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国学”还有“国性”之前，先谈谈最近网上讨论的一个热点：“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该不该评选院士。与国学相关的主要是传统人文，涉及“百度”的大抵属于现代科技，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因为二者都与价值追求息息相关，且都是因为价值导引问题吸引了公众的视线、触动了网友的神经，故而也可放到一起来说说。

2019年4月30日，中国工程院发布消息，最新院士增选候选人提名工作于3月31日结束。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定，最终确定的有效候选人是531位，其中来自企业的候选人有114位（比上届有所增加），“百度”的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进入了该名单。甫一公布，便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彦宏”三字成了自家“百度”上的热搜词。一位自称是医生的作者首先撰文发声：《旗帜鲜明的反对李彦宏当选院士！》其理由如下：

《中国工程院章程》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要求“品行端正”方可被提名并当选为院士。我认为李彦宏不符合“品行端正”这一条。

作为一名医生，经常能接触到被百度广告坑害延误病情乃至最终无法救治的患者。李彦宏为了利益与莆田医疗系统勾搭成奸，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在身心健康上更是对无数患者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

作者列举了若干“百度”刊发虚假医疗广告的例子，其中包括人们熟悉的魏则西案和更多不熟悉的莆田系诈骗团伙之事。最后写道：“院士不仅是一种荣誉，更代表着一种价值观，树立正能量引领我们社会积极向前。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反对李彦宏当选院士。李彦宏如果当选院士，不仅是中国工程院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此话说得不免有些过分，其实从我阅读过的李彦宏的文章、浏览过的李彦宏的演讲视频看，应该说他的综合素养、思维、胸襟和眼光都还是很难得的，是实实在在的高端精英。但对“百度”这样的大公司、李彦宏这样的大老板，人们有理由要求更高、期待更多。

向来“看戏不怕台高”的媒体赶紧搞了一个“你支持李彦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吗？”（单选）的投票，结果可想而知：不支持的是93%，支持者仅为7%。对此，《南风窗》刊文转引科学网的一则评论说，院士群体不仅代表一个国家学术与技术的最高水准，也代表着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对一名院士候选人，公众可以不介意他是来自高校还是（科研）院所，是来自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但一定会介意他的职业操守、价值追求及社会声誉。院士评选，最核心的标准固然是工程科技方面的成就，但候选人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记者进而写道：“人们反对李彦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因为怀有一丝希望，希望技术与恶能够保持最后的距离。”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当今社会“赢者通吃”的痛恨：“从某个角度看，李彦宏当选院士，其实和这几天上热搜的某富豪花650万美元帮女儿进斯坦福，以及前阵子某明星被录为博士后的新闻，具有相似性。它让我们看到，如今，赢家通吃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明晃晃地摆上了台面，并侵入了严肃的学术机构。”“‘想要更多’是人的本性，也是可理解的社会机制，但若这些严肃的机构自己践踏了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给了赢家通吃以机会，那么它将丧失的，不仅是自己的声誉，还有公众对学术领地——想象中最后一片净土——的尊重。”

眼下，整个社会快速步入技术垄断和数据控制的天下，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层出不穷，新一代人工智能乘势而起，方兴未艾，大有科学至上、技术为王的发展趋势。作为互联网企业的“百度”，作为“百度”掌门人的李彦宏，如何在独享巨大市场利益的同时，主动承担起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利益与公众权益、商业逻辑与人文关怀、个人荣誉与社会公平等等之中既须寻求某种平衡，更要体现出时代弄潮儿勇于担当和牺牲的精神。这或许就是大众对精英群体和领航企业所真正期待的。

显而易见，科技并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当它与人相关联、与公众生活有交集之时，更应该是有温度、有感情、有理性的。就像“百度”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其人文情怀和社会关怀也是须臾不可缺失的。而在人文领域里，更要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由“百度”广告、李彦宏参评院士，我们不觉联想到近些年持续高温的所谓“国学热”。这些年每隔一阵子总有那么三两只披着国学翅膀的“幺蛾子”出来四处乱飞。那些打着国学幌子到处招摇撞骗者既有知识上的贫乏和陈腐，更有价值观念上的落后和荒诞。

