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知识界,大概从没有哪一个学者是如于丹般,既荣誉等身,又争议不断。
一方面是广大听众对她的盛赞,称其为“女易中天”、“学术超女”,认为她的作品是站立在经典之上的“心灵鸡汤”,做的是文化普及工作,不愧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另一方面则是众多学术文化界人士的一致批评,甚而发起了一场场口诛笔伐的“倒于风波”,认为她其实是打着“国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在贩卖麻醉剂。
“于丹现象”背后,既反映了普罗大众对文化的巨大渴望与需求,也折射出了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
既呈现出了普通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审美、接受度上的巨大分野,也展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市场的趋利性和文学文化的纯粹性两者间艰难地寻找平衡。
于丹现象是一个个例,然而其折射之深、其影响之远,却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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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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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从北师大的讲坛走入千家万户的神龛,仅仅用了七天,而正是这改变了她命运的七天,也在中国文化界造就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于丹现象”。
而这一切需要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于2001年推出的讲座式栏目《百家讲坛》说起,这一栏目的定位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尤重经典”。
但是由于经典的晦涩程度,同人民大众始终相隔遥远,以往的讲述也并未能够通俗易懂,为大众所了解,因而这一节目收视并不很高,甚至一度面临危机。
2003年《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一度在科教频道的末位徘徊,甚至接近于0。祸不单行,央视又在这时推出了“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若再无好的收视率,《百家讲坛》无疑会面临解散。
《百家讲坛》这把火,从阎崇年开始烧起。2004年,学者阎崇年接到栏目编导的电话,请他为他们策划的清12帝的系列选题主讲开篇第一讲。
当时正是“清宫戏”横扫荧屏、“戏说”之风如火如荼的时候,阎崇年这一讲,不仅让自己迅速在全国火了起来,所发售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度成为书市热点,波及全国;更重要的是《百家讲坛》收视率一路飙升,衰极而盛,在此后一跃至神坛,更是成为了造就“学术明星”的第一机器。
如易中天所说:“阎崇年是《百家讲坛》推出的‘当头炮’,刘心武是‘拐腿马’,我是‘过河卒’。”
易中天以其说书式的讲座风格,成为各路人马力挺或诟病的热门话题,率先成为“现象”,更是以其《品三国》(上)首印55万册的惊人成绩,让人看到了电视传播与传统文化结盟后的巨大效应,成为“学术超男”。
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学术超女”于丹横空出世,并在“前人”开拓的土地上迅速成为最耀眼的明星。
2006年国庆长假里,当许多人选择在人头攒动中找寻旅游的趣味时,还有一些人却是选择了待在家中,看看电视,消磨这难得无事的辰光。
便是在这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央视《百家讲坛》的栏目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陌生的女讲师,大眼睛、短头发,配上她标志性的沉稳而优雅的声音,于丹一下子让许多人记住了。
他们在耐下性子听了几分钟后更加惊讶地发现,她的讲述好像和常见的学者不太一样,不再晦涩难懂,反是由于她的那些随意穿插的小故事,这部老祖宗的经典之作《论语》似乎变得平易近人起来。
七天中,她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七个部分,将《论语》以现代人的解读方式娓娓道来。
长假过后,于丹授课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般地流传开来。有人在博客里说,因为听了于丹的讲座,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期。
而于丹的前辈易中天更是在看完节目后,在博客里毫不吝惜地赞道:
“于丹真棒!今天中午看了《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气定神闲,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诚可谓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
一夜之间,于丹迅速成为各大网络论坛中最热门的话题。她的话被热情的观众摘抄下来,广泛流布;她的粉丝们成立了论坛,搜寻她方方面面的信息。
紧跟着11月26日,于丹《于丹〈论语〉心得》的首日签售会上,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前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便陆续有读者前来等候,到预定的签售时间下午2点时,大厦前队伍已是排成了一条长龙。
不仅一路从五楼迤逦到一楼,更是绕着大厦的外围不知多少圈,一度引起交通堵塞。而寒风中热情等候着于丹的“鱼丸”们(于丹粉丝昵称),从学生到中老年人,不少更专程从新疆、南京、太原、黑龙江等地坐火车过来,只为一睹他们心中的“女神”。
当时有一位新疆老大爷更是激动地说:“于老师,谢谢你把中国的孔子找回来了。”
