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学生眼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主导重大项目、从事尖端研究.....是不少人眼中的偶像。

不过，在和青年人的多次交流中，王院士的回答往往简单而犀利。快看看下文中，他都有哪些精彩言论吧！

2016年4月2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做客中央电视台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

节目现场，有青年问：“你能告诉我中微子有什么用吗？” 王贻芳说：“不能”；还有人问：“物理除了用分数羞辱我，还有什么用呢？” 王贻芳说：“没用。”

王贻芳在“开讲啦”现场（“开讲啦”节目组专供图）

但事实上，为了这项看上去“没用”的工作——发现中微子振荡第三种模式，王贻芳和他主导的大亚湾实验团队一直在“抢”着做事情。中微子项目立项前，他们跟美国人“抢”项目的主导权；土建安装中，他们跟法国人“抢”先完成的时间；探测过程中，他们跟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抢”观测的精准度。

“抢”着做的结果是，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王贻芳团队成了最早发现“中微子振荡第三种模式”的赢家。2016年3月22日晚上，这位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科学家班主任，迈出自己的办公室，向南300米，走进国科大玉泉路校区礼堂，与500多名本科生分享了“中微子振荡背后的故事”，并鼓励青年学生要跟时间赛跑，掌握学习的主动权，要不惧国际竞争，敢当世界第一。

王贻芳在国科大讲座现场

外国人凭什么要等你？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是在王贻芳的带领下，中国主导、中美两国合作的项目，2003年提出设计方案，2007年动工修建实验室，同时期，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的多个实验室也在开展同一个课题的研究。

“国际上到底认可谁的数据？就看谁测得快，测得准！”王贻芳说。2012年3月8日，他在北京宣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其振荡几率。同年，美国《科学》杂志将其评选为当年十大科技进展。“整个过程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相比世界上其他同类实验来说，我们投入的时间和资金都比别人少得多。”

大亚湾实验动工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法国会最先完成实验室建设，也最有可能先探测到中微子。但王贻芳迅速作出判断，“我们的精确度比法国高3倍，探测到的可能性就比法国大3倍，这件事儿值得做。”事实证明，王贻芳的预判是正确的。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地上外景（来源：limiao.net）

2012年3月8日前不久，日本、法国、美国的三个实验室确实相继测量出了大气中微子振荡角 sin22θ13，但它们的置信度都不高，只能算“迹象”，不能算发现。王贻芳团队测得sin22θ13 = 0.092，置信度高达 5.2 个标准偏差，是非常精准地探测到中微子振荡，并且他们真正探测到中微子振荡只用了55天时间。

这样激烈的竞争，王贻芳在学生时代就经历过。大学毕业时，他被丁肇中先生选中赴欧参加L3组的实验长达11年。在那里，王贻芳展露了他的物理天赋：一年发表3篇论文，并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所有物理分析小组组长中，只有他还是一名学生。

出色成绩的背后，是国际实验室里400多人的无情竞争。“没有人管你，很多工作，都是你想到了，别人也想到了，大家就各做各的。谁做得快，最后结果就用谁的，做得慢就是白做。”王贻芳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段日子，他几乎每天早上9:00到实验室，晚上12:00左右离开，周六不休息，周日有时出去半天。他说，“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工作90个小时，花进去时间是必要条件——我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王贻芳在“开讲啦”现场（“开讲啦”节目组专供图）

回国后，王贻芳自己也带研究生，他发现国内的竞争环境远远不够。同一个课题，如果一个学生做得比较快，其他做得慢的学生就会找他说等一等，最后大家一起发论文，名字都要放进去。王贻芳说，“我们真应该学学外国的残酷竞争，我们的学生也是要走向国际的，你让外国人等你，根本就不可能。”

他还发现国内科研环境对年轻人的压力也远不够。国外学生博士毕业后，正常都要读5年—10年的博士后，才能在科研机构拿到一个固定位置，这期间带来的压力，也足以使他毕业后仍旧保持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能力。相反，中国的学生博士一毕业，就恨不得马上拿一个固定的位置。

现在高能所对学生的留所要求是，要求学生至少要做2年博士后，有多优秀的人不愿意，转而去别的单位也找到了好工作。他有点担忧地说，“如果我们要求有7年的博士后经历，人肯定全部走光了。其实，我们非常缺愿意吃苦的学生。”

特别优秀的学生，如果到处都被抢，不做博士后也行。但王贻芳认为，“这个学生没有经过一个极其艰苦的5年到10年职业竞争，他出校门后的优秀程度，跟国外经过这个锻炼的人比，很可能会差一步。”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门

