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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韩国首尔大学曝光了一起大学教授与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是某学术论文共同作者的案件。

随后经过韩国教育部调查，此类案件在首尔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等29所高校中频频发生，无一例外都是大学教授将初高中的学生列为了学术论文的著作者。

这些初高中学生，绝大多数是教授自己的孩子或者熟人亲戚的孩子，还有少数一部分是与学者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虽说韩国的法律是允许未成年人发表学术论文的，但这些孩子全都对学术研究没有一丝贡献，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

之所以会频发此等案件，是因为韩国的大学入学竞争非常激烈，把孩子的名字列在论文作者中，可以大大增加他们进入大学的机会。

这引发了韩国广大底层人民，对富裕、人脉广的“精英”家庭子女被大学录取方式的关注。

（韩国造假论文学者）

韩国大学的入学竞争到底有多激烈？这背后又有多少金钱与权力的操作？这对韩国基层平民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要了解这些，首先要知道一个新名词“学阀”。

一、被垄断的韩国教育

很多人都知道军阀和财阀，但实际上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学阀。

学阀一词最早来源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他年少时期在旧私塾里读书，在一本东汉时期的著作里发现的。

由于他很不喜欢旧私塾的教育模式，认为里面的老先生全都是收钱卖知识，就用这个词来抨他们。

现在学阀是指那些利用规定或是常年的惯例需求，得以从固定某几个学校毕业的组织里的长官。

这些组织几乎是通过学阀来维持，不一定要教学水平高的学校或是传统名校，在某个地区或者某些行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学校都会出现学阀。

（“sky”大学logo）

而韩国现如今的精英教育，就是被学阀所垄断的。

据统计，韩国最大规模的企业中，能够担任总裁职务的人数中有70%都是毕业于“sky”，司法机构的公务员也有80%都是来自于“sky”。

“sky”是韩国三所顶尖大学的英文缩写，即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高丽大学（Korea）和延世大学（Yonsei ）。

这三所大学便是韩国最大的学阀基地，只要你有机会进入这三所大学学习，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企业高层和司法机构。

韩国人对学历非常的看重，大部分韩国人都认为能决定男人成功的因素就是学历，而女人想要成功除了出众的外貌外学历也不必不可少。

在韩国无论是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还是各行业的企业招聘，都会要求竞争者在个人简历上写清楚自己的最高学历和毕业院校，有的甚至还要求你写父母的学历。

（首尔大学）

而不同学历也会成为韩国职场高低收入的分水岭，高中毕业的劳动者在城市的平均收入不过200多万韩元，而大学生就能多赚100多万韩元，研究生更是高达400多万韩元。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韩国体现的淋漓尽致，但知识的积累是需要你用等价的金钱来交换的。

韩国奖学基金会在2020年10月，向国会教育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上显示能考上“sky”大学的韩国新生至少55%出身于高收入家庭，而月收入不足100万韩元（5260人民币）的低收入家庭只占1.6%，其余都是中收入家庭。

中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加起来的比例都没有高收入家庭的占比大，可以说韩国的精英教育也是被有钱有势的人所垄断。

因为家庭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就越了解韩国社会现状，对孩子的课外辅导方面的投入就会越大。

那么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优越的学生越来越多都是这些精英家庭，而出身贫寒家庭学生只能花费比他们多数倍的努力才行。

这里面自然会有一些精英家庭的孩子不爱学习，但父母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挤破头皮”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高校不可。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文章开篇所提到的论文联合著作法。

能够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并发表学术论文的老师自然也不是一般人。

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将研究成果分给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在高考之前就有了加分项。

还有的人通过社会关系联系到这些大学教授，再通过利益往来，让他们在学术论文上加上自己孩子的名字。

时任韩国法务部长曹国就被曝出过利用职权给女儿伪造获奖证书的事件，让她女儿小小年纪就成了SCI级别医学论文的第一作者。

这些本来没资格考进重点大学的学生，就因为家里有钱有势便占据了平民学生的入学名额。

（曹国）

教育部和各大学自2017年首次曝光以来，已发现了794篇与孩子联合著作的论文，其中被审核的有549篇。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没有被查出的论文恐怕多之又多。

