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福万（国家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弘扬传统文化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鉴于中小学承担着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是传统文化教育（或曰“国学教育”）的主阵地，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更加重要。从2017年9月开始，历经三年多的精心筹备，目前山东省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山东省由此也成为全国首个在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三个学段全面开设传统文化课程的省份。下面就结合山东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地方必修课程开设一事，谈谈自己对国学教育回归与创新的一点看法。

孙福万

一、山东省在中小学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宝贵经验

首先，我觉得山东省在中小学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体现了很多在国学教育上的创新。通过学习，我觉得其主要经验或许可以归纳为这样六条。

第一，建设独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独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某种“回归”，在百年教育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非常了不起！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省率先做这件事情，这个尝试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山东省教育厅制定的《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讲到这门课程的“四性”，其中就有一个“独立性”，说这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和学校的思想品德、语文、历史等学科“相互支撑，有机补充”，这个定位很明确。站在百年前蔡元培废除读经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然，这也并非主张回到中国古代的读经时代，对此山东省教育行政部门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这是“回归”，但更是“创新”！

第二，在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时，采取了“一纲多本”的形式。虽然《纲要》对课程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提出了明确规定，并提出了若干实施建议，但也许是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高难度，山东省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将某套教材“定为一尊”，而是采取了“一纲多本”的开放形式，这就保证了该项工作的开展有了稳妥、务实的基础（目前有9家出版社出版的15个版本的教材）。的确，独立地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无论是在教学内容的筛选上，还是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甚至在教育界、全社会的共识方面，压力都是可想而知的。采取“一纲多本”的形式，先进行一些经验上的积累是必要的和稳妥的。我大致学习了多个版本的教材，觉得每个版本的确有每个版本的特点，无论是其优点和缺点，对于积累经验，都是必要的。

第三，各套教材都将介绍儒家思想作为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并兼顾其他学派的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纲要》明确规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内容的选取以儒家文化经典为主；在儒家文化经典的选取中，以‘四书五经’为主。”本人对此完全认同。李学勤先生曾讲，“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何况山东省是孔孟之乡——这的确是应该坚持的。比如中华书局初中阶段教材每册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和”等十个主题，山东教育出版社小学版教材每册设“尚德修身”“砥砺品学”“孝慈齐家”“仁爱乐群”“公忠报国”等五个单元，就都体现了这个精神。但在高中阶段，不少教材也都介绍了道家、法家甚至墨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应该的。

第四，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学习次第”问题，各个学习阶段和年级之间体现了“分层设计、纵横贯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有其完整性，其实很难截然分割，因此在教学实施上，就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的程度进行精心编排，这实际上并不容易。在这方面，每套教材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有的按传统的概念进行编排，有的采取了一些新的概念进行编排。总的感觉，虽然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还特别注意到，在高中阶段，大部分教材采取了“经典选读”的形式，这个原则我也非常赞赏。

第五，在教学形式的设计上，充分体现了中小学教育的特点。如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教材，小学一年级选择以《三字经》为底本；山东教育出版社小学教材则采用了季羡林等编著的《中华传统美德警句名言》，都通俗易懂，适合小学生特点。小学教材大多采取了“绘本”的形式，图文并茂。山东教育出版社初中教材每一课由“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三个板块组成，借鉴了朱熹的读书学习方法，形式新颖。特别是小学和初中教材，都引用了大量的经典故事来说明某一思想或观点，并特别强调“知行合一”，这都是符合中小学教育的特点的，也是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的。

第六，大部分教材体现了齐鲁文化特色。《纲要》强调要“充分挖掘齐鲁文化资源”，“山东有极其丰富的儒家文化、红色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组织中小学生定期参观、考察，体验、交流，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各种版本的教材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和安排，都设计了专门的板块。作为一门“地方课程”，我觉得这是绝对必要的。

会议讨论

二、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我想，无论是课程的设计者，还是教材的编写者，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肯定都有自己的前提性认识。对这个前提性认识保持反思，非常重要。