你一周工作够70小时了吗？

有人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近15年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王贻芳主导的北京谱仪和大亚湾两个项目才能在国际上站住脚。

对此，王贻芳不以为然，“你吃了10块饼，到最后一块饱了，你不能说前面9块是白吃的，现在的成就是过去30多年积累的成果，科研要积累到一个点，才能发力出成果，培养一代新的科研人才也需要差不多15年时间。”

北京谱仪III的MOUN探测器安装成功

说起年轻一代，王贻芳认为 “我们招的孩子基础、英文都比我们好，但大部分学生不够努力，比国外同龄人更贪玩。”

他并不要求学生能达到自己求学时一周90多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一周必须要有70个小时才够。如果你不下功夫，不思考，也就不可能创新，创新前需要足够的积累。”

在国科大，王贻芳平均每年能分到的研究生不足一个，做实验物理的学生每年只有十几个。实际上，国科大现有研究生、博士生导师1万多人，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却只有7000多人，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学生有1.5个导师在带。

高能所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有正在研制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强流质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有粒子物理研究、先进加速器技术、先进射线技术等世界强势科研领域，学生基本都在使用这些装置，都在参与这些项目。他认为，“只要学生足够努力，凭我们现在提供的环境，有足够的条件让他们成为国际上最好的年轻人才。”

中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人才一直非常紧缺，每年招收学生时，王贻芳甚至都没有具体的要求。他说，“作为中国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你学的基础知识就够了。面试时问到一个知识，你会很好，你不会，我们也可以教你。只要你有兴趣，有主动性，也愿意下功夫去学习，我们就收下。”

对在读学生，王贻芳也不会强制管束他们，他只要求学生一周汇报一次实验进展。“你是成人了，即使我现在管你，将来你出去也会有问题。还不如，从一开始你就自己约束自己。”

你为什么不坐第一排？

有一件事情让王贻芳特别无奈，他跟研究生出去开会时，有时还要跟学生讲去坐第一排，而外国人每次开会都主动坐第一排。他说，“这个习惯非常不好，是没有主动性，没有进取心的表现。为什么要后退？是观望，是不作为，还是不自信？”

你为什么要观望？

王贻芳明白很多学生从小就被中国的教育模式磨平了，缺乏自己的想法，做事情很被动。传统观念里，中国人也都以往后坐、不争先为荣。但他认为，“时代不一样了，你没有理由缩在后面。以前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现在国门大开，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竞争。你不能老跟在外国人后面，要试着去引领他们！”

讲座后同学们踊跃提问

10年前，中国和美国在大亚湾实验方案上出现分歧时，王贻芳就敢“单刀赴会”，与10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据理力争，最终赢得了项目的主导权。他特别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摆出“争第一”的态度来，能把英语学好，能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能在国际场合与外国人平等对话。

你为什么不自信？

王贻芳认为，“在高能物理上，大亚湾实验前中国是在追赶外国人，大亚湾实验时是与外国人并行，现在是超越外国人。”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广东江门筹建一个新的中微子探测器，将会在地下700米建成一个相当于12层楼高的实验大厅，目标是解决国际中微子研究领域下一个热点和重大问题：中微子质量顺序。江门实验无论是在技术还是科学水平上，都是世界领先的项目。

你为什么不作为？

不久前，王贻芳在《人民日报》发文《我们为什么错过引力波？》。他说，“大项目自然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但风险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要想成为世界领先，要想获得重大科学成果，必须要有新思想、新技术或新方法，并将其落实为大项目。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应当有所贡献。”

2015年11月，单项奖金远超诺贝尔奖、堪称科学界“第一巨奖”的“科学突破奖”被授予王贻芳和他的团队，以表彰大亚湾实验对中微子研究的贡献，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目前，王贻芳团队正在筹建的广东江门中微子实验，仍旧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但就像大亚湾实验室找到了“精度”作为突破口一样，这次他们也有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江门中微子实验要在最短的时间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探测器。容量2万吨，高36米，能运行30年，计划1年安装完成，此前与此相似的只有加拿大的SNO探测器，容量只有1千吨，安装却用了2年时间。

“在高能物理领域，江门实验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王贻芳认为，科研实验最后能不能成功，有时候就差一点点，这一点点就取决于一个科学家的眼光、对竞争形势的判断和对实验手段的创新。他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主动承担起责任，在做科研之前，先有自己的眼光和预判，选对了就大胆地做下去，敢于领先，敢于跟世界赛跑。

采访结束后王贻芳寄语国科大学子：“维持对科学一生的兴趣”

综合中国青年报（ID：zqbcyol）

撰文/王亭亭 刘翼豪 摄影/杨天鹏 美编/马芳 校对/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