此后短短一个月,这本书的销量便突破了100万册。而当时中华书局历史上销售成绩最好的《中国近代史》,累计发行量200万册,但用了近30年。
于丹真正意义上成为当代最成功的“学术明星”,在人们对其追捧背后,折射出的正是普罗大众对文化的巨大渴求。
一直以来,传统文化经典由于其年代久远、晦涩难懂而高居庙堂,成为知识精英口中的“阳春白雪”,而随着新世纪以来,人们回归传统文化的吁求,易中天、于丹们恰巧成为了这样一根连接传统文化与普罗大众的桥梁。
他们用一个个简单的故事,用一条条平易朴实的道理,将古典文化,将遥远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起来,可以这样说,“于丹现象”与其说是一个奇迹,不妨说是时代发展下的一种必然。
传统文化热的大背景下,民众的对知识、文化的吁求、大众文化传播的发展加之栏目组一场堪称模板的营销,共同造就了于丹的登上神坛。
她恰逢其时,而如果不是她,时代也仍会造就一个“张丹”、“李丹”、“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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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设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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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之后,于丹获得了巨大的声名,但与之相携而来的,也是无数的批评与争议。
2007年于丹的《于丹〈庄子〉心得》签售活动现场,观众反应热烈,当天共签售图书超过1.5万册。
但是活动中也出现了尴尬的插曲,一位高个儿壮年男子进入签售会场后,脱去了外套,里面的白T恤赫然写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
记者问他在做什么,他回答:“批判。”
这一情形并未维持太久,很快就有保安将男子带了出去。
后来于丹针对此事件说道:“网上这样的人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连麦当劳和肯德基大家还各有所好呢。”
但人们对她的争议愈演愈烈,此后更在网上出现以徐晋如为发起者的所谓“十博士”们对于丹的激烈攻讦。
2007年,一知名论坛上出现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是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徐晋如博士,帖子末尾尚附有其他大学几位联名者的名字。
文中言辞激烈,不仅嘲讽于丹“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称其“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更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
而对这一份帖子,网上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
有赞同者称他们为大才子、斗士,说得很有道理,境界很高。
有对他们言论极其反感者,嘲讽徐晋如们是“文人相轻”,他们才是真正在败坏国学。
而真正让于丹跌入谷底的则是网上热传的两大事件:伦敦撒泼事件和北大被轰下台事件。
2009年,一篇名为“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的帖子现身网络,并迅速在全网引发轰动。
发帖者称自己是于丹伦敦时的女翻译,并用中英文详细记录了于丹“不断换房耍大牌”、“呵斥助理”、“辱骂”翻译等“恶行”。
一时间,人人义愤填膺,“于丹本来就很爱耍大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人,丢人!”......如是种种攻击性的话语齐齐指向于丹。
尽管此后于丹对这一事件做了解释,称女翻译由于能力不够,曾主动提出辞职,她曾做挽留;而所谓频繁换酒店事件只是因为房间在电梯边,无法安眠,才同酒店商量;至于呵斥助理更是子虚乌有,“我的助理一直在国内,我呵斥谁去?”
然而对一些吃瓜群众来说,事实真相如何,并不重要,看着一位曾经无比荣光的学术明星一步步跌入谷底,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有趣的事。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经此一事,许多人对于丹发起了征讨,人人都仿佛摇身一变成了正义的化身,而于丹则是一个“伪君子”,墙倒众人推。
2012年11月17日,于丹再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全民关注的焦点。
当天,在北京大学剧院昆曲专场演出上,当主办方邀请她作总结发言时,现场起哄声不断,“于丹你下去吧!”、“于丹你代表不了我们!”,最终于丹只得尴尬鞠躬地退下舞台。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她便离开了国内,去南极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私人旅行。12月7日回国后,接受《人物》专访时,她道:
“我不生气,这事我想通了。台下有两种声音,一边起哄,一边在喊:于老师,我爱你。讲完后时一片掌声。为什么事后媒体没写赞扬声?只写嘘声?我是教传媒的,了解媒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
此去经年,《百家讲坛》早已辉煌不再,走向衰落,于丹业已消失在大众视野中许多年,然而当你在百度上搜索,关于她最多的关键词仍是:毒鸡汤、于丹撒泼、于丹现象的毁灭种种负面词汇。
从曾经一夜登上神坛,到如今萧瑟地落幕,“于丹现象”背后,有太多需要我们深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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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现象”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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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与易中天,一个“学术超女”,一个“学术超男”;一个红于2005年,一个火于2006年;一个发起了“易中天现象”,一个造就了“于丹现象”。