与早些年红极一时讲《论语》、说老庄的“学术超女”于丹相比，眼下某些“国学家”的闹腾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降级1.0版”，真是“一蟹不如一蟹”。早在200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10名博士联名，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之流的过分炒作。起草人称：“想想看，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们，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有专家指出，于丹的危害主要还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如果说她提供给芸芸众生的是“心灵鸡汤”，那也是“毒鸡汤”，称其为“毒鸡汤教母”一点不为过。有学者就曾指出于丹表面上不问政治，实质上有着某种明显的意图。她一再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现实中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于丹认为只要不让雾霾进到心里，即便外面天天都是雾霾重重，我们内在的天空仍旧是一片碧蓝清朗的，生活仍然是幸福无比的。有网友爆料，在一次出国活动中，于丹对预定的酒店房间不满意，后来在酒店更换了三四次后，依然还是不满意，大为光火，但是要知道，那已经是酒店最好的房间了。本来，按照于丹的逻辑，只要自己心里平和舒坦，下榻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房间都会舒舒服服的。原来她安贫乐道的人生哲学主要是用来教诲普通老百姓的。用武汉话说，真叫信了你的邪！这样的“大师”最后落得被北大学生喝倒彩、轰下台的结局，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上述三件看上去不相干的事情——众多网友质疑“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参评工程院院士、某些打着“国学”幌子的招摇撞骗者被“群殴”、北大清华十博士强烈抨击学术明星于丹走“秀场”——其实又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就是重要机构和个人特别是大企业大公司、名人“大咖”如何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如何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如何奉献社会、引领时代、关注人类的命运。这里我们来看看一个外国连续多年荣登全球富豪榜榜首的大亨和一个现代中国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曾经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或许答案就在其中，启示不言而喻。

比尔·盖茨做客《高端访问》

2007年4月29日，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栏目播出了水均益采访比尔·盖茨的报道。当水均益问到“如何看待金钱，看待多少亿的财富”时，比尔·盖茨说：“有了一些财富，是很令人欣慰的。……它使我能专注于学习和工作。除此之外，我还将我的财富很好地运用到基金会上。基金会应该能够做出很多突破，那就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生命，通过提供疫苗和药品，治疗那些在贫穷国家中出现的疾病，使它们可以消除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所以我召集了一些深信我们可以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人们。任何超过百万美元的财富都有回报社会的责任。”记者下面这段文字更是让我们更平添许多感慨：

“任何超过百万美元的财富都有回报社会的责任”，振聋发聩。我们知道比尔·盖茨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富，而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事迹被世人称道。……非洲贫困、干旱缺水、疾病泛滥地区经常出现比尔·盖茨的身影，经常有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投入的资金；比尔·盖茨基金会已经在中国资助了几个项目，用于接种疫苗，比如乙肝疫苗等。并正在开展一个全面计划，对有关艾滋病防治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资助。从他个人和家庭来说，2006年，比尔·盖茨宣布从2008年7月开始，不再负责微软公司的日常管理，将更多时间用于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他曾经表示过，给自己孩子留很少的财富，将自己98%的财产留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从这些事迹和现象中也许能够对比尔·盖茨的财富观有一个浅显的认识和了解。

比尔·盖茨这个被称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曾应邀回母校在大学生毕业典礼上演讲。他的一段话同样给我们深刻印象，让人久久回味。他说：“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而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成功人士如何奉献社会，情系苍生，关心人类命运，公众则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在比尔·盖茨结婚前夕，身患绝症的母亲给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我想这些话，也正是我们当下国内的超大型企业包括“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财富精英包括李彦宏这样的行业顶级领军人才，当然还包括于丹、安德义这些顺应时代某种特殊需求发了大财、中财和小财的人们需要认真思索的。

与一般企业和现代科技不同，中国的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经史子集的统合）本身就包含着价值观念，有着自己内在的价值逻辑。对于何谓“国学”，我很赞成老朋友、华中师大张三夕教授的说法：它是“独立于西学之外发展起来的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知识谱系”。老一辈真正的国学大师绝不会用国学来沽名钓誉，谋取不当利益。现代著名教育家、一代国学宗师唐文治先生的言行和功业值得今日讲国学、用国学者好好学习和反思。唐文治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进士，官做到了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政府的部长）。退出政坛后，他潜心从事教育事业。创立过无锡中学，又曾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及“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监督（相当于校长），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曾几易其名，一般简称无锡国专）。作为“工学先驱”的唐文治暂且按下不表，这里只谈谈他作为国学大师和国学教育大家的定力与追求。