2018年，一件高中考试泄题舞弊案再次震惊了韩国。

淑明女子高中的教务长姜润洙，曾5次将考试题目及答案透露给自己的双胞胎女儿。

淑明女子高中曾培养出许多女性政治家、艺术家、企业家，当时的韩国第一夫人也是出自这里。

所以该校学生的竞争十分激烈。

高考前，姜润洙的双胞胎女儿的成绩分别从全校59名和121名迅速成长到了名列前茅。

这怪异的现象明眼人都心知肚明，很快就被查出了问题。

连这些社会精英都不惜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给自己的儿女谋一条出路，那些无钱无势的平民家庭想要改变命运，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二、韩国教育的内卷

韩国《中央日报》曾公布过一项调查数据，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里，出身贫寒的大学毕业生比例，从13.4%骤降到的5.8%。

这正印证了那句话——寒门难出贵子。

可即便寒门子弟想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但只要有1%的机会，依然有人不惜“头破血流”也要抓到这个机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

（允叶媛）

韩国曾为最基层的学生拍过一部纪录片《学习的背叛》。

纪录片中的女学生允叶媛还只是个初中生，为了将来能考上心仪的医科大学，现在就做起了准备。

她每天早上天还未亮就早早起床，坐在自己的桌子前不停地抄书来加深记忆，一抄就是几个小时不停歇，直到手都没力气。

如果学校有考试，允叶媛更是为了复习功课，每天喝六七罐咖啡只睡三个小时。

年纪轻轻的她已经面目憔悴失去了活力，手上长满了茧子不说，头上也有些许白发。

她告诉记者，韩国的学校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天睡四个小时的学生会当选（考入理想大学），睡五个小时的则可能落榜。”

睡三个小时的她自然是为了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允叶媛的情况正是现在大部分韩国学生的现状，他们普遍的睡眠不足。

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在2021年5月公布了一项数据，说韩国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18分，比其他国家的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少1小时4分。

（纪录片中的韩国课堂）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阿曼达·里普利为了探寻韩国成为“教育强国”的秘密，亲赴韩国调查，让他大跌眼镜，因为韩国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在课堂上睡觉。

韩国学生除了在学校每天早起晨读背英语单词，晚上十点以后还要做直播学习外，周末也要上补习班学习。

在韩国，有学校教育和课外辅导两大教育体系，后者被称之为“影子教育”或者“私教育”。

每年都有八成以上的韩国中小学生参加补习班，市场规模达到33万亿韩元，超过韩国军费的一半。

韩国首都首尔的江南区有一个大峙洞，这里聚集了一千多家补习班，被称为“高端补习班一条街”。

这还只是韩国“私教育”市场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总人口只有5200万左右的韩国，境内竟有超过10万家课外辅导机构。

