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我看国学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顾准对孔子有过精辟的分析:“孔子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孔子掌握权力时间不过五年,其为后世儒者所称道的三大政绩即是“夹谷之会”、“杀少正卯”、“隳三都”,孔子在其中的表现都是一个独断、专制的霸者形象。】
【黑格尔: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我们根据他的原著〔按:指《论语》〕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木心:
中国没有史诗,没有悲剧,没有神话,没有宗教,好像脸上无光。何以见得?不是中国也有神话、悲剧、佛教之类吗?答曰:以西方模式的宗教神话、悲剧史诗论,中国是没有的。宗教没有教宗,悲剧没有西方的自觉,是大团圆的悲剧。大团圆意识深入文学家意识,少数天才如《红楼梦》是想写悲剧的,还是弄成大团圆。中国的神话,是零星的,非系统的。神话、英雄,加天才,即史诗,中国没有此物。
整个《诗经》是悲苦之声。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诗曰如何如何,可见儒家在中国势力之大,成了集体潜意识。……儒家是最功利的,对待《诗经》,伪善,霸道。
《楚辞》,很幸运未被孔子修改过、歪曲过,没弄成道德教训。
《诗经》原本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压抑,可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接引《诗经》都错,都用道德教训去看《诗经》。
诗就是诗。《诗经》之名,是错的。弄成经典,僵化诗,教条诗——文人称《离骚》是“离骚经”,称《庄子》为“南华经”,称苏东坡前后《赤壁赋》为“读前后胜读南华”。
中国没有与荷马同等级的大诗人,乃中国的不幸。今天不再可能出了。
哲学家、史家,必得兼文学家,否则无文采。孔丘是伦理学家,但他有文采。他从实用。
古历史学家文章写得之好,功力奇妙!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莫不如此。
老子精炼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若以墨子治国,中国早已是强国),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孔子调皮、滑头、话从不说死。
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孔丘多重人格,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标榜“君子泰而不骄”,却又熬不住,说出来:
……
明明指说周文王以后就是他孔丘了。
孔子谈不上哲学家,孟子也不能算———我咬住这条不放,不承认。中国哲学少得可怜。西方哲学像歌剧,中国哲学像民歌。
但孟子文学才能极高,这是他们占的优势。墨子吃点亏,文学才能不及其余。老庄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家,故赢得世界声誉。
中国文学的源流,都从庄子来。若不出庄子,中国文学面孔大不同。有庄子,就现在这样子。汉的赋家,魏晋高士,唐代诗人,全从庄子来。嵇康、李白、苏轼,全是庄子思想,一直流到民国的鲁迅,骨子里都是庄子思想。石涛、八大,似信佛,也是庄子思想。
中国的伦理观是孔孟的,艺术观是老庄的。
孔、墨,处处对立,现在看看,还是很有劲。孔说“仁”,墨子以“兼爱”来动摇“仁”,因为“仁”只偏爱“王公大人”的血族。
儒家以“孝”为“仁”之本。墨子说:“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孝”与“忠”是一体的,“孝”被墨子松掉,“忠”也谈不上了,就无法“克己复礼”,无法恢复宗族的奴隶制轨范。
墨子的积极主张,在于兼爱,兼爱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
一,兼相爱,交相利。
二,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
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认为孔子的“仁”,没有新意,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救不出名堂来的。
孔子的宿命论不是宇宙观上的宿命,他在世界观、人生观上的宿命是伪宿命论,目的是为帝王提供麻痹奴隶们的自强,永远受愚民教育。这就使墨子的“非攻”、“兼爱”、“交利”的学说大受阻碍,墨子又创“非命”。
当时孔墨之争是剧烈的。可悲的是,从汉朝开始,儒家一直是中国帝王的参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丘的思想与李耳正好相反,乐观、积极、务实,概括起来说,孔丘的理想是恢复尧、舜、文、武的礼乐,以中庸之道架构人伦关系。他根据周公的原则,周详地建立了一个生活模式。
他的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才归为鲁国人。孔丘本人,“少也贱”,做过仓库管理员,放过牛羊,充当过吹鼓手(乐师)。说这些,并非笑话他,而是说明他头脑很实际。那年代和希腊雅典一样,一个城市等于一个国,鲁国的大夫如孟孙、季孙,都自己建筑都城。孔丘反对,暗中唆使学生子路,设计破坏这种城。可见孔二先生很有一套阴谋诡计。
我最有意见的是,孔丘杀少正卯,是一桩冤案。他担任鲁国司寇,实际是宰相。他曾说,“子为政,焉用杀”(政治干得好,用不着杀人),自己一上台,不到七天,处死少正卯。少正卯是个学者,也收徒讲学。思想新、口才好,把孔丘的门徒吸引不少过去。孔丘记恨,扣他大帽子 :一,聚众结社。二,鼓吹邪说。三,淆乱是非。
孔丘自己对少正卯的判断:
“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纯粹是思想作风问题,明明是孔丘硬加罪名,本来的少正卯,可能是:“心达、行坚、言辩、记博、顺泽。”
孔丘很像“文\革”理论家,安上“险”、“辟”、“伪”、“丑”、“非”五个恶毒的字眼,概念全变了。即使如此,也不犯死罪。可是孔丘铁腕,把少正卯灭了。
后来儒家掩盖这件丑事。朱熹就否认,说《论语》不载,子思、孟子不言,没这回事,造谣。但荀况揭露出来。
这件事我认为很重要,迫害知识分子,是孔丘理论的破产。我从孔丘的虚伪,从他理论的不近人情,从他的心理阴暗面,推测杀少正卯是真。我很惋惜少正卯没有著作留下来。可能有点尼采味道的。假如我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也开讲。会不会被孔丘杀掉呢?他上台,我就逃。
我们讲文学史。按理说,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不是作家,至少不是专业作家,流亡作家。但古代的思想家,如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李耳,自己不动笔的。孔丘的代表作是《论语》,是对话录,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
《论语》的文学性,极高妙,语言准确简练,形象生动丰富,记述客观全面。
整本《论语》,文学性极强,几乎是精练的散文诗。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某种观点荒谬错误,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我常常读与我见解截然相反的书,只为了看取文学技巧。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但我重视孔丘的文学修养。(“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孔子谈不上哲学家,孟子也不能算——我咬住这条不放,不承认。中国哲学少得可怜。西方哲学像歌剧,中国哲学像民歌。
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所以,儒家一直为帝王利用。
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
所以虚伪,十分精致地虚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君子死不免冠,君子远庖厨,秋穿什么皮衣,冬穿什么麂皮,三月不做官,惶惶如也。父亲做坏事,儿子要隐瞒,骂人,赌咒,等等——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再广泛地印证中国人的性格结构,将是一篇极有意思的宏文。
“五四”打倒孔家店,表不及里。孔子没死,他的幽灵就是无数中国的伪君子。
(木心《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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