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风号“8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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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13日凌晨5点，国立交通大学近3000名学生登上57辆卡车，从上海往南京请愿。

他们的口号是：找朱家骅算账去！

朱家骅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他下令，交通大学要改名“南洋工学院”，停办航运、轮机两个系，不准设立水利、纺织系。

理由是，交通大学是工程学院，非工程学科需要调整。

学生不干。

上海市长吴国桢早上5点带着人到校门口截堵，学生见状，一边大喊“保护市长”，一边把他拽到了路旁。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的。交大比清华历史还要长十多年，交大的人哪会给清华面子。

三千学生军赶到火车站，发现火车已经全部被撤走。原来政府留有后手。

但，交通大学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

学运会立即组织学生沿各条铁轨找来车头和车皮，临时组装了一列火车，车厢贴上“国立交通大学晋京请愿专车”的红色大字，自己开着就上路了。

这群学生中有前来支援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生陈良。他现场指挥，用“打 liang 倒 zhi 列 lao强 hu ”的曲调，组织学生现编词，唱起了歌：

火车不开，火车不开

自家开，自家开

交大学生真正崭，交大学生真正崭

真正崭，真正崭（“崭”是上海话“好”的意思）

政府又赶紧派铁路局把中途的铁轨给拆了。别忘了，这可是交通大学，学运会又派出土木系的学生去拆了后边的铁轨，补到前边，继续前进。

可见，土木系绝不只是土和木。

最终，当局服了。朱家骅亲自承诺，交大校名不改，院系不停办，教育经费不减少。

交大的这种霸气，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后。

新中国的第一位交大校长吴有训，号称“最有气派的物理学家”。这位校长身高一米九，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都是他的学生。他还担任着华东教育部的部长。

当时国家规定，给著名的学者们派车，吴有训的车总是最新型的，司机还要擦得锃光瓦亮，只要他一出门，看车就能知道是谁。

1950年，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三所院校合并，组建中国交通大学。

铁道部心里没底，为此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吴有训对这个名字很有意见。

他说：

你们叫中国交通大学，难道我们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叫外国交通大学吗？

吴校长意见一提，铁道部一个寒战，马上就报请中央，修改校名。

两个月后，“中国交通大学”改为了“北方交通大学”，后来又成了“北京交通大学”。

在中国的高校江湖里，这种爱恨情仇的故事太多了。

01

北方交通大学成立的这一年，人民大学也正式成立。

按照学校官方校史上的说法，人大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37年创办于延安的陕北公学。所以这次参加延河联盟，也说得过去。

人民大学原本地址定在清朝和亲王府的旧址上，后又迁到了中关村。

中关村一带在清朝时是太监的坟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亲王府搬到太监坟地落差太大，人大一直很看重风水。

比如人大校园里的世纪馆（棺），据说是取“至阴至纯”之地，以“玉石琉璃棺材格”来提升人民大学的“气脉”。连同周围种植的“几”字形柏树，都是按照墓地的格式设计的。

人民大学成立时，全国高校正在“以苏为师”，人大也是在苏联的援建下重新组建的，初衷是为国家培养红色知识分子，简称“干部”。

这是一所新的、服从于革命工作需要的大学。

刘少奇在人大的一次讲话中，就批评了旧大学通才教育学非所用的现象。他说，成仿吾曾在日本学兵工，鲁迅学医，结果都成了文学家。

人民大学要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

用苏联顾问阿尔辛杰夫的话解释就是，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上，这对帝国主义有利。

1950年，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教育经费就占了中国高等教育全部概算的五分之一。

在当时，与人民大学这个苏联模板相对应的，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

其实早在两年前，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预言了教会大学未来的命运，他们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要求把燕京大学迁走，说：

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教会大学前景并不乐观。

不过，陆志韦不信。迁校之事遂作罢。

建国后，教会大学全部被接管，所有院系陆续被拆分，直接取消或并入其他国立高校，一个也没剩下。

后来的事实证明，教会大学的学生果然脑后有反骨。

有个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宁波人，16岁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26岁进入新华社外文部，干了一辈子革命。

结果65岁的时候，他还是翻译了一本书。上来就是：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02

1958年，第二轮五年计划开始，钱学森给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定下新的研究方向：

