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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国学如何传承?朱小健:注意这六大特征

人工智能时代国学如何传承?朱小健:注意这六大特征新时代新语境下,国学的传承与传播具有趣味性、便捷性、生成性、穷尽性、描写性与成长性等六大特征。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助力国学的传承与传播。

国学是什么意思啊_国学是什么_什么是国学

【导 言】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解读国学经典?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辅助国学传承与传播?2019年11月23日-24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在厦门筼筜书院举办,海峡两岸百余位著名专家学者赴会,围绕“国学的现代转型与未来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论坛间隙,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院教授朱小健先生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他指出:信息技术带来了文化传承传播的新态势,新媒体语境下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需求发生着变化,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在古籍整理、辞书编纂、文化传播等方面都有新的应用。并进一步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人类重要的生活形态是学习知识、传承经验、感知文化,这些已被机器影响。认识到这些显性隐性的变化,积极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国学传承传播成效的提升,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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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学院教授朱小健先生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

以下是采访实录:

国学复兴是社会现象 推广国学要领会其精神并做到“知行合一”

凤凰网国学:20世纪以来,在民间语境中,传统文化由“冷灶”变成“热炕”,在学术语境中,国学由冷僻孤绝到显于庙堂。很多机构如禅学班、禅修营、国学班、国学院等兴起却良莠不齐。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来规范?对此,您有何好的意见或建议?

朱小健:这其中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国学复兴或者说传统文化复兴,我倒觉得其实可能更重要的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界,国学研究是一项不遗余力的工作,其研究及推进从未被放弃。过去的研究者更多是在自己的书斋亦或是埋首故纸堆完成的,且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或擅长专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专门性及单一性。第二,现在所说的国学复兴,我认为从某个角度或某种意义上讲,它反而是全社会的一大盛事,国学的生命力体现在我们生活日用的方方面面,学术固然非常重要,学术界也有着所谓的“先觉觉人”,这要引领或使传统国学的精粹被民众了解和把握。归根到底,传统文化的复兴仍然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同时也是为了全社会、也作用于全社会的工作。

所以,所谓20世纪以来的国学复兴,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仅仅只关乎学界这样一个相对专门的群体。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性,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机构(如禅学班、禅修营、国学班、国学院等),他们也在做所谓的国学或与国学相关的工作,但同时也出现了与他们的水平、性质,甚至所追求的目标都不一致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世上从来就没有一件事只有一个标准或模式的说法,这是片面的。相反,所有出现的事物都有高低优劣和轻重缓急,体现不同的模式与形态,需要我们客观且冷静看待。我希望从事与国学相关工作的人或事尽可能做得更全、更好,或者说能够取其上。因为我们要法乎其上才能得乎其中,所以要有一个相对好的标准。

少儿读经

什么是国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基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试图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普遍性标准去规范它,这个可能有一定难度。但有一点可能真的应该实现或要做到,就是当你从事与国学相关工作时,你的机构是以“国学”作为你的主要工作领域,不管你是教儿童还是成人,甚至你是禅修。禅修是不是国学?这是个事儿,按说佛教的一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本土生长出来的,但它又属于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而说之,儒释道都是,对此我们要客观对待,仔细甄别。

那么,当你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时,最好的做法是以你所从事的工作领域为对象,以它的精神、本质来支撑和引领你去做这件事。比如我们要做国学的普及工作,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学的精神,要以国学精神来普及国学,而不是以追求盈利或其他目的为目的,以这样的想法从事国学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倘若真要说标准的话,我倒觉得这个可以算。也就是说,我们要基于国学的精神与意义,要做到知行合一。当我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信仰与追求,作为自己实践的标准。比如在讲学时,对孩子也好,对成人也罢,这是一个观念。当我们去做普及性工作时,假如我们内心是在追求另外的目标,这有悖于国学的精神和意义,一旦背离,我相信这绝对是做不好的。

资料图

人工智能时代 国学的发展需要新媒体新技术支撑

凤凰网国学:2012年, Google在其搜索引擎中首次引入“知识图谱”,这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进入智能化时代。2018年,全唐诗知识图谱平台“唐诗别苑”推出,您觉得这个诗词数据库有何特色?它为人工智能时代国学的传播带来什么便利?

