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鸟在飞/诗人摄影家

国学大师季羡林

“今生只愿多日几个女人”

一位读者的留言：之前因为你的那篇《成功学和鸡汤文不会告诉你的》关注了你，感觉自己被骗了好多年。最近也在常看你的文章，有些困惑想听听你怎么说。

这几天天气热起来后，校园里很多女生都穿上了短裤。而我总忍不住地去看她们的腿，我觉得这样不好，骂自己是个流氓，可下次到了外面还是忍不住去看，我是不是变态，有什么问题吗？也不知道在这里留言你会不会回复，这种情况，季羡林和胡适那些大师们也都曾有过。那时他们都还年轻，和你一样的年纪。

季羡林在日记里坦言：“我去篮球场，只是想看女生的大腿”“今生只愿多日几个女人”。

胡适也在日记里老老实实写道：“我就是好色”。你的这种“情不自禁”，无论凡人抑或大师，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只是在青春期表现地更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变态，这只能说明你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男人。如果你哪天对大白腿压根一点想法都没有，那反而说明你要去看医生了。

另外，这还源于人类的审美天性。

你以为只有男生才会被大白腿迷住吗？我也曾就这个问题咨询了我的几位异性好友，问她们怎么看：

“作为一个性取向正常的女生，在校园里看到腿形优美又颀长的大白腿眼睛都会被黏住。”

她还为自己辩解了下：

“喜欢欣赏美的事物大概是全人类的共性”

不过我欣赏这辩解。不会欣赏大白腿的人，也一定对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具有人性美的裸体绘画无感，并且大概会认为古希腊那些裸体雕塑都是下流之作。

你苦恼于自己为什么想看大白腿，实际上这是因为她具有一种美。美的事物谁不愿意多看两眼？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无论是校园里姑娘的大白腿还是一朵郁金香的盛开，无论是金秋十月银杏树叶的飘落还是校花的漂亮脸蛋，都是一种美。

和“美”相比起来，即使是“乐”和“善”也都是有功利的。而“美”是纯粹的、非功利的。

因此不要妄自菲薄，你在进行着一件高尚的审美活动。

而更为可贵的是你内心的挣扎和苦恼，这证明了你是一个有着基本道德感的社会人而非一个动物。

另外，你能被大白腿吸引到，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而不是……

猪八戒曾有过哀叹，人类的美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猪啊！

必须得和猪哥哥划清界限。幸好你还在咱们人类的大本营里。

但是我说这些，并非真得让你就这么死盯着人家的腿看。

虽然曾有过姑娘这么表示：

作为一个腿很漂亮的姑娘来回答你们，看吧！我们露腿就是给人看的！你们不看我们露的多没成就感！

但是不要被迷惑，有些发言并不具有代表性，一两个样本也并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礼貌问题。走在大街上，纷纷的美女和大白腿，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可要是人家已经注意到你了，你还一直死盯着人家的腿看，这就有些不太礼貌了。即使是吴彦祖，这么一直看大概也是不妥当的。这和长相无关，也和现下我们讨论的这个无关，就是基本的礼貌问题。

且不提女生，单是你舍友走过来，你就这么死盯着他的腿看，我估计他也不会舒服（他可能很不舒服……）

和你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正进行的这些讨论是带些风险的，很可能会被人扣上一顶流氓或变态的帽子。毕竟这世上像唐僧那样坦率的人并不太多：

唐僧走在路上看到了漂亮的女孩子，很诚实的夸赞：“女施主你好漂亮啊！”

“原来你是个好色的和尚。”

唐僧急忙辩解：“因为我想活着，我不能掩藏我心中的本欲，正如我心中爱你美丽，又怎能嘴上装作四大皆空。”