上天、下海、入地。

他向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提出，要建立一所星际航行学院。

钱老显然没把入地这事寄托在郭沫若身上，估计是想到了几年前被他滥挖一气的明定陵。

最终，这所学校取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口号是：

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来科大。

毕竟有华罗庚、钱学森等大咖亲自授课。在中科大眼里，其他学校也配拼命？

后来没想到，中科大出了个不要命的方舟子，倒是应了这句口号。

在全国大放卫星的风口下，大学也跟着飞起来，中科大只是这年新办的562所大学之一。

到1960年时，全国已经有1289所大学。

如今，海南、宁夏、青海三省唯一的一所211就是那时建立的。

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的我们河南，这件事上自然要一路奔在全国前列。每个公社（乡）都建了一所大学，相当刚。

这些公社大学的校舍直接就是农民腾出来的民房，教授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土洋结合”，土教授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不识字没什么奇怪的。洋教授也只是以前的小学老师。

这样的学校，能学的东西太多啦。

比如，河南遂平有个“红专综合大学”，工业系的教学目标是开拖拉机，文艺系的要学会编快板，科学技术研究系需要研究出，一亩芝麻上一百斤化肥，亩产怎么才能达到一千多斤。

也不是只有土大学才这么浮夸。北大中文系一群学生和几个青年老师仅用35天，就编出了一部七十八万字的《中国文学史》。

武汉大学物理系也特地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称要在短时间内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早从中科院爆发，中科院为此特地成立了一个“‘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学习班”，矛头直指相对论。

在珍宝岛事件爆发后，学习班的一位学生是这么解释的：“相对论就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

如果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在珍宝岛事件中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

这话一出，任何想为相对论辩护的人开口前都要先掂量一下了。能有这底气，也因为这个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孔东梅的父亲。

理论批判到最后，批判的就不只是理论了。上海理科大批判组写了一篇名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爱因斯坦：

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他们也想拉几个大咖站台，比如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结果王淦昌从不参加，一心搞原子弹。

毕竟，否定了E = mc²，原子弹还搞个球。

一千多所大学的盛况并没有在历史的时间轴上停留多久。

很快，几乎所有大学都被停办了，包括北大。不仅仅是文革的原因。

到了1970年，由于中国北扛毛熊，南防三哥，北京没停办的十三所高校应战备疏散要求，被迁出了京城。

停办的大学也重新开始招生，因为社会不能没有人才。

因为南北两头局势紧张，所以尤其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毛熊好说，毕竟会说鸭留不留街比亚的人不少。印地语就难了。

于是，北大把已经被发配到传达室、厕所参加劳改的外语教授都叫了回来上课。

但劳改可免，革命不能停。校领导要求这些教授，印地语的学习要从“毛主席万岁”开始。

结果一周后，教授和学生都觉得这样做不行。

因为，什么基础都没有的人，要学会“ लंबे समय तक चेयरमैन माओ ”太难了。

如果不考虑印地语硬腭音、声门音、塞擦音等14种发音方法，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读的：

拉姆杯 赛买达 克陈二梅 毛。

校领导不得不放弃，同意从第一个字母教起。

一位当时的大学生得知自己要去北大学印地语时，问辅导员：印地语是哪国语言？

辅导员说：

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

03

北大虽提前复校，但招收的学生其实只是被群众推荐的工农兵，正式恢复高考还在1977年。

这年，文革时外迁的高校也纷纷搬了回来。

大学这么着急的搬回原址是有原因的，因为地域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中国，生在哪儿，就代表阶级。

高考报考指南里就有这样一条铁律：宁选一线211，别去十八线985。学校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再往前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迁往重庆避难。战后，蒋介石和朱家骅两人轮流找同济大学的校长徐诵明谈话，试图让同济留在重庆办校。

徐诵明顶着这二人的双重压力，亮出“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老同盟会员”的底裤，硬带着同济迁回了上海。

再说我大河南，省会搬到郑州时把河南大学留在了开封，从此，郑州大学凭借省会优势一路崛起，现在的录取分数线比河大高出40分。

不信你看，河北省曾收留过的5所从北京迁来的高校，最后一个都没留住。刘慈欣的母校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宁愿迁到郑州也不留在邯郸。

在河北逗留时间最长的华北电力大学，即使到了2005年也要迁回北京。而河北省境内唯一的211，河北工业大学，在天津。

但也不是每个学校都活的这么明白。

复旦大学就曾经三次想从上海搬到无锡，为此，资本家荣德生在太湖边买了千余亩土地准备捐给复旦。结果第一次遇上了日本人，第二次内战爆发，第三次，地被占了。

整个一高校版的“逃离北上广”，宁要四线城市的别墅，不要上海滩边的两居室。

与成功迁回老家的高校相比，文革时期因战备疏散迁到安徽的中科大，最终就没能迁回原址。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原本中科大要迁到河南南阳，结果考察组到南阳后，被怼了回来。

