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大师就说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太多了，我想提几位我读过感觉最牛的、别人提到较少的大师。

一、钱穆

钱穆是读中国古书的最多的人，没有之一。他把二十四史通读过三遍，几乎涉及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都写过专著。他早年以《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学术地位，从一名中学教员而破格被著名大学聘为教授。在这里我推荐一本他最浅显的书，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他在台湾的一部专题演讲集，因为他对历史熟悉，我觉得是最为举重若轻的。书里面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做了简要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从这一本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大师。

二、钱锺书

不用说，钱锺书先生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让人惊奇的是他家里并不藏书，他的书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本事在电脑时代不算罕见了，我们可以“外事不懂问百度”，不用自己在辛辛苦苦记忆了。但是，钱锺书的本领并不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他的长处最重要的是能“打通”，打通古今中外，打通文学社科，打通各种语言，这就不仅仅是会百度就能做到的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钱锺书先生不仅有学问，还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从他与被人的谈话和通信中就能看出来，他时常画龙点睛地运用一些典故和野史，使得文章波澜起伏，煞是好看。钱锺书自己写的论文，也从来不用八股调，而是写得生趣盎然，这在今天是越来越少了。

三、金克木

金克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曾在印度钻研佛学多年。金克木晚年的文字，真可谓是出神入化，打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界限，常有奇思妙想。他的《风·烛·灰》《文化卮言》《文化猎疑》《无文探隐》《旧学新知集》《比较文化论集》，都是我的案头常备之书，思维枯涩之时，常拿来启迪启发。

就以《风烛灰》来说，金克木超越于一般专题研究之上，去追索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活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字里行间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剖析力，那伟大的“发现的快乐”一直伴随着智者的生命历程，值得一读再读。

四、徐梵澄

徐梵澄是鲁迅的学生，他早早去德国留学了，然后又去印度待了27年，直到晚年也叶落归根，那时他已经70岁了。

徐梵澄回国时带来了两部他翻译的大书：印度古代精神文化的典籍《五十奥义书》，印度精神哲学大师室利阿罗频多的《神圣人生论》。这两部书都很有震撼力，代表了印度文化的精髓。

不光是这些，徐梵澄自己对中国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写作的《孔学古微》《老子臆解》《陆王学述》《异学杂著》，打通了中国古代精神哲学思想和古代、近代印度与西方哲学家的见解，疏释疑难，寓以新意，阐发隐理，这几本书看似很薄，其实是有深刻内涵的。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民国，向来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镇，既大师辈出，又个性十足，兼具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的双重特点，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绝唱。

章太炎

1929年，上海《时报》做了一个《文坛点将录》，模仿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给当时的文化界大腕们做个一个大排名，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最先确定的导师名单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但章太炎坚决不肯去，因为他看不起后两个人，曾说：“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至于王国维，更是轻蔑地称其为“腐儒”。

梁启超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中华民族”这个词就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纵观其一生，做到了古代读书人“进则谋划天下，退则著书立说”的终极境界。

王国维

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梁启超盛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陈寅恪

”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梁启超曾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

陈垣

胡适曾评价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黄侃

章太炎的首席高徒，成就不在师傅之下，有学者评价道：“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是孟子和荀子；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总结它的时代思潮的只有章太炎和黄季刚（黄侃字季刚）。”

刘师培

黄侃一生高傲，谁都不放在眼里，但唯独对刘师培尊敬有加。刘师培病重时，黄侃不顾辈分，心甘情愿地拜在刘师培门下，说，如果刘师培的学问断绝，世界就没希望了。

辜鸿铭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泰戈尔，另一个就是辜鸿铭。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时，专程去向辜鸿铭请教，但他说，泰戈尔不懂易经，不要再声称代表东方文化了，回去乖乖地写你的诗吧！

冯友兰

李慎之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并称“史学四大家”。黄仁宇评价说：“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