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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李审言

国学大师李审言余初识李审言之名,是由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所得,该书上编古文学之《骈文》一节,将刘师培与李审言合传,知扬州兴化李详(审言)以骈文、选学名显当世,为时彦所推重。

余初识李审言之名,是由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所得,该书上编古文学之《骈文》一节,将刘师培与李审言合传,知扬州兴化李详(审言)以骈文、选学名显当世,为时彦所推重。复又获读钱钟书《管锥编》 、《谈艺录》,内中将李审言与章太炎并举,指其对章实斋《校讎通义》 之记诵简陋"处"曾纠其疏阙"(见《谈艺录》"补订本", 264页),继而取钱氏所引审言丈之《愧生丛录》循读数遍,始知审言先生乃经史子集之书无所不窥、学问渊博兼通识之国学大师。

李审言0859—1930,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服膺乾嘉学人,尤推重钱晓征与阮伯元,出入于潜研室(钱〉、研经室(阮)之间,遂以二研堂名其所著之书。 平生著述等身,以精研文选学、工于骈文知名,然自承为子部杂家之学, 代表作有《愧生丛录》、《药裹慵谈》、《选学拾渖》、《文心雕龙补注》、《世说新语笺释》、《汪容甫文笺》等。审言先生治学谨严,论学精湛,能于人不经意处,溯其本源,发前人所未发,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也。其文《上窥屈宋,下揖任沈,凝练雅洁、旨高喻深,可称风骚两夹,魏晋一贯。丌人张舜徽序其文集有"其学与文并渊雅精醇,非时流所能逮。博厚典《重,卓然为晚近大师"之语(见《李审言文集》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

审言先生孤贫郁起,蜚声士林。钻仰先贤,广交师友,时相过者有陈三立、沈曾植、繆筌孙、谭献、冯煦等诸贤,皆一代之大儒也。沈《文子培尤契重先生之好学为人,尝介先生语其座客曰:"此江淮选学大师李先生也。"又谓"此我行秘书,大叩大鸣,小叩小鸣。"遂荐审言先生为安庆存古学堂教习。民国以后,先生先后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大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相当于中研院院士 〉 , 一同受聘者有陈垣、鲁迅、胡适等十二人。之后一直到逝世,审言先生皆在沪宁居住,与北硕学通儒交接,谈艺论学,著述不辍,时贤极见推尊。以下略选几则借窥先生学问之渊博及功力之深厚。

一 、《文心雕龙补注》。先生对原著中之文字讹误,多有订正;对文章中意义难明者,作笺释考辨,如原著《情采第三十一》有"研味李老"句。

前人纪文达疑"李当作孝。孝老,犹云老易"。先生补注云:"此段首引《孝经》、《老子》,次引庄周、韩非,其下总词则云:"研味李老,详览庄韩。 纪以李当为孝,是也。李字易讹为孝。《列女传,班婕妤传》寡孝之行,讹为寡李'。可以取证。"(见《李审言文集》, 242页)先生在此旁征博采,比较考证,对前人著述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实事求是态度,堪作后学模楷。

《荀子,修身》有"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先生之谓也。

二、 《愧生丛录》卷2第四十八条云:"李太白《古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谓自建安以后,绮丽不足珍也。或谓太白并建安抹杀之,误矣。韩公《荐士》诗:'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推重建安亦至。所恨两君,漫于陶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仅云:'陶潜避俗翁'也(朱子最重太白《古风》〕。"(见《李审言文集》, 462页)审言先生这段有关唐代诗人〈李白、韩愈、杜甫)与建安七子及陶渊明之诗风承绪问题的评论,识力过人,见解精到,开民国以后重视陶诗研究之先河,早发鲁迅、钱钟书评论陶诗三四十年。钱著《谈艺录》第二十四条论唐诗与渊明之关系,便是从审老这段评论引发的(钱引《国粹学报》己酉第八号载李审言丈《愧生丛录》,与笔者所见本文字略有出入,云:"太白韩公,恨于陶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只云:陶潜避俗翁'也。"这段引文与笔者所见大异其趣,姑录之。

三、 《清代学术概论举正》。梁启超于民国十年〉撰《清代学术概论》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审言先生就梁著中论事多乖、引证疏谬之处,列举了数十条,在上海报刊登载,引起学术界之重视,雅士文人资为谈助,而梁为之气沮,未有答辩。其后,审言先生将其写定为《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卷。该书未见刊布。据先生哲嗣稚甫教授云:"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特嘱许寿裳先生将此稿索去。"(见《李审言文集》,1472页)故《文集》有目无书。不过,此书稿本当年曾在学术界流传,确是事实。兹引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张孟劬先生致审言丈函 为证:"审言先生惠鉴:损书,并《〈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篇,匡谬正俗, 切理餍心,读之益人神智。尚论一代之学术,谈何容易。梁本妄人,又笃信其师,安得不妄。"(见《学土》 卷1,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42页) 足证《举正》一篇,早为士林所重。令人遗憾者,此书稿历半个多世纪,竟失传了。殊为可惜。值得指出的是,梁氏为思想家,所承之学又属廖平、 康有为今文经学一派,重阐发而轻考证,与审言先生所承之乾嘉朴学自 为不同取径,在后者看来,前者未免失之空疏。但梁氏之功不在考据而在思想启蒙,浅言之,即贡献不在学术史而在思想史。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可见学术与思想并非殊途;焦里堂《家训》有云:"不学则文无本,无文则学不宣。"足证文与学不可两分。言(学)之无文,行之不远;为文而不学,则妙手空空。故为文必先治学。同理,重思想而轻考据,则未免流于空疏;轻思想而重考据,则往往失之繁琐。故思想必须寓于考据之中,学术方得彰显。

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缺,虽为"谬种"桐城衡论文章之标准,未尝不可视为中华国学之家法(陈寅恪先生针对"五四"之后科玄之争及新学之流弊,有"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之语,虽属兴到之谐语[此为赠罗家伦之对联,内容"家伦"两字],但寓意深远,万万不可寻常看过〉。回顾本世纪之历史,文化神州可谓思想肆虐,主义横行,至使白玉蒙尘,烂铜充金。 80年代之学术精英,已洞察其流弊,欲借提倡学术史以矫之,而陈寅恪、陈垣、章太炎、李审言等文集之及时出版或补订重版,正好迎合了 "回归学术史"的潮流,希望能一匡神州学术之浇漓,返之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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