有民间传言说河南不接收中科大是因为供不起口粮。毕竟大跃进时粮食一百来亿斤的往上报，可能是真饿怕了。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趁机把中科大要到了安徽，但历史兜兜转转，这位有远见的李书记，是个河南人。

现在回头看看，这是俺河南历史上最接近985的一次。

文革结束后，中科大因中科院的新接班人方毅阻拦最终没能迁回北京，安徽得了个大便宜。

为了安抚不断上访要求迁回北京的师生，安徽在全省都没通暖气的情况下，咬牙给北方来的中科大装了合肥历史上的第一条暖气线。

中国第一红娘网站，世纪佳缘的掌门人吴琳光报考中科大，就不排除是冲着暖气去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合肥人，能在家乡享受到暖气的机会不多。合肥既不是包邮区也不是供暖区，够惨。更惨的是，离包邮区和供暖区近在咫尺。

估计是“温”饱思淫欲，他才会在微博上对提高人口出生率提出这样的建议：

在试点地区，每天夜里十一点开始断网，停止电视播放和其他娱乐活动，试点期间避孕套实名制购买，并禁止堕胎，相信一两年内，出生人口就有很大改善。

果然还是男人最了解男人。

这也解释了在世纪佳缘的屠刀，哦不，红线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男人。最惨的应该就是被骗1300万最后还搭上一条命的工程师苏享茂了。

方毅虽然没让中科大回北京，却给了它另一个使命。

1977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江西的信，写信人是一位中学教师。

信上是这么写的：

我要向您推荐一个被公认为“神童”的孩子。

这孩子姓宁名铂，1964年出生，2岁半时能够背诵100多首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800多个汉字，5岁上学并开始下围棋，与成年人对弈，6岁开始攻读医书和使用中草药，熟读《十万个为什么》一套十本.......

方毅阅后，批示中科大“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为此，中科大在1978年开设了第一个少年班，宁铂被收为第一批学生。

少年班刚成立就遇上了好时候。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公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

刚成立的少年班也跟着提出口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加快做好准备”。

少年班开设后，宁铂被媒体誉为“第一神童”，与他齐名的还有“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谢彦波，和写入畅销书《神童的故事》中的干政。

这三个孩子在媒体的一致宣传下，成了家喻户晓的神童代表。大批家长为此疯狂，不惜砸下重金给孩子报“神童速成班”。

但，家长们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这三个神童，最终宁铂出家为僧；干政和谢彦波都被认为精神出了问题，去美国留学被导师退回。

回国后的干政因长期找不到工作，精神病时好时坏，把自己禁锢在了房间里与世隔绝。

谢彦波在中科大担任物理老师，他的学生们为他的精神病辩解道：谢教授是属于另类世界的“牛逼顿”（牛顿）。

历史证明，当年对鸦片战争的反思还是不彻底。

04

1979年，地处天津的南开大学也需要改变一下技几。

他们在校内湖心岛上树了个“周恩来同志纪念碑”，正面是周恩来的金色头像，旁边是他的手迹：“我是爱南开的”。

但其实，周总理是南开中学毕业的，南开大学的那段学历上写的是：“肄业”。

而这句话也是1919年，周恩来反对南开聘请亲日派曹汝霖当校董时说的，原文是：

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

毕竟马上要进入以“改革”为关键词的八十年代了。

1983年5月，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四个学校的名誉校长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建议中央重点投资建设50所重点大学，办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重点其实只有两个字：投资。

“名誉校长”这个身份也十分考究，因为他们不直接参与学校管理，不拿学校工资，所以他们提这个建议就不存在要给自己加薪的嫌疑。

中央见信后觉得此事有理，就决定在正常经费外再拨5个亿投资重点大学，但50所太多了，只定5所。

当投资重点大学通知下来的时候，这四位校长看完名单，只能礼貌不失尴尬地相视一笑。

后来，这一决定被写进了“七五计划”，名单扩充到15所。还是跟这四所学校没什么关系。

武汉大学这时也开始试行改革，校长刘道玉1985年在校内招收插班生，考生一经录取可直接插到大三，读两年发本科文凭。

这个插班生制度招收了很多被文革耽误的人才，其中就有卡车司机许金龙。

在报纸上看到武汉大学招收插班生的新闻时，许金龙连夜开着卡车从南京赶到武汉报名，被录取为武大的第一批插班生，学习日语。

他后来翻译了大量日本大咖的作品，还将中文作品翻译成日文。大江健三郎和莫言这两位诺奖得主见面，就是他做的引线人和翻译。

大江健三郎还在他的邀（hu）请（you）下访问了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辱日”。

