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赵英俊去世后，有位微博网友说，“其实我国真的应该增加死亡教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说再见”。

没有什么悲伤和烦恼是会被带走的。/微博

在看不见的地方，每一分钟都有人与世长辞。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死亡人口998万人，死亡率为7.14‰。

换句话说，约每分钟有19人死亡，每秒钟0.3人死亡。在你读完以上句子的几秒钟里，也许已经有一个人溘然长逝。

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数字大概会比常规情况有增无减，但我国的死亡教育一直滞后于欧美日韩等国家。

近日，教育部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全社会的生死教育，注重把生死教育与疫情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紧密结合起来。

“建设课程体系，把生死教育融入课堂教育教学。”

部分院校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开设死亡教育相关课程。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写遗书、立遗嘱、参观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中。

“中国没有真正的

死亡教育”

上世纪50年代，死亡教育相关课程与培训，宛如一阵风吹入美国各个高等院校。

一项从1975年至2005年的长期调查数据显示，在此30年中，美国有关死亡教育的讲座与短期课程，由7%发展至87%。[1]

美国独立开设死亡教育课程的院校，由1975年的7%发展到2000年的18%。开设死亡教育的院校中，学生参加培训的比例在2005年高达96%。

不仅美国大学生要接受死亡教育，更低龄的中小学生也不例外。据统计，目前美国有超6000所中小学开设生死教育课程。[2]

“我们能带着尊严而活，却无法死得端庄。” /《豪斯医生》

如果得知朋友有轻生念头，你会怎么做？在加州林肯中学开展的“自杀防御课程”中，老师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假设劝说有自杀念头的朋友。

大部分美国中小学，还会聘请专业殡葬人员或重症室护士来校讲授“死亡课”。

课堂上讨论人死时会发生的状况，老师让学生模拟遇到亲人车祸死亡时的情形，或体验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

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谁能不悲伤呢。/《周一清晨》

美国的生死教育影响了大西洋另一岸。英国人增设死亡教育内容，并强调应将此融入思想教育或医学人文教育中，尤其强调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设计。[3]

相较于欧美国家，谈论“死”却一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禁忌。

如果把目光放至文化环境与我们更为贴近的邻居——日本和韩国，会发现他们引入死亡教育的时间与我国相近，普及速度却将我们甩在身后。

在日本，东京大学成立了“生死学的展开与组织研究计划”，东京上智大学、东洋英和女学院等多所院校定期举办宣讲会，传播死亡相关知识。[4]

2004年，韩国开始推行以模拟入棺体验、假死体验等为核心的实训课程教育，并获得学员们的高度评价。[5]

模拟入棺即假装举行追悼会，体验进入棺材的感受。/《非自然死亡》

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死亡教育被纳入众多高等院校课程体系。而在中国内地，死亡教育却常年近乎缺席，已开设相关课程的高校不足20所。

是大学生不需要吗？并不。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做过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58.05%的大学生需要死亡教育方面的培训，仅有20.65%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可以处理现实中与死亡相关的问题。[6]

中学生对死亡教育的需求同样突出。

2020年一项针对初中生的调查指出，58.4%的人渴望在学校课堂获得死亡相关的知识，24.0%的人表示无所谓，仅有17.6%的人不渴望获得相关知识。[7]

“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主持人白岩松曾直言不讳地指出。

医学生及医护人员接触到死亡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人。/《豪斯医生》

在美国医学院几乎全覆盖的死亡教育课程，在我国有些高校的医学院里连选修课都排不上。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常务理事路桂军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在医学生的意识中，医生肩负的使命理应为救死扶伤，当面对一位医学技术已经无力回天的病人，他们会变得茫然。

求学阶段缺乏死亡教育的他们，心里很可能会有类似的疑问：

“我们的医疗体制是为生的一个医疗，所有的患者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全力以赴，那如果一线生机都没有了，我们该做什么？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死亡教育，

到底学些什么？

“我的墓志铭是：此处长眠着一个曾经有着美好希望的人，芒鞋斗笠千年走，万古长空一朝游，踏歌而行者，物我两忘间。”

这是广州大学一位学生在胡宜安教授开设的《生死学》课堂上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胡宜安被视为将死亡教育搬入中国大学课堂的第一人。

出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背景的他，发现国内的三观教育仅限于人生价值、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讲授，而他认为生命本体是讨论价值观的前提。

为了让年轻人建立更健康的生死观，让他们对生命有透彻了解，2000年胡宜安在学校的支持下首次开设了选修课《生死学》。

“需要有课程来科学地引导学生看待生死，避免走向极端。” /《神探伽利略》

国内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胡宜安便自己研究出一套教学模式，让学生们通过写遗嘱、写墓志铭的方式，来感受死亡。[8]

从最初只有三四十人增加到百余人，从小教室换到阶梯教室，《生死学》成了声名在外的网红课。

按照胡宜安的说法，这门课旨在破除死亡的神秘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课程内容包括濒死体验、生死态度、临终关怀等。

《生死学》诞生6年后，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开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同样是热门选修课程。

据半岛网报道，一个班120个名额，需要抽签才能选到。几年前，这门课还以公开课的形式在三个高校课程平台上线，每学期都有超过2万人报名。

要抢到喜欢的选修课，可不是一件易事。/《神探伽利略》

在中国大学MOOC官网上可以看到，《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程大纲共分为十章，授课内容涵盖濒死体验、安宁疗护、安乐死、殡葬文化、悲伤辅导等。