比如，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有很多，广义而言，也可以说就是“国学”。其他著名的还有“四部之学”（经、史、子、集），“三教之学”（儒、释、道）“六艺之学”（大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等说法。这都有其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李零教授曾开玩笑说，国学实则“国将不国之学”，也就是我们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有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然后才形成了所谓的“国学”。现在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或国学，虽然“亡国灭种”的危险没有了，但是西方文化的冲击还是存在的，所以党和政府才提倡“文化自信”。因此，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和依然强势的西方文化进行对话，真正找到我们文化中的那些独特的基因、那些依然“活着”的传统，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到底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关键是如何认识“优秀”二字。特别是在中小学开展国学教育，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这固然是天经地义的，但究竟哪些文化为“优秀”或“不优秀”甚至“糟粕”呢？我觉得，或许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一是看它是否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考验，而依然为国人所信奉和践履。二是看它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能否和世界文明对话，被世界人民接纳。作为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本源性文明，我们在文化上是有自己的“普遍性精神”的，而这种普遍性精神到底是什么？或许“天人合一”、“生生之仁”（或“一体之仁”）、“与时偕行”等等，有可能就是。三是看它能否解决当下的问题，也就是能否对当下那些尖锐的现实问题提供某种解决方案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向性指引。无论如何，确立某种文化是否为“优秀”的标准，应该是异常重要的。

再次，在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与上述问题相关，这里也有三个问题必须认真考虑。一是在浩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如何筛选那些真正优秀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并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二是如何将这些内容和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人生发展阶段相结合？三是具体到传统文化的中小学教学来说，还有诸如和其他课程的衔接以及师资匮乏和培养等等复杂的问题。总之问题可能有很多，但这三个或许是最根本的。

会议期间

三、对在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

结合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再来看山东省组织的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教材，我觉得无论是课程的组织者还是教材的编写者，其立意都是很高的，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在课程和教材的设计和编写方面都呈现了很多创新的内容，为在全国、在中小学开展国学教育教学提供了很多的宝贵经验。当然，这毕竟是全国首个省份首次在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三个学段全面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兹事体大”，或许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反思和改进。这里谨从四个角度谈点个人管见。

第一，在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我们的视野是否还可以更宽广一些？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我们在教材编写上肯定要以儒家思想为重点，这都没有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便是儒家文化也是包罗万象的，并不全是伦理道德思想，而且其他学派如道家、法家以及佛教的一些宝贵思想，对我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觉得，在对中小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经史子集里面，除了经史之外，子集的有些内容还是值得关注的。比如在当下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主义理念以及独特的生活美学思想，就和现在提倡的“美好生活”比较契合，似乎可以加强。

第二，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或许还需要下大功夫。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要做到“不忘本来”，还要做到“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因此，我们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时，应该提倡站在全球的和未来的高度思考问题。在这方面，我注意到，中华书局教材在对“忠”的解释上已经做了不少努力，有的教材还在课本的讨论部分，以问题的形式鼓励学生对某些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反思——这都是很好的做法，但总的感觉在这方面还是相对薄弱些。因此建议：一是在讲授某种传统文化的内容时，可以将西方文化对类似内问题的表述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提示，鼓励学生对比思考；二是可以强化当代人对同一问题的思考视角，甚至要照顾到未来社会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真正做到引导学生“面向未来”。

第三，如何处理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和思想品德课以及政治、语文、历史课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和思想品德课的内容交叉较大的问题。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都是通过思想品德课以及政治、语文、历史课进行的；如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独立课程，必然面临一个如何处理这些课程彼此关系的问题。虽然《纲要》提出将其“与学校思想品德、语文、历史等学科相互支撑、有机补充”，但搞不好则会“相互冲击，彼此交叉”，这是要引起特别注意的。

第四，现在是信息社会，在文字教材的数字化化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有所创新？如低年级是否可以链接一些吟诵的内容？在高年级段，则可以通过网站链接、二维码扫描等，提供一些数字化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些资源现在非常丰富。我有个朋友就是做传统文化方面的VR产品的，如何将这些东西渗透到教材里面去，值得考虑。我本人所在的国家开放大学是一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大学，我们建有专门的“五分钟课程网”，也特别注重传统文化数字化资源的建设，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同样可以利用。

（本文根据作者参加2018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百年之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山东必修地方课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