转赠给江津的支那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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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
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随之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深重的民族危机改变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罗振玉开始关心时务、学习西方技术,并断然放弃科举入仕的人生理想、乡间设帐授徒的安然生活。基于对中国古代农学知识的熟悉,对西方农业技术和当时中国农业经营状况的了解,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兴实业,应当首先重视农业。他主张农事以辨土性为第一,倡导推广使用化肥、应用良种和科学技术防治病虫害等等;强调改变传统的农业种植观念,发展近代农业。1896年,他与蒋黼(字伯斧)合作,在上海创办了农学社,主要从事搜集翻译外国农学著作等工作。次年创办《农学报》。为了解决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1898年6月,罗振玉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特聘日本汉学家藤田剑封为教授,培养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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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1892—1982)
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常州武进。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生于天津。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
赵元任的听觉特别灵敏,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一种方言,此后终生不忘。他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他每到一个地方居住,就能迅速学会当地的方言。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赵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赵元任又从他的大姨娘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赵元任15岁时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当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一次在某宴席中,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桌客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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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1894—1978)
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后来,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19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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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1900—1986)
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几十年来,凡在大学读过'古代汉语’课的,几乎没有不知道'王力’这个名字的。他主编的《古代汉语》(1964)四卷本教材长期以来是最通用的大学教材。其实,王力在语言学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尝过鲜’,古代的、现代的,音韵、文字、训诂、语音、语法、词汇、词典、修辞、诗歌韵律等等。一般认为他对研究古代语音演变方面的音韵学用力最多。此外,他还是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用'著作等身’一词可不是对他的恭维,而是合乎其实的客观描述。王力不仅是语言学上的多面手,而且还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了莫里哀、左拉、小仲马、都德、纪德、波特莱尔等大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共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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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2009)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妈的,这些混蛋教授,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看了这几句话,大家会想,这又是哪个不成器的顽皮学生被考试所逼发出的愤怒呼声吧。错了,事实上,这段话来自己故国学大师季羡林。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所写的日记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能有幸目睹了季羡林在清华园学习时的“原生态”的青春记录。不得不说,季羡林在学术上的造诣,必定和他做人的境界大有关系。也许季羡林的学问我们难以企及,可是季羡林的“真性情”是否会让我们愧对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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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1910—1998)
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32年,22岁的杨绛在清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若干年后,杨绛说,“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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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1912—2000)
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与季羡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
金克木笔下的故事,源自真实又非常传奇动人,可以一读再读。他的《保险朋友》写他在北京、南京、长沙、昆明一路结交的女朋友们。这是他人生中闪过的一连串难忘的影子,也成为读者心目中难忘的影子。影子的特点是影影绰绰,但又是那么难以忘怀,由作者几十年后写出来,依然那么生动和形象,宛如初见,拨动心弦,读者虽然看不真切旧日的衣香鬓影,如花笑靥,却也同样感动同样难忘。可惜文中没一个真名实姓,都是英文代号,对于喜欢索隐的读者,不免要费一番手脚和脑力。金克木的这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并没有因为双方的结婚而断了联系。两人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他们的友谊却称得上地久天长。金克木迟迟下不了决心结束爱情的长跑,结果用了一生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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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1895—1990)
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1938年7月7日,冯友兰发表演讲,认为战争不在于一城、一地、一时的得失,而在于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较量。冯友兰相信,中国文化是战胜敌人的最大法宝。他根据自己的哲学思想断言:“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战争固然能破坏,然而同时将取得文明之进步。”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最终的胜利,冯友兰的哲学预言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他在昆明留下一个纪念碑,由他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写,被称为“三绝碑”。碑文写道:“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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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1912—2006)
字士复,一字汉生,号鸣谦,江苏省武进县人。1912年1月8日出生于江苏武进。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徐复先生是章太炎先生与黄侃先生的嫡传弟子,是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代宗师,他生前为继承章黄之学作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他是我们从事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教学和研究的精神支柱、学林巨匠和教苑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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