线下授课时，王云岭会以学生自愿为前提，组织他们走进殡仪馆，参观告别厅、遗体存放间、遗体整容间、火化间、骨灰存放处，体验与死亡“近距离面对面”。

胡宜安、王云岭的教学尝试在国外有迹可循，写墓志铭、写遗嘱、参观殡仪馆，都出现在英美等国的死亡教育课堂上。

英国中小学开设的“死亡课”，教师们还会邀请殡葬行业或从事临终关怀的服务人员、护士等深入课堂讲授。[9]

在这些课堂上，学生们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亲自体验丧亲等突变事件导致的情绪变化。

而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死亡教育常常被糅合进思政教育之中，被挤到边缘一角，或在日常生活中被当作不吉利的禁忌，避而不谈。

“死亡教育和性教育

同样重要”

《奇葩说》第五季，有一期的辩题是“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要不要告诉TA”。

辩手邱晨谈起自己被确诊为恶性肿瘤外加淋巴结转移时说：

“我觉得无论是死亡的日期，还是身患重病，还是我们人生中躲不过的所有的坏的消息，我们都只有看到它、面对它、甚至愿意谈论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对抗它。”

马东结辩时称：“面对生死这件事，是我们所有汉文化里面的人缺的一课。”

随着呼吁重视死亡教育的声音增加，越多越多人愿意正视并谈论死亡。

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建议，从中小学生开始开展死亡教育，让人们尊重死亡、尊重生命。

他看到很多癌症晚期患者饱受病痛折磨，但家属往往会拒绝接受舒缓治疗，怕被认为是不孝。

“社会上年轻人自杀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对尊重生命的相关教育有一定欠缺。”他认为。

一些人将改变付诸实际行动，他们的尝试通过互联网被看见。

2017年，成都一所中学在体育馆开展“死亡体验”课程。老师先通过一组图片让学生感受生命的美好顽强，然后让54名初一学生蒙住双眼，躺在地板上体验“死亡”滋味。

长达20分钟的“死亡体验”结束后，学生们为自己写下“墓志铭”。有人忏悔“上课不认真，也不怎么听父母的话”，有人写下对父母的愧疚。

整个课程的设置长达1个半小时，“死亡体验”仅仅是其中一项。/图虫创意

据该校专职心理教师易姜琳介绍，课程以“向死而生”为主体，通过对生命的阐释，让学生从中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去年底，常州一幼儿园开设死亡课程。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若有其事地给皮球虫办一场“葬礼”。话题由皮球虫的死亡延伸到生命教育绘本。

此事登上微博热搜，在央广网发起的一项投票中，支持幼儿园开设死亡课程的有270人，占投票人数的58.6%。

有90人表示“不支持，对幼儿园孩子来说太沉重”，占19.5%；有98人认为要看具体内容、选择恰当的方式，占21.3%。

“小孩子心理素质还没那么强大，很容易会产生扭曲心理。”虽然评论区不乏类似的质疑，但总体而言，投票支持者占大多数。

在小朋友的世界里，死亡是一件遥远的事。/《再见我们的幼儿园》

同样在去年年底，一名95后女孩当寿衣模特冲上微博热搜，相关话题被43.1万人阅读。这位勇于打破传统目光的女孩，获得大部分网友的支持。

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不时遭受着误解。

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她刚自我介绍完，旁边一个女同学很害怕，不敢转脸面对她。

因为忌讳，妈妈劝她辞职，她却说，总要有人站出来，为人们和世界的告别做一点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成瘟神。” /微博

那些对她的职业避而远之的人，或许缺一堂教他们如何正视死亡的课。

有人将死亡教育和性教育视为一对“难兄难弟”。对此，美国作家早崎绘里香在《生死功课》里写道：

“死亡教育和性教育同样重要，甚至死亡教育比性教育更加重要。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性，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死亡。”

参考资料

[1] Dickinson GE．Teaching end －of －life issues in US medical schools: 1975 to 2005［J］．Am J Hosp Palliat Care，2006，23( 3) : 197－204．DOI: 10．1177 /1049909106289066．

[2] Doka KJ．Hannelore wass: Death education－an enduring legacy［J］．Death Stud，2015，39( 9) : 545－548．DOI: 10．1080 /07481187．2015．1079452．

[3] Dickinson GE， Paul ES．End－of－life issues in UK medical schools［J］． Am J Hosp Palliat Care，2015， 32 ( 6 ) :634－640．DOI: 10．1177 /1049909114530492．

[4] Kawagoe H， Kawagoe K．Death education in home hospice care in Japan［J］．J Palliat Care， 2000， 16( 3) : 37－45．

[5] Sofka CJ．Hannelore wass: The lasting impact of a death educator， scholar， mentor， and friend［J］． Death Stud，2015，39( 9) : 558－562．DOI: 10．1080 /07481187．2015．1064293

[6]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第２１卷第１１期，《大学生死亡教育需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7] 李靖.初中生物教学中死亡教育的探析与实践研究[D].导师：吕秀华.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

[8] 《师者｜广州大学教授传授生死学18载：认知死亡才能敬畏生命》澎湃新闻

[9] 周瑶瑶，黄泽政，苗波．国外与港台高等学校生命教育发展及其重要启示［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0]《河南95后女孩做寿衣模特：帮人们在生命最后一刻体面告别》正观新闻

[11] 美国的死亡教育-《文苑》2019年第03期

[12] 美国学校的死亡教育-《校长》杂志2010年第10期

[13] 《清明节特别策划：高校生死教育——孤岛中的坚守》触电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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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纸鹤

编辑 | 秋裤

排版 | 盒子

*未标注出处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