（正如我心中爱你大白腿，又怎能嘴上装作四大皆空。）

但是对一个和尚来说，嘴上装作四大皆空是最安全的了（同样地，对我们来说，说些明知道虚伪、但政治上正确的话也是最安全的了）。

但是唐僧偏不，他偏要说出来。

就好像开头那篇季老的日记，出版时编辑考虑到为尊者讳，提出“做适当删减”，但季羡林偏不，他明确表示“一字不改”。

可能有人考虑到开头那些日记选段的真实性。下面我放出原文。季羡林早年在清华念德语，这篇日记出自于《红》，是六月十七号的日记：

六月十七日

前两天下了点雨，天气好极了。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还有一则二号的日记：

二日

今天作Faust的Summary

无论多好的书，even Fausteven Faust。

只要拿来当课本读，立刻令我感觉到讨厌，这因为什么呢？我不明了。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因为说到篮球，实在打得不好。

大概会有些人认为季羡林作为国学大师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说这句话的人只看到了“想多日几个女人”，但没看到后半句“〈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季老想做的是某种更趋向于精神性的东西——拓展人生的可能性。

如果把你放进一个闭塞的村子里，你的一生只能局限于一隅，交游往来者一辈子不超过五十个人。你有些什么感受？要是生来就在这个村子也还好，不知道外面什么样，一辈子就这么绕着村子打转，倒也是愚昧的幸福。

可假如你已经体验了一些东西，而且知道这世上还有更多的有趣的，你尚未来得及体验的可能性。但你现在囿于某种局限，这辈子都不可能去体会那么多的可能性，可能感到的就不止是遗憾了。

季老只不过把这句话说得俗了一点。他想的是体验尽可能多的一点可能性，去见这世界上多一点的风景，认识更多的有趣的人、睿智的人、博学的人（当然也有漂亮的女人），学习各式各样的有趣的技能……

另外这观点还包含着一种sterotype，说这话的人完全不能理解季老这个行为的可贵。

这是一句很粗鄙的话，是很多人藏在心底，想说却不敢说的（太多都是直接做，然后明面上说些虚假的、道德上无暇的话）。

但是季老就敢把它说出来，再一字不改地把它印出去。

这是一件很勇敢的行为。比起虚假模糊的道德上的完美，政治上的正确，季老要的是真实，即使可能会带些瑕疵。

而这带些瑕疵的真实，比起那些完美却虚假的漂亮话，要可贵太多。

“我就是喜欢大白腿，又怎能欺骗自己，说些假话呢？你们批判我的自己也会偷偷看吧？”——可你没必要像唐僧那样偏要把些明知道不讨巧的真话抖露出来——好像揭穿皇帝新装、扇了成人世界一个耳光的那个小孩。

这是一件很有些风险的事，很多人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你，说些虚伪但又政治正确的话。虽然很可能他们自己也都在做着那些被他们批判的事。

你可以像胡适那样写到日记里，或者像季老那样：“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只要别违背自己的内心。这里我说得不仅是大白腿。

我不是在教你乡愿。很多时候，要说上几句真话，都得有与之相符的实力与地位。曹操直到晚年，政权逐渐巩固之后，才敢说上几句像“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足效也”、“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类的大实话。

不仅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人性的进化是很慢的。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别人是件顶容易的事，但要像胡适、像季羡林和唐僧他们那样，赤裸地、坦荡地直面自己的内心，正视自己的欲念却需要很大勇气。

但当他犹豫许久，终于开始直面自己的内心，并在真实与虚假间做出选择时，他的灵魂便陡然间高贵了起来。



几十年来，季羡林写下了一千一百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一百多万字的文学散文。他在敦煌学、印度学、佛教学、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有杰出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中国翻译史、比较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60年前，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还是受人欺凌的地方，东方学是一个在中国甚至都无人问津的领域。而在季老的领导下，在东方学者经过60年的长期努力下，东方学从无到有，已然成为今天的显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受人瞩目。诚如东方学研究院所说，季老“宏文大著，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是季老在中国开创了东方学这门学科。

季老今天已经96岁高龄，他“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而且自嘲为“四半老人”，但仍然又读又写，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己，欲罢不能。正是为让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他承担着延续国家文化的重任。

