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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丨陈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

学术丨陈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学术丨陈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 原创 陈薇 建筑史学刊东南大学陈薇教授为《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撰写《千里之行

学术丨陈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 原创 陈薇 建筑史学刊

东南大学陈薇教授为《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撰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一文,以梁思成先生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一系列古建筑调查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论文中体现出的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的构建,对order、标准化、中国古典建筑的“文法”之关注以及对新建筑的参考意义等进行了总结。文中还提出梁先生的调查报告“首开民居考察”,这一观点意义重大,与过去一些学者及建筑师毫无根据地批评梁先生不重视民居研究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建筑史学史以及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学习梁思成先生发表的调研论文有感

陈 薇

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乃实地调研。在营造学社的工作中,有关调研的科学论文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开始体现,由梁思成先生撰写的比较集中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四、五卷,另各1 篇分别发表于第六卷和第七卷。在梁先生诞辰120 年之际,我将以梁先生为主撰写发表的11篇调研报告进行了重新阅读,学习体味个中滋味,将心得分享如下。

调研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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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平面图

梁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调研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即道明科学调研的意义,其绪言曰:“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推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Plastic art)言,尤为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研测绘不可。”所以,开展古建筑研究,调研为第一要务。

调研的对象选择

在调研对象中,梁先生首选木构,乃由于“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而第一篇选择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为具体对象,是因其为当时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古者,同时“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实物也。”也就是说,选择调研对象犹如我们今天研究中的发现问题之关键,“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当时,明清建筑尚有较多存留,而要梳理中国古建筑各朝代之关联以及建立各朝代的认知标杆,明清之前的建筑调研确为首选;又宋有“法式”,清有“则例”,将宋代前后的建筑作为主要的调研对象则十分明智。

调研的科学方法

在方法上,梁先生的主张,首先是“实地研究,登檐攀顶,逐部测量,速写摄影,以纪各部特征”;其次是“归来整理,为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及制度之鉴别”;再则是“后二者之研究方法,在现状图之绘制(Measured Drawing);与唐、宋《营造法式》、明、清《工程做法则例》制度之比较;及原状图之臆造(Restoration Drawing)。”步骤十分清晰:现场工作—文献研究—现状图—复原图—制度比较—年代鉴定。阅读11 文,大多数调研论文采用的就是这个步骤和方法。

其中,考证也会结合石碑与县志比对来确定,如宝坻西大寺便考察出“透灵碑”和宝坻八景之一的关系;原状图复原,行参照之法,“辽代木材大小之标准,不惟谨严,而且极普遍,所以我们若根据佛宫寺塔来构造广济寺木塔的幻形,大概差不了很远。”文献与考古,类物参照,均为常用的方法。

报告的撰写方式

从体例来讲,大体一致,包括:绪言,总论/ 行程/ 纪游/ 纪行,历史及现状,建筑——门/ 阁/ 大殿,今后之保护/ 结语。即使是独立的结语,也特别强调保护,如“最后一句牢骚话,关于三大士殿的保护。木造建筑怕的是火和水,现在屋盖已漏,不立刻补葺,木材朽腐,大厦将颓。至于内部堆积的稻草,尤其危险万分,非立刻移开不可。若要讲保护三大士殿,首须从这两点下手。”另论文皆有若干照片和绘图图示(一般测绘复原图放在前面,照片图版也放在前面或最后面,或一组建筑陈述之后分列)。

对于个例的记述也非常完备,一般包括平面、柱、梁枋及斗栱(笔墨最多)、举折、屋盖、装修、塑像(观察尤其细致,常和建筑比对考察时代风格)、匾、碑碣、佛具,对于可以发现的一切历史信息如建筑构件上的刻字、桥上的题咏等也一一记详。

此外,每文必有感谢。关涉指导、随行、绘图人员等。

上述为最常见的写法。

比较轻松的,如《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以“行程”始,记述考察原因——“结构与我所说独乐寺诸点约略相符,大概也是辽金遗物”;生动的随行人及故事——“所以我们在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泉州旅馆,还勉强可住,那算是宝坻的‘北京饭店’。泉州旅馆坐落在南大街,宝坻城最主要的街上。南大街每日最主要的商品是咸鱼”;记载他事——“河上有桥,那种特别国产工程,在木柱木架之上,安扎高粱杆,铺放泥土,居然有力量载渡现代机械文明的产物”;描述心情——“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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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郊建筑杂录》“卧佛寺桥图录”