某种程度上,两人实在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样作为学术明星中的佼佼者,同样荣耀加身又备受争议。
然而最终,于丹走上了神坛又狠狠地跌了下来;易中天成名后虽同样遭到无数怼,但究竟未如于丹般轰动全国且历久不衰。
比易中天收获更多的于丹,失去的同样更多。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于丹这一句对全书主旨的陈述被广为诟病,而如周国平所说,对其最大的保留处便是她过于把心灵生活归结为心灵的快乐了。
“凡深刻的世界观,所达致的心灵状态绝不仅是快乐,必定还有博大的悲悯,对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决不仅是超脱,必定还有坚定的批判。舍弃掉世界观,把心灵的快乐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就真有可能把所解读的任何一种伟大经典降低为心灵鸡汤了。”
《论语》作为一部流传千年的经典,在流布后世的过程中,其内涵、意蕴都必然发生了许多改变。任何一部作品,当你在阅读、诠释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带上你所身处时代的印记,它一旦被讲述,就无法脱离时代。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必然的命题。
于丹将其论述称为心得,教人淡薄外在功利,回归内心世界,寻找心灵的快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不是以“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用《论语》辅助自己观点的表达。
然而就像周国平所说,在表达过程中,她过于把《论语》丰富的意蕴简单化了,将一切都附会到心灵的快乐中去,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想利用文学名利双收,本身并没有错,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谁也不能真正做到不食人间烟火。有埋头书斋、潜行创作的学者,也必然需要站在讲台之上,将思想、文化传授到普通大众的学者。
而这也正是于丹、易中天们所给予我们的价值,正如李天田所说:“一个产品只能有一种定位,于丹完成了国学启蒙这部分使命,更高阶的需要别人来做。也就是说,一杯可口可乐传递不出高尚感来,但是可口可乐也很了不起。”
广大群众为什么喜欢于丹,如一位她的忠实读者所说,“至少,于丹讲解的《论语》,我听得懂,且听后对自己的生活有受益。”
我们说,文学创作既要高于生活,又要扎根生活。无论于丹在《论语》的讲述上有过怎样的争议,她会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她同样因为自己的一些言语、行为受到许多人的攻讦,这亦是无可争辩。
近几年来,网络上关于于丹的消息已越来越少,最近的一条便是2018年11月她卸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分党委书记一职。
如今于丹似乎重新回到了普通大众中去,然而她在许多人心中的印象却依旧不甚美好。
而之所以有此体会,全在于之前看到的一些评论。
前些天诗词世界主编了一本《细品最美唐诗》,封面有于丹、彭敏、雷海为推荐几个大字,在之后的留言区里,一些网友直言不讳:
本想买一本,但一看是于丹推荐就打消念头了!
看到是于丹推荐的就厌恶!
于丹是个现代版的岳不群,大多数人不喜欢伪君子!
这些话或许只是个别意见,却也说明:在大众文化传播的时代,一个人尽可以一夜成名,然而这荣耀能保持多久,却也全然同自己的一举一动相关。
于丹能够登上神坛,靠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力量;如今的她荣光不再,回到大众中去,也同样与诸多因素关联。
也许如今再谈及于丹,对其是与非的评价都已没了意义,然而至少我们能从其现象背后,开掘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那便是,在于丹现象背后,反映出的不只有普罗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审美上的巨大分野,不只有现代大众传媒对传统文化的侵入与交融,还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市场的趋利性和文学文化的纯粹性上找到平衡这样一个需要人们正视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传统学者的身份也必然会发生有形或无形的转变。
于丹现象是一个个例,但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种种,却又绝非个例。对其过高的褒扬和过低的嘲讽,同样都是不理性的。
在学术文化界与大众传媒尚未能达到共识前,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应当谨记:
学术的普及是“通俗化”而不是“庸俗化”,不能一味地迎合观众、市场,这是每一个学者在进行学术传播时都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
而作为普通大众的你、我,也该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看待学术界尚不成熟的种种,攻讦、嘲讽,从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千百年间王朝更替、时代兴衰中,华夏文明得以始终绵延不绝,靠的从来不是哪个个人,而是你,是我,是他,是我们!
参考文献
周国平《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
刘学明《“于丹现象”何错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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