就在许金龙入学武汉的这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高校普遍开始拥有更多自主权，教学评估也正式启动。

这份文件上有这么一句话：

对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办的不好的学校要整顿以至停办。

对有野心的大学来说，这就是赶（sheng） 超 （guan）清（fa）北（cai）的时代风口，趁机改名换姓，装点门面是十分重要滴。

比如北京钢铁学院就把名字改成了北京科技大学，原本它们受麻省理工的影响，想改叫北京理工大学，可惜比“北京工学院”晚了一步。

“成都电信工程学院”改名为“电子科技大学”，这么看可能还看不出什么玄机，它的英文名叫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和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同一年改名的还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更名为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英文名发挥了西北人一贯的朴实作风： "Xidian University"。

这两个英文名自成派系，由成电援建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后来取英文名叫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西电援建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取英文名"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高校改名的风气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华中师范学院原本不想改名，结果在教育部编制的高校名录上，因为“学院”的title，居然排在了一众野鸡大学的后面，不得不改成了华中师范大学。

到了90年代，大学被推进市场化的浪潮，更名更加常见，校名说出去都是IP，可以拿来招商引资的。

1994年，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改名“四川联合大学”。

北京也有个北京联合大学，不知道是不是受此牵连，严重影响了四川联合大学的招生质量。这个IP不行。没过几年，又改回了“四川大学”。

改名潮一直持续至今。

2015年，泸州医学院改名“四川医科大学”，结果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相当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在85年之前叫“四川医学院”，简称“川医”；泸州医学院改名后，也简称“川医”。

靠“川医”名头行医二十载，到头来不能整误会了。于是四川大学向教育部发函：不同意泸州医学院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

但教育部回应说，这没什么不妥。

谁知道，泸州医学院还是把校牌换成了“西南医科大学”，不知道是不是遭到行业封杀了。

前脚改完，后脚就又遭到了西南医院和第三军医大学的反对，因为西南医院本身附属于第三军医大学，他说这一改名别人肯定会以为西南医院归属“西南医科大学”。

最后，泸州医学院还是刚了一下，保住了“西南医科大学”的牌子。

改名都是越改越大，但也有例外。比如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这两所都位于江西省会南昌的大学合并后，居然变成了：

南昌大学。

06

在华中科技大学眼里，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这所位于武汉的985高校很低调，虽然学生们自命为“渣科”，但据一次2014年的统计，这所学校毕业的创业者，创业收益超过清华、北大，位居全国第一。

最有名的校友，莫过于微信之父张小龙。

打开微博的热搜，输入武大，你将看到校花，还是校花。

如果输入华科，出来的可能是：华科毕业的张小龙。

这两所武汉市内唯二的985，都说自己是第一。

武大学子还曾发文，要启动“流浪珞珈”计划，炸掉喻家山，引爆华科，带着珞珈山落户关山口，让华中双子星之说彻底成为历史。

这对cp的属性也是一个阴一个阳。

华科知名的毕业晚会“泼水节”中，有一项特殊的环节：男生集体冲进女生宿舍........进去看看。

武汉大学校内樱花大道下有个恋爱圣地情人坡，但对于以短裤加学校超市里售卖的同款蓝色塑料拖鞋为标配的华科男来说，谈恋爱是他们的噩梦。

一位华科毕业的男创业者万庆徽在《GQ》的采访中曾讲述了他在大学里的恋爱经历：

女孩生日的晚上，精心准备的万庆徽抱着鲜花来到她的宿舍楼下，面对面站着的一分钟里，他的喉咙像被哽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

红着脸颊，两个人只好绕着宿舍楼走一走，万庆徽尽量不去看女孩，深呼吸，从牙齿缝隙挤出了一句：今天月亮好圆。

你知道的，那是个阴天。

张小龙说，他上大学的时候，班里33个人只有3个女生。毕业24年后聚会，其中一个女生压根不认识他。

可能是这段苦闷的大学经历，让他发明了微信的“摇一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