更轻松一些但包含理论认知内容的,如《平郊建筑杂录》,特别提出了“建筑意”的概念——不是指建筑所包含的诗情画意,而是“以貌取建”的态度——相对于“以貌取人”而言。而全文陈述,仿佛将建筑当作一个人,语言也特别俏皮,如“说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再没有比卧佛寺委曲的了”“其实这都怪那佛一觉睡几百年不醒,到了这危难的关头,还不起来给老和尚当头棒喝”;说方池变为了游泳池且脏,是这样说池水的:“用来锻炼身体之用,在青年会道德观之下,自成道理——没有康健的身体,焉能有康健的精神?——或许!或许!但怕池中的微生物细菌不甚懂事。”但是《平郊建筑杂录》(续),关涉天宁寺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则写得平实严谨,应该属于第一类写法。

若是对一个地方进行调查,通常用时比较长,案例多,有的实测比较简单,主要以文字和照片为主,如《正定调查纪略》和《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有的实测图示很多,前面集中放置建筑整体的平立剖面图等;文中一般是斗栱等详图;每案例末集中放照片,如《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报告的学术焦点

对order(范式)关注。“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 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为谓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 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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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对“标准化”关注,但对唯一的标准化不认可。“此次独乐寺辽物研究中,因梁枋斗栱分析而获得之最大结果,则木材尺寸之标准化是也。清式用材,其尺寸以‘斗口’为单位,制至繁而计算难。而观音阁全部结构,梁枋千百,其结构用材(Structural members),则只六种,其标准化可谓已达极点。”又比较《营造法式》卷四“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认为观音阁山门“然则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在对宝坻三大士殿研究中,也对此特别分析,认为“在大殿大木用材上,有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木材之标准化。”“而木材之标准化,和材栔之施用,与《营造法式》所述,在原则上是相同的。”

科学研究,如对阑额安全的研究,认为在阑额之下加的一根小柱子,“以匡救阑额之不逮,添置这柱子的人是根据他‘立木顶千斤’的常识加上去的,但是为眀瞭这阑额的实力,我们可以大略计算一下”,遂分别算出单位面积重量(包括木料、砖、泥瓦),及阑额断面能承受的安全荷载,证实实际的承载超出了安全荷载的3.35 倍,证实“在结构方面这阑额是三大士殿最不合理之点”。

注重比较,论及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的举折,既与同时期建筑比较,发现“三大士殿举折的角度,与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大致相同”;也与宋清建筑比较,“法式所规定殿阁三分举一的角度,与清式的角度大致很相近;而辽式殿阁的举折,竟较宋式厅堂还低,是我们极应关注的。”有的是和国外比较,如分析赵州大石桥的“空撞券法”,即和欧洲近代桥梁进行比较,认为“较安济桥竟是晚七百年,乃至千二百余年”。

首开民居考察,见于《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专门列有“山西民居”,记录有穴居、砖窑、磨坊、农庄内民居、城市中民房、山庄财主的住房。“民居”一词是否首次应用有待考察,但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起点,应该相当于Vernacular Architecture 的中译在中国古建筑研究中的采用。

可见,科学调研,不仅是当时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第一要务,还是学术思想和学术发见的起始点。

与其他学者调研论文的比较

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发表调研论文篇数为首的是梁思成先生,其次为刘敦桢先生,共10 篇(其中有和梁先生合作的),体例比较丰富,针对不同对象诸如殿宇、陵墓、桥、石柱和普查,写法不一。研究木构建筑的基本顺序为:引言/ 绪言/ 纪行/ 纪游,沿革/ 略史,布局(总体配置),建筑(平面配置——习惯画平面和仰视平面的组合,所以在这部分会同时记述平面和天花布局、大木、砖墙、琉璃瓦件、装修、彩画、佛具雕饰),结语。相较于梁先生的表述,刘先生一是特别重视诸作做法和材料与构造,还会将之与相关案例做法进行比较;二是喜好由点及面或成线,结合文献研究会扩大到线索式的外围研究;三是注重实测和大样测绘,不常作复原绘图(合作那篇除外)。和梁先生比较吻合的是重视与前后朝的建筑制度相比较,如《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和“法式”“则例”均作了比较,从而对异于宋清二代的明代中期建筑有了大致的判断,但是不作结论,此为刘先生的特点。认为“异于宋清二代者,或因材料关系,临时变更旧法,亦难逆知,决非依此一例所能解决”,乃刘先生“孤例不足征”的一贯治学态度之体现。