（韩国补习班）

而且这些补习班的学费还非常的昂贵，有钱人家为了孩子的学习会报多个补习班，每个月的补习支出就有200万韩元。

连有钱人的教育都如此“内卷”，低收入家庭就更加没了希望。

一些穷苦家庭的父母，为了给孩子凑齐补习班的费用不落人后，不惜卖房、做兼职送外卖、借高利贷，甚至有些母亲还卖淫赚钱。

但即便如此努力付出了，最终换来的结果还是可能会失望。

作为贫苦家庭的孩子，无论你再怎么刻苦学习，面对只有百分之几的入学机会，你做不到在全国名列前茅都会遭到“学习的背叛”。

所以，这些父母也会给予孩子无与伦比的压力。

《学习的背叛》中，一位男学生诉说自己7岁开始一年365天都无休止的学习，哪怕自己累得晕倒或者生病受伤，父母依然逼着自己学习到凌晨2点。

（《学习的背叛》）

在这样高压之下，韩国初高中生中有27.1%的人都患有抑郁症，自杀已经是十年来韩国青少年最常见的死因。

2011年，韩国一名18岁的高中生用菜刀残忍地杀害了母亲，并将其尸体藏匿在一间房间里8个月，因为尸体腐烂的臭味难以遮掩这才被其父发现报警。

据这名高中生透露，母亲对自己的学习非常严厉，一定要自己考到全国第一，成绩一旦不理想就会遭到她的体罚，甚至不被允许吃饭睡觉。

同年全国高考模拟，该学生考了全国4000名左右，因为害怕母亲责骂私自将成绩改成了全国62名。

可即便如此母亲依然不满意，用棒球棍殴打他，并要去学校找老师谈话。

学生害怕自己改成绩单的事情暴露遭到更严重的毒打，这才狠心对母亲痛下杀手。

这样的悲剧，在韩国社会中可谓比比皆是。

（韩国学生给学长磕头祈祷）

为了减少自己在高考中的竞争压力，每年高考都会出现学习学妹在考场大门前磕头为学长学姐祈福的画面。

这些学生就像粉丝应援团一样，凌晨两点起床到考场门前占据有利位置，考试开始，一边唱校歌助威，一边磕头高喊：“高考大发!学长不复读!”

这么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在明年的高考中学长学姐们不成为竞争对手，也是希望考上大学的前辈们将来出人头地为自己能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

三、历史遗留的祸根

韩国教育之所以被学阀垄断，竞争还如此激烈，也是历史问题造成的。

二战时期，日本占领韩国后，为了对韩国有效地控制，不允许韩国民众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

1945年日本战败，韩国光复，此时的韩国12岁以上的文盲占了总人口的78%。

再加上当时基础设置遭到了日寇毁灭性的破坏，韩国贫富差距和社会等级几乎被抹平。

虽然国家一穷二白，韩国政府仍倾力于基础教育。

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当时还是极度贫困的农业国，总统朴正熙为了改变现状，开启了一条以出口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

家族大企业也在这时候形成，也就是后来的财阀势力。

（韩国财阀）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旺盛的人才需求，韩国的中高等教育也在七十到九十年代之间呈现爆发式增长。

韩国高校数量数十年间翻了十倍之多，各大高校急剧扩招，但适龄人口太少，教育的隐患已经埋下伏笔。

韩国经济能够迅速增长，离不开政府与大财阀的相互扶持。

随着1987年韩国走向民主化后，政府对财阀已经不具备制衡能力，寡头资本的扩张也不受任何约束了。

在经历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辈严重挤压，财阀经营领域却日益多样化。

这就窄化了韩国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他们想要找到高薪工作，有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就只能去三星、现代、LG等财阀企业。

虽说一些小型和中型企业容纳了韩国88%的就业人口，但它们工资低、不稳定、技术落后，只是毕业青年最后无奈的选择。

（韩国不同年龄段失业率）

久而久之，韩国民众也因为就业质量的天壤之别出现了贫富差距两极化。

而且近些年来，韩国大学生失业率在节节攀升。

前面我们提到韩国为了发展教育建了许多大学，所以大学升学率非常高，2019年达到70%，比起同年日本的60.1%、美国的47.5%都要高出许多。

可是韩国15-29岁的人口就业率仅有42.1%，这又要比美国的60.6%和日本的56.8%低了很多。

既然韩国的大学升学率这么高，他们也大多完成了高等教育，为何就业率反而降低了呢？

这正是我们前文所讲述的学阀垄断教育，造成的结果。

底层的青年若想挤进大企业的大门，只能获取到名校文凭这唯一的敲门砖，但是名校的名额基本上都被有钱有势的人占据着，而留给寒门子弟的机会却越来越小。

（首尔大学）

首尔大学1985年的新生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与低收入家庭学生人数比为1.3：1，到了2000年就成了16.8：1。

没进入名校的学生就算找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毕业后也会因为学历问题被大企业拒之门外，到最后只能去那些自己看不上的工资低、不稳定的中小企业上班。

而且他们要去考公务员，政府机构也只会优先选取名校毕业生。

这样的恶性循环，只能让有钱有势的人世世代代都享受最好的国家资源，而底层的人民无论如何努力，祖祖辈辈都可能无法走出困境。

但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只要能抓住最后渺茫的一丝机会逆天改命，都会拼了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有些家庭为了给孩子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花重金买了学区房，除了还房贷外，再加上孩子的补习费、水电费、交通费等费用，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到最后也会一扫而空。

这些因为女教育支出而背负债务的家庭被称为“教育贫困家庭”，在韩国已经有82.4万户家庭、305万人。

这些家庭高额的教育支出不仅挤占了养老等支出，也降低了韩国的生育率。

（韩国出生率）

在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一项调查中，有43%的家庭都表示孩子的教育负担太大不愿意再生二胎、三胎。