季老一生孜孜矻矻，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做着贡献。他坚持，没有新观点，决不写文章。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张中行先生生前说过，季老“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关，百官之富”。季老主张，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为这种观点，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初步划分为“底蕴论派”、“资源论派”、“诠释论派”，季老因为一贯反对“以论代史”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而被划为持相对传统、本位立场的“文化基调论”学者——“底蕴论派”。季老注意到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偏重于写黄河文化，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忽视了其他地域文化。他认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和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可以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与域外的交流也有了一些。季羡林先生注意到最近的考古发掘在南方各地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这证明南方文化、长江文化当年水平相当高。楚文化、长江文化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才能产生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如果北方文化、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写起来就全面了。

季羡林先生认为，考证是做学问的必由之路。考证用得着胡适先生说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是不受旧有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出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但是假设提出之后，要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假设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叫小心求证。先生写的学术文章都要提出新的看法。为了严密，先生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先生郑重声明：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考证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

季老本来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以后，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来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李老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

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宗教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宗教的消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对任何宗教，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他主张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文化体系是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季老发前人之未发，深刻地指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而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既包括物质文化的交流，也包括精神文化的交流。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文化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80多万字的中外《糖史》是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这些新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影响越来越大。至于季老的专业领域印度学，几乎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有新创见，不断被人引用。佛学史领域，先生是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和语言学家。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先生的贡献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作为这项研究的代表作，他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对各种外语的翻译工作，先生的贡献同样出色。先生翻译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大反响，获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

他对比较文学多有建树，且独树一帜。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法国学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美国学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但这两个学派都有弊病，专研究直接影响者，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者，失之太泛，且两派都轻视东方文学，他们的比较都是限于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进行，这是近亲比较，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名堂，因此两派都失之闭塞。先生主张，应力矫这两个流派的弊病，融和二者之长，去其偏颇，走出我们的一条新路来。先生强调，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求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规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这样，就有可能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应该认识到，没有东方文学的参与，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先生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一位作家。他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先生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兼收并蓄，都有所汲取，如《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信)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先生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但对这些优秀的文学风格，先生并不是加以模仿，而是在继承先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春满燕园》、《法门寺》、《清塘荷韵》等都是脍炙人口、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

另外，作为知识分子的季羡林和作为作家的季羡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学者书法家的季羡林却鲜为人知。季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季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季先生对学者书法有颇为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宇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看怀素狂萆，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我在季老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同样，在兰州碑林中，他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一阙，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蔚为大家风范，完全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所书。真可谓，在思想学术大树旁，无心插柳柳成行!

季羡林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学者，却从不以名家学者自居，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人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宇，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羡林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羡林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冯友兰先生有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人类文明是一把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尽脑汁才把这把真火一代代传下去。我们对季老开创的事业，也要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为什么季羡林的儿子不能见面，

季羡林对儿子意见很大，所以不想见到他。季羡林毕竟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教比较严，对子女要求会有点严格。

季羡林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接受儿子季承娶一个比自己小40岁，而且还曾是自己保姆的女人。

季羡林为什么和儿子季承关系不好？

他在这一年和第二年,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不幸的是,“文革”中季羡林被批斗关进了“牛棚”。季承不敢去见面,父子关系又一度有了疏离感。导火索是小保姆? 季承面对外界时,常用“季先生”来称呼父亲。这不仅是表面的疏离,也是内心情感上的疙瘩。

北大为什么阻止季羡林之子与父亲见面

有人从当中作梗。

参见有关报道——

收藏家张衡今年10月份爆出季羡林收藏被盗卖的消息，随后，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在博客披露此事，季老的秘书杨锐后成为被怀疑对象之一。11月初，北大给季老增派助手并成立调查组。随后几天，北大发表声明：外流拍卖字画并非季老真藏，季老秘书保管的季老藏品并未外流。11月26日，北大通报调查结果：“举报人”手中字画全系伪作。

记者从有关渠道看到的视频则清晰显示了季老对北大声明的回应。11月7日，季羡林与季承说道：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太多，对一些人不利。特别是关于字画，我最清楚……可以掩盖，确实掩盖不了。天底下事情，不能掩盖———要掩盖，会弄巧成拙。(丢画)千真万确，我知道，当时有感觉。当面叫你季爷爷、季爷爷，背后偷你的画，这个我知道。偷画的事情，谁也掩盖不了。现在是，偷多少，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