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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词的来历

“国学”一词的来历“国学”一词的来历 - 漢文化 - 通識

​作者简介: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领域涉及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马一浮与国学》、《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学术与传统》、《七十述学》等。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国学这个语词,比如在《周礼》里面,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到了汉代,仍然有国学一词,如《汉书》“食货志”记云:“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后汉书》也有相关记载,其中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臣朱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云云,语义最为明显。

《晋书》的帝纪则有东晋孝武帝十年二月“立国学”的直接记载;而《晋书》束皙传更写道:“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束皙广微所游的“国学”,以及称赞广微好学的那个博士,也都是国学学校里的人物。这里的国学自然是国立学校的意思。又《晋书·袁瑰传》载其上疏给汉成帝有云: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

袁瑰在此奏疏中提出的诉求是,希望国家能拨给“宅地”,以改变“国学索然”的情况。然则此处国学之所指,显然是欲建立学校的意思,否则要宅地何为?所以下文才说:“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应该是批准了他的建议,拨给了宅地,学校建立起来了。虽只是一封简短的奏疏,其于兴教立学所起的作用,岂可小视哉。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武帝,既笃信佛教,又苦嗜典坟,故力倡立学兴教,至有“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之举。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更以好文尚友著称,史载其三岁即“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八九岁就能够讲《孝经》了。他讲完之后,还“亲临释奠于国学”。

这里的国学一语指的又是国立学校,所以才有到国学释菜祭奠的举动。释菜即舍菜,是为祭奠先师孔子的一种仪式。《礼记·月令》有载:“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礼记·文王世子》亦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又云:“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其义甚明。亦即释菜的举动,是古代学校的一种常规仪式,当年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开讲前,也有此祭奠仪式。马一浮主讲复性书院,开学时也有类似礼仪。

由此可知,历史上关于“国学”一词的记载,其所指确是国立学校。汉晋如是,隋唐亦复如是。《隋书·礼仪志》有载:“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于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璧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学。”此处所叙是关于养老敬老的礼仪,七十岁、八十岁各有分别,国老和庶老亦有分别,但当这些老人到国学斋戒的时候,王公大臣等须提前到国学去迎候,以彰显养老礼仪的隆重。在那里可以举行斋戒仪式,有品阶的显贵要提前在那里迎候,那么这个地方自然是场所,而非一门学问。《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又载:“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大同七年,国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此又明示国学里面的人员安排设置。可以设置包括祭酒、博士、助教在内的各种人员,当然指的是学校了。新、旧两《唐书》则屡见“皇太子释菜于国学”的记载。还有,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在晚唐就叫“庐山国学”,为避繁冗,不一一列举。

那么宋明呢?试看史载之例证。《宋史》真宗本纪载:“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己未,大赦天下,赐致仕官全奉。辛酉,作《崇儒术论》,刻石国学。”将文章刻石于国学,当然这个国学是学校了。又《宋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载:“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此段记载,前面叙述唐五代以来孔庙的祠位和从祀情况,然后说宋如何增修,而且太祖、太宗都曾往谒文庙,并下诏在国学讲堂的木壁上图绘礼器及制度。不仅说明此处的国学是学校,而且证明这所国学是设在文庙里。事实上唐宋以后,国学之建校,很多都设在文庙,已成为制度。《宋史·选举志》又载:“大中祥符二年,以门荫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于国学受业,及二年,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其业,乃以名闻。”这说明当时的国学,还担负有后备官员的培训任务。

明代关于国学的记载更多,盖缘于越到后来学校越发达故也。《明史·选举志》写道:“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赀曰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荫监也,有官生,有恩生。”可见作为国立学校的国学,其地位之高。国家所立,谓之国学;府、州、县所立的学校,则不能称国学。而且府、州、县学校的生员,只有进入国学后才能得官,并有专门的职称曰监生。国学设祭酒、司业,负责诸生的管理和训导。永乐时期的宿儒胡俨,受命担任国子监祭酒,史载其“居国学二十余年,以身率教,动有师法”云。按明清的设学制度,国学和国子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大量外省才俊都是由乡举入于国学,尔后进入官员队伍。也有外国的王子或达官子弟来国学学习者。《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其冬,山南王亦遣从子及寨官子入国学,赐赉如之。自是,岁赐冬夏衣以为常。明年,中山两入贡,又遣寨官子肄业国学。”中山王、山南王都是琉球分裂后的国主,直到永乐时期仍继续派子弟入于国学。而日本的王子滕祐寿者,也曾“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

兹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国学”,从《周礼》开始,嗣后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但无不指的是国立学校的意思,这和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的国学,和现在有一点热的这个国学,概念的涵义所指、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在学理上和在事实上两者均不容混淆。

——摘自刘梦溪《中国文化的张力:传统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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