朱小健:“唐诗别苑”是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等团队共同研发并推出的全唐诗知识图谱平台。

“唐诗别苑”平台(官网截图)

采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进行国学相关工作,这是信息技术应用的一个对象和领域而已。中文信息或者说语言信息的处理,我们已经从事了较长时间,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于2004年成立,所长许嘉璐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出一个“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些可能性”的说法。许先生是语言学家,他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可能在两方面领先于世界:第一个就是中文信息处理,第二个是汉语国际教育。在许嘉璐先生的领导下,这些年我们始终着眼于国家的社会需求来进行研究,选择课题,实施系统开发。对于系统地开发,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唐诗别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这两年才推出。

许嘉璐先生

这项工作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以文献为载体对知识自动挖掘。挖掘出这些知识以后,把它提供给不同学习者和研究者使用。在使用过程中,每一个人去读唐诗,都有自己的不同感知、不同的动机以及需求。这样的知识挖掘就将其内在打通或盘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关联,建立起一个隐性“朋友圈”。包括诗人对一首诗的情感流露,包括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包括他与各类人的交往,也包括他在写诗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场景、事件和不同的地域风情,等等。这些内在的“关联”都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自动地挖掘。挖掘出来之后,这些相应的客观存在的信息,也可以自动化地处理,你可以按需提取。这个提取是自动完成的,相对于人工更为全面。因为信息技术的处理,使得第一信息没有遗漏,它是全面的,所以我把这个叫“全例性”,全部的例子和语言材料都直接提供给所需者,超越了人脑的“临时记忆”。再者,我们采用语义的技术和语言的意义,它会通过意义之间的关联,把跟某个诗人或某个事件,或某类意向,或某类情感全部关联呈现出来。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各种研究和学习。

这个平台的开发适应了学习的需求。同时,它也试图推出一些饶有趣味的板块,比如在唐诗里,某类事件如何呈现,或者说有一首诗给你三句,你能不能通过这三句推出(背诵除外)另外一句;比如在你不背诵的情况下,某句话给你三个选项,内含三个字,你能不能依据你自己对诗歌的格律及其意义关联,从而推测出其中是哪一个字,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你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之后,可以不再使用我们这个平台而直接去看诗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相信更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在运用了这个系统之后,你会更喜欢它,而且有可能它会让你或者说改变了你过去学习诗歌和研究诗歌的养成的一些习惯。科研的习惯也可能会变,可能在很多时候,你会去先看看我们的“唐诗别苑”,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研究。这些我想都是这个系统开发的原先动机和它有可能达到的一个效果。

凤凰网国学:人工智能环境下运用信息技术辅助国学传承传播,使传统的教学环境和方式产生了新的变化。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您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学的传承与传播有何特征?

朱小健:关于这一点,我在具体的研究与实践中感受颇深,对此我归纳为以下六大特征:

1、趣味性。包括 VR 在内的多媒体的声音影像带来更丰富的学习体验,甚至以游戏实现学习。在多媒体声音影像的场景学习中,相对于你已经获得这样的学习可能性和模式,再回到没有这样便利和趣味的学习时,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更具有现场感和代入性游戏的学习模式。特别对于青少年,包括外国人,比如外国人学汉语,它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假如一开始你让他觉得虽然难但很有趣,这就非常重要。否则他的学习兴趣下降以后,会影响到他后面的学习成效。所以,这个趣味性主要讲的是以有可能比如说包括游戏在内来实现学习,国学传承传播及学习因而充满了愉悦。

2、便捷性。新时代国学的传承传播手段比过去更便捷,这正是依托于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在系统性学习国学知识时,过去可能我们要翻一部词典或字典才能知道字意。现在在你的界面上,当你的鼠标点到某字或者说你的光标跟随到某个字词时,它会超链接给你展现这些知识,且出现所见即所得。还有一点,可能你昨天看到的解释,今天会有变化,因为后台已经更新更好更全面丰富的信息。电子技术的应用在语义查检、知识超链接、所见即所得、随时跟进更新等方面有着巨大优势。这是特别明显的新时代新技术带来的便利。