而韩国也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当中，2020年仅有27万婴儿出生，比2019年降低了10%，死亡率反而增加了3%。

2020年韩国6岁至21岁的学龄人口只有800万以下，预计到了2027年会缩减至700万人，2045年可能只有612万人。

人口老龄化严重，会造成国家劳动力的减少，经济很难再有进一步地发展，甚至会滋生各种社会矛盾。

解决人口问题已经是韩国迫在眉睫的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恐怕要比登天还难。

四、教育改革的失败

韩国政府其实很早就已经知道教育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尤其是“影子教育”甚为严重。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历届韩国政府都在针对课外辅导行业的的政策上，左右摇摆。

到了八十年代，补习班的野蛮增长才让韩国政府颁布法令对其明令禁止，还组建了禁止课外辅导的纠察队。

（韩国学生的倾诉）

但到了九十年代，韩国政府又放宽了政策，要求高中教育多样化，还允许民间资本开办高中，一些家长不惜重金送自己的孩子进入英语高中、文艺高中等机构提升综合素质，补习班又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实际上法律越是禁止，就越是有人偷偷摸摸搞补习班，因为你的孩子不上，别人的孩子上了，那你的孩子就会落后。

这些补习老师会假装成清洁工、亲戚朋友，上门到家给孩子补习功课，还会到小树林里不被人发现。

随着高校入学竞争的愈发激烈，补习班已经成了不可缺失的存在。

韩国的家长们甚至发起了舆论攻势，认为政府禁止补习的法令侵害了孩子们的受教育权。

最终韩国最高法院也判处政府侵害了家长与学生们的权利，废除了原来的法令。

但要说真正造成教育问题的根源，还是那些学阀。

1998年为了取消学阀差别，民间曾组建了一个名叫“没有学阀的社会”的团体。

（李哲浩）

这个团体将近18年来一直致力于消灭学阀，但结果可想而知微乎其微，并且在2016年彻底解散。

关于团体解散的原因，其中的代表李哲浩给出的解释是：不是学阀社会解体了，而是学阀已经不是获得权力的主要机制了。

李哲浩认为资本的垄断在韩国变得更加占有支配地位，学阀对于资本已经没有保障权利了，韩国已经变成“资本社会”。

其实李哲浩的观点非但不能说明韩国变好了，反而是问题更加严峻了。

以前是学阀为资本提供中坚力量，但现在资本却凌驾于学阀之上，换句话说资本就成了更大的学阀。

韩国各大企业都是从顶尖大学里面挑选人才，各大企业高管又可以用金钱回报于学校，财阀与学阀的利益输送紧密连接。

（韩国学生）

现如今，资本的后代成为这些顶尖大学的主导力量，资本就可以操控这些大学的录取规则和教学水平了。

而这些资本的后代在同一所大学毕业后，人脉与资源又都可以共享，实现利益最大化。

所以“没有学阀的社会”在学阀没有解体的情况下解散，也是因为无法撼动其背后资本的力量。

团体中有着很多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但后来他们已经很少参加聚会，因为有人去打工还上学的贷款，有人忙于挣学分毕业。

这就是现实，现实狠狠地打了他们这个团体的“耳光”。

但在团体解散之时，还是向社会提出大学平等化、解体首尔大学等建议，这些打破韩国社会固定观念的想法给国民对教育的认识带来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韩国总统卢武铉也实施了“平准化教育”政策，为的就是通过废除“根据升学率对高中排序”的做法，取消私立高中，来淡化重点大学的概念。

（卢武铉）

大学没了等级之分，学阀就不攻自灭。

可是学阀联合私立学校和各大高校一起反对教育改革，痛批卢武铉高中学历才仇视名校。

舆论造成的力量让改革最终难以维持下去。

眼看资本与学阀的力量已经根深蒂固，政府也只能治标不治本的采取一些法律措施。

比如对于论文联合著作造假的违法行为，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开除该学者和取消该学生的入学资格的相应措施。

但这些对资本和学阀来说不过是“清风拂山岗”罢了。

韩国如果要想彻底改变现状，抹消掉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只简单地变革教育与就业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大刀阔斧地对其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进行改革。

这恐怕只有等到有一位敢于破釜沉舟的政治家出现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