龙非了先生的《开封之铁塔》,除有绪言、历史之考察外,还对建筑历劫经过、材料与构造、构成尺度这些和建筑历史与设计相关的内容展开特别研究,并对特别的部位如“铁塔之安定度之考察”,有严密的数理计算。

杨廷宝先生的《汴都古建筑游览纪录》,特别注重建筑的设计内容和存疑的推断,如关于塔,他完整记录了地点、留存和格局情况、建筑的具体尺寸、色彩、构造做法、楼梯的设置等,尤其从保护的角度,重点关注倾圮、以往更改变迁、佛像年代考证等。

较多学者发表的调研论文,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营造学社于西南的工作,并以石印的方式发表在复刊的第七卷中。如刘致平先生的《云南一颗印》,特别关注做法包括施工和用料,是最早关于住宅的系统调研报告,绘制了20个版面的关于“一颗印”的相关图纸;另文《成都清真寺》和《乾道辛卯墓》,均为这个时期成果。莫宗江先生的《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卢绳先生的《旋螺殿》、王世襄先生的《四川南溪李庄宋墓》,均为关于西南建筑考察调研报告或论文。

在第七卷中还有两份关于山西古建筑的调研论文,一是莫宗江先生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另一篇是最重要的梁先生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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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比较而言,梁先生的调研论文,有相对一致的思路和表达,除了现场工作外,后续中有比较规整的甚至是复原的建筑图纸表达;而其他大多数调研论文比较侧重现场记录的真实性,注重构造与材料、大样与施工、详部与装饰等。当然,相同之处更多,不赘述。

调研的目标追求

连缀起如上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调研论文,尤其是学习整理了调研论文的脉络和思路,可以理解以梁先生为代表的20 世纪30—40年代开展现场调研工作的目标,至少有如下几点十分突出。

1、建立中国古典建筑的文法

梁先生《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着力于将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则例》作为两部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进行介绍,其中更是将斗栱作为一重要辞汇进行阐述,其目的是为了让人了解“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汇’”,“此种‘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种语言里,都是传统的演变的,有它的历史的”。这与调研报告特别注重各时期的建筑与宋清法式进行比较,并注重斗栱的order 研究,其中的工作思路是相通的,梁先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工作可以互相印证。

2、作为新建筑设计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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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参考图集》

梁思成先生《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和《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简说》二文最具深意。如果将二文对应起来看,便可了解建筑设计参考图主要是应对当时社会的设计需求,如第三集“店面”占有重要的份量;同时若从学术角度观之,二文更可贵的是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识放在世界建筑的背景下,包括古代的建筑系统和近代的建筑变化,从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理解有穿越时空的深厚定力和敏锐见地。

就调研对象而言,调研工作从官式到民间、从中原到边缘进行拓展,这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论文中反映比较明显。其中虽有客观环境的原因,更主要是由一种使命感所带来的取向,以应对当时社会对建筑设计的需求。

3、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时代坐标

梁先生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表达出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宗旨,但更加强调了对本国的意义。“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艺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其中,通过实物与文献互证的严格论证,首先建立起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历代特点的基本标尺与实物的谱系,然后扩大到砖石土及金属的建筑研究。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面大量广,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且有宋《营造法式》为系统表述的专著。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论文前后关系,可以了解梁先生便是以《营造法式》为出发点上推和下延进行木构建筑和文献研究的,从而助于形成以木构为代表的建筑系统、以朝代为分野的时代特色的中国建筑史建构。

4、沟通儒匠,浚发智巧

其实,刊物出版前一年,中国营造学社创立人朱启钤先生于1929 年6 月在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函中,便有宏大“计划大概一通”,包括“一,属于沟通儒匠、浚发智巧者;二,属于资料之征集者;三,编辑进行之程序,成书假定以五年为期。”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属于沟通儒匠、浚发智巧者”中的计划子项有这样两项:“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可以见得,朱启钤先生的研究计划并不止于中国建筑营造,也不局限于古代,而关键在于对“浚发智巧”的建筑宝典的全面收集和研究。也因此,可以认知朱启钤先生邀梁思成先生为法式部主任、刘敦桢先生为文献部主任进行架构开展重点工作的意义,也可进一步理解梁先生致力法式研究及其开展调研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以梁先生和刘先生为代表开展并完成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的27篇调研报告和科学论文,是践行如上远大目标的奠基石,也是中国建筑史及其学科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此仅为本人多次学习的部分心得体会,以此纪念和致敬梁思成先生。愿与读者共享,更为励志前行。

作者简介

陈薇,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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