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这一次的国学热和20世纪初的那一次不同，上个世纪初的那次“发作”是在传统文化已遭到几乎是整体性否定的情况下，面对西学大举进入的一种本能反应。也就是说，它不是在研究古董，而是要固执地守护“传统”。而世纪末的这回，则没有了那时的热情。但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又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陈壁生：事实上，“国学”这一术语，本身就有问题，它是对应着“西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词汇。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学在传统的分科中，按照四库全书的分法，是为经史子集四个门类，其中尤以经子为重。而在现代学科建立的过程中，所谓“国学”，根本上是以西方各种特定的学科为标准，去整理中国典籍而做出来的一种学问。这一名称与分科情况，在预设上已经把中国固有的文化视为一个古董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留下两个方面影响后来思想的内容，第一是季羡林老先生所说的要“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以分析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这是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奇特的第一声。

第二是蒋庆先生在那时候就已经以一个公羊家的心态，提出了全面复兴儒学的思想。石勇：在国学热中出现了儒学的具体所指，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快来临了。陈壁生：实际上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学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的一个抬头。当时有大批研究现代新儒学的论著问世：《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学辑要》等，都以数本、数十本规模推出。《原道》辑刊就公开表明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孔子研究》成了研究国学的重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国学研究》创刊。不管其学术水准如何，这种局面的出现，意味着儒学开始被当作学术来言说。这承续上了20世纪中期以前的传统。可惜的是，在那一波国学热潮中，留下来的不是一些厚重的思想、学术著作，而是一些奇异之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季羡林老先生的文字。季先生在《文汇报》1992年3月10日发表的《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中说：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一说法引起了学界一场不小的地震。石勇：这类论调西方也有。东西方都会出现一些根据某种实质上属于独断论而经不起理性检测的“演变规律”来占卜的巫师。文明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但它并不是人的身体，遵循的可不是生物规律。季老先生轻轻一跳，就跳过了范畴不同的“赖尔峡谷”。陈壁生：对于国学方面的谈论，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借用“天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来评价。季老的文化理论，不出五四时代的水平。他的这番话，更像一个老先生在书房中面对春花秋月，感怀抒情，而不像一个严肃的学者做文化梳理与文化前瞻。今天当我们谈中国文化或者说谈国学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连一个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共识都没有。今天所说的“文化”是一个舶来词，而西方学科在谈论文化的时候，每一个学科都对它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就中国而言，整体性的“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它不止是那种所谓的“综合为基础”的东西，我们更加不能以分析和综合来判断哪种文化走到尽头，要被哪种文化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