3、生成性。在新媒体时代,我们所面对的除了纸本的古代文献之外,现在已经有很多电子本文献,电子本文献的底层都是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库它都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自动生成和组合各类不同的学习的游戏,聚汇成不同类型的知识等性能。所以我把这个叫做“生成”,它可以生成一个新的,过去我们不太了解的一种或者没有注意到的展示。当然,机器也可以自我学习、自聚知识,从而更好地助力研究,这是非常厉害的。

古籍

4、穷尽性。对典籍中词义的分析诠释,可以穷尽其共时的用例,也可以描写其历时演化,从而实现既往国学研究内证外证的“全例性”。举个例子,我们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除了刚才提到的“唐诗别苑”之外,最近还做了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古代典籍的自动断句、标点;另一个是对词义演变之研究。词义演变提供了一个既可以穷尽我们共时的用例,还可以描写一个词,从它产生至今历时发展的演变。如此就实现了我们说的过去要证明一件事论证一个观点,我们要取证。这些证据若在同一本书里,叫“内证”;若在另外的书里,则叫“外证”。现在通过这些新技术,我们就能实现它的全部例证,所以我把这个叫做“穷尽性”。

5、描写性。在传统文献、字典辞书的使用编纂中,引进语义分析技术,能够实现众多词义(包括同义近义反义)自动系联,并且自动进行比较,自动按照学习和研究的目的类聚知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进行人工判别,这样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对语言发展过程的描写,都比过去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我说的这些“描写性”,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前面所讲到的便捷性、趣味性、生成性等,所以说国学传承传播中所体现的这些特征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并非单一存在。

《史记》

6、成长性。我们身处大数据时代,纳入大数据深度学习之后,机器可以自动纠错,自行完善既往整理过的典籍。显然,这个成长性与前面提及的五大特性也是关联的,所以整体上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我们学习及研究问题的模式和习惯,以及我们推行的进展深度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工智能时代,国学的传承传播所体现的这六大特性,着眼于信息技术这一视角去谈。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为国学研究及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一定意义上讲,人类最重要的生活形态就是学习知识、传承经验、感知文化,显然这些已经深受机器影响,但这种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双向互动,不仅我们被机器影响,机器同样也被我们影响。因为机器所做的工作都是人交给它的,受机器影响之后,人会变成更新的人,从而再去影响机器,这是双向互动与良性循环,从而推动我们生活更便捷,研究更具成效。

人工智能时代,国学发展中所体现的这些特征,正反映了国学传承传播的新需求。一是学习者原有需求由于技术的进步有了实现的可能,比如今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学界举行了各种纪念学术活动。但甲骨文字典目前都只能查某个已知汉字对应的甲骨文字形,信息技术则提供了从甲骨文字形查其现代汉字的可能,而这正是人们阅读甲骨文献最需要的,只是过去难以实现,现在借助图像信息处理技术完全可以实现了。二是新的技术催生了新的需求,比如古代文献中某个汉字的读音用户以前可能满足于拼音或音标的注音解释,现在可能更倾向听见语音发声,或者在标音的基础上听到真人发声,甚至进一步期待或首选有图像视频的诠释和课堂或产品。目前一些新媒体典籍和辞书在开发产品时可能受到种种利益约束而有意无意地无视或不去满足这些需求,这是要引起我们注意并加以改进的。

甲骨文

传承与传播相互关联亦有差异 传播核心是“人”

凤凰网国学: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化、网络化、碎片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于阅读而言,大家的习惯其实也是非常碎片化的,这是否会对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带来影响?碎片化与系统化的传播,您觉得哪个更好?