唐文治

创办于1920年底的无锡国专一直由唐文治执掌校政三十余年。这是一所既顺应世界潮流、努力与时代接轨，又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书院传统的高等学馆。在三十多年的办学历程（其间有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它培养了一大批文史研究、国学教育的一流人才，当时就名闻海内，至今仍为士林学界交口称赞。我觉得，唐文治办无锡国专的价值意义，恐怕除了国学知识的传输、国学人才的培育，更重要的还在于注重对学生的敦品砺节，涵养和弘扬士人风骨。对于何谓“国学”，曾任国专教授兼教务主任达五年之久的钱基博先生这样说：“‘学’之为言觉也；夫‘国学’所以牖启国性之自觉；而‘学生’必以表现自觉之生活”。我理解，这里主要不是谈的国学是什么，而是从一个特殊角度谈国学的功用。对于“国学”、“国性”之说，今人刘桂秋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引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中有如下发挥：

在钱基博先生看来，所谓“国学”，并不仅仅是文章经术之学，更应该以之“牖启国性之自觉”。而以唐文治先生为首的国专师生八年间“戎马转徙，未尝一日废弦歌；艰苦备尝，而无一人出怨言”，正是这种“国性之自觉”的最好体现。只要这种“国性之自觉”不灭，则我民族不灭，我民族之文化亦不灭。

钱基博教授并未界定“国性”，唐文治校长也没有加以申述，但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了国学所要开启的是什么样的“国性”之自觉。据刘桂秋考证，国专礼堂讲台的上方正中，悬挂的是“作新民”的横匾，两侧配以唐文治集儒经而成的联语（类似现在的“金句”）：“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食堂里挂着木制的横幅，词为“世界龙战，我惧沦亡。明耻教战，每饭不忘”。此外还有王阳明、顾炎武等人挂像，国专校歌（末句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等，无不是讲求修身养性，砥砺师生品格。抗战时期，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无锡国专沪校、上海之江大学等几校同时兼课，他在日记中就记有国专学生明显比其他学校学生更讲求礼数，十分周全。而在那个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唐文治更是身体力行诠释了什么是“国性”，我们需要何种“气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南京政府强行接管上海交大，改名为“国立交通大学”，时在交大兼任教授的国专沪校教务长王蘧常与五位同事愤然辞去交大教职，人称“反伪六教授”。这个王蘧常曾是无锡国专的早期毕业生，唐文治的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辞去教职并写了一首《节妇吟》以昭明其志。对此，唐文治非常欣赏，并笑称“瑗仲（王蘧常字）已成王寡妇了”。后来，他在为《王蘧常文集》所撰序言中，也表彰了这位弟子在抗战时期的“志节激昂”，并在文中阐发了“人生当世，气节而已矣。士大夫所负之责任，激励气节而已矣”的意旨。唐文治本人同样是寒花晚节，铮铮铁骨，实为士林之楷模。汪伪政府派人劝说唐文治出任伪交大董事长（一说是校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当时生活异常清苦、早已双目失明的唐先生不为利诱、不惧威胁，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他还极力劝阻同事陈柱出任伪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劝阻无效，痛惜不已，称陈为“有才而无德”。此乃真大师，真风骨也！词学泰斗夏承焘几十年后方听说这件事，不胜感慨，填词《南乡子》一阙以颂其高风亮节：

龙血战玄黄，初见江楼鬓已苍。摸索能知几人许，仓皇，别语匆匆未敢忘。

晚节挺风霜，饘粥生涯歌慨慷。惊倒胡儿三两语，光芒！合向坟头篆数行。

一代国学大师、杰出大学校长这样的爱国情操、士人气节与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完全吻合的。想想当下那些吃“国学”、喝“国学”，把真国学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江湖术士、神坛仙姑之所作所为，唐先生、夏先生们若九泉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那些女德“臭干子”、心灵“毒鸡汤”，还有地沟油炖的“弟子龟”（与《弟子规》谐音，故有此名），三聚氰胺煮的烂“菜根”（《菜根谭》也是伪国学的一道大菜），不知何时才能不再祸国殃民，贻误后人。

显然，人文也好，科技也罢，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都是十分重要的。“百度”老总李彦宏等最终能否成为工程院院士，国学的江湖里还会不会隔一阵子又冒出几个“大仙”或“神龟”，似乎与我们无关，似乎又关系很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的知识水平、道德水准、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对普通百姓的生存与生活，对国家和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有既大且深的重要影响。无疑，传统的人文精神亟待继承和弘扬，技术与恶的合谋则更值得警惕。如何以价值引领铸就文化自信，以精神追寻防范科技迷失，以人文情怀抵制金钱至上，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思考的问题、努力的地方都还很多很多。

2019年5月6日

作者简介

范军 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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