朱小健:“碎片”好像从来都不完全是一个正面的词儿。当我们评价一件事或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说它是“系统”可能更好一些。当你说它是“碎片”时,给人感觉就好像不如“系统”。其实所有的系统都是由碎片构成的,但碎片如果只是碎片,那它的价值就不那么正面了。但如果这个碎片像我们说的金缕玉衣,像我们身上的铠甲,那是由一片一片的小片、金丝银丝或其他小碎片串起来,最终组成一个完整的铠甲。这个铠甲起的作用非常大,它可以保护人,它能够发挥整体的作用,而每个碎片也就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金缕玉衣(部分)

所以碎片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小看它,并且碎片为什么会在今天谈到的国学学习中出现?其实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同时它也和国学的整个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及文化体系息息相关,是由一个个小的或知识或思想或文化元素共同构成的。换言之,所谓碎片是它的必然,本来就存在。人们紧张的生活节奏下,就有可能突出这样一个碎片呈现。

我以前对在网上讲汉语的国际传播者提过一个要求,我说你们能不能将讲课时间控制在3到4分钟之内,不能超过。为什么?我说你让人家在你的网上听一节课要40分钟,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或者说他听到一半时已经丧失了最初兴趣。如果让你在网络上听一首歌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首歌通常时长就在3-4分钟。我们完全可以听完或有兴趣,哪怕一开始不是很有兴趣,也有可能把这3-4分钟听完。同理,当你这3-4分钟的课,本身又比较有趣味性时,他就有可能听下去。如此多的3-4分钟的小课,共同组成一个大课时,你的教学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说,系统和碎片是一物两面,没有孰优孰劣,只是说碎片要有好的碎片处理,要把它处理成优质碎片;系统也应该是优质的系统。不能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系统,就把国学的方方面面全放进来,然后人家都没有地方下手和切入,那效果可能也会受限制。总之,不能简单判定碎片和系统哪个更好,而是说每一块都应该做到自己的最优。

凤凰网国学:智媒5G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在移动互联网之下的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就国学传播而言,您觉得如何搭上这一便利,并寻找到传播突破点?

朱小健:刚才我们讲的其实更多着眼于国家传统学术、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和传承不是一个概念。传承指的是我们要溯本求源,看到文化本然的真实的面貌,然后我们去继承它、创造性地转化它、创新性地发展它。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多的是要对其本身的价值与原貌进行揭示和阐释。传播不是这样,传播是一个共时的、平面的概念,是要向世界其他民族、其他族群去分享我们中国的智慧,分享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优秀的思维、观念和方法。

就这一点来说,传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适应被传播,即我们和他分享的那个对象,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的接受学习知识的那些听得懂并且喜欢和一直采用的方式等来做这个传播,这样它的效果才会好。所以,我们从2005年开始,2006年正式推出,国家把对外汉语教学转换成汉语国际教育,当时叫“汉语国际推广”,现在我们又讲“汉语国际教育”,这些都是在分享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当时就提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教材、教法、教师:教材要适应当地不同母语的人们的习惯;教法要能够吸引人,要有趣味性,具备吸引人来学习的可能性;教师要能够讲清楚自己的文化,并且用教学对象所能适应的喜欢的模式来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孔子讲学图

这就是我说的传播需求,它与传承有关联,亦有差异,而这个差异在5G时代体现得更清晰。5G是什么呢?在我看来,5G最核心的一点是它处理信息的速度提升了。处理信息的速度提升当然会带来人们生活诸多便利。就语言智能这一块来说,我们就有可能在处理过去需要更多资源的研究上,能够更为快速地完成研究。并且5G这样一个速度提升、技术提升的时代,有可能使电脑本身具备一个推理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对旧有知识的归纳、分类和提取,它有可能会自动的在现有知识基础上推理出更新的知识。而这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学习者人类和机器实际上是互动关系,这个互动有可能带来机器,包括5G本身的变化。它要适应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在此基础上提升对信息技术的再次认识,从而反过来影响它,这样互动将会使国学的传承与传播进一步提升。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传播最重要的是要看人的接受需求和接受习惯,对方是否需要你所传播的内容,包括学习模式、心理认知和思维习惯,等等。现在的信息技术都有可能提供更好的东西,至于传承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要放到“文化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把文化说清楚”等方面。这方面信息技术也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词义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现在电脑可以自动帮我们完成,我们知道这个词从它的产生,在中间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到今天的模样,所以我想这两个方面信息技术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然信息技术也是人创造的,所以说到底根本还是在人,这与国学精神一致,与国学理念也是一致的。

*作者朱小健,普庆玲。本文系凤凰网国学独家专访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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