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曙虹/南京教科所副所长、北京敬文教育研究院顾问

前面三位专家，张（东娇）教授主要从学理层面探讨高品质或者说理想的学校文化形态，邵（兴江）老师跟后（有为）老师从各自的关键词——学习空间、教育装备——出发，探讨学校文化建设的一种应有状态。接下来我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一下中国学校文化建设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由此来预测未来的学校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2016年习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要求，他谈到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方面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按照习总书记的指导思想来回溯中国学校文化发展历程，我感受这个历程有着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我称之为“中国现象”。

第一个话题，我将带着各位回顾中国学校文化建设所特有的一种“中国现象”。

今年正好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利用建国大庆的契机回顾我们的来路；包括去年，改革开放40年，同样在这个节点上都在回顾我们改革开放的来路。因此借这两个契机，我对中国学校文化建设的历程做一个回顾。

首先一起回顾一下西方学校文化研究的源起。学校文化概念是1932年沃勒在《教育社会学》当中首次提出的。其后人们对它虽然有研究，但是并不多，没有形成气候。直到80年代初期，西方在企业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当中开始注重对组织文化的研究，而组织文化研究很快辐射到各个领域，学校组织文化研究也由此迅速形成热潮。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会议当中明确提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这种转向意味着人的观念、视角、方法的再次更新，致使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达到一个高潮。

1986年我们提出了校园文化的概念。校园文化是我国原创的概念，那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候，我们许多有头脑的大学生提出的，希望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能够活跃和提升校园中人的精神状态。到了1987年，有学者从文化学视角提出学校教育文化的概念，它跟校园文化已经不一样了，认为学校教育文化包括了校园文化和教育文化。这个概念使用率并不高，后来没有被更多的沿用。到了1988年，内蒙古师大青年学者朱颜杰在《学校管理论》一书中第一次界定了学校文化概念，而这个界定已经超越了两年前提出的校园文化。

这是我国校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缘起，从那以后开始文化建设一直成为我们中国学校发展、学校战略建设的题中之意，直到本世纪初进一步形成热潮。回顾30多年来学校文化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相互推动而促成的学校文化之“热”，正是学校文化建设经验的生成和累积过程，是研究者、管理者、实践者、设计者们对学校文化认知、诊断、行动、反思与创生的集体努力过程。纵观中国当代学校文化发展脉络，都与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教育改革的诉求与步伐同频共振，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中国现象”：

第一，建构了校园文化理论和实践体系，强化了其育人价值。校园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到底怎么样培养人。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从30多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层面上始终提校园文化，没有提过学校文化，即使学校文化建设已经如火如荼，我们的校长已经言必称学校文化，但是国家层面上仍然提的是校园文化，为什么？通过深入学习理解，我逐渐认识到，校园文化主要是教育学概念，着眼于或者聚焦于育什么人、怎么样育人；而学校文化主要是一个管理学概念，聚焦于办什么样的学校和怎样办学。从国家层面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特别强调校园文化。2005年教育部办公厅颁发了《关于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系列活动的通知》，2006年更是以教育部名义颁发了《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这是教育部迄今关于校园文化建设颁发的最重要的文件，它对校园文化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一是“三风”建设，二是活动育人，三是环境育人。而且这个文件是明确把校园文化作为学校的德育工作进行论述的。

但我们要说，即便德育重要，德育为首，然而在学校整体教育中德育只是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真正让文化成为与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相提并论的新时期学校内涵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的话，仅仅在校园文化的层面上展开还是不够的。我还是要强调，从国家层面更注重的是文化的育人功能，其后教育部发的这么多文件，一直到不久前中央和国务院刚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明确提的是校园文化概念。如果我们真正要强调文化的育人功能，尤其要强调环境育人、活动育人功能，我们提校园文化是必须的。如果说我们想上升到学校管理的最高层次——文化管理层面上思考学校的战略发展，可能还需要更多地从学校文化切入。

第二，实现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本土化生成与提升。学校文化的概念一经引入国内，我们的研究和实践就实现了本土化的生成与提升，除了基于组织文化的学校文化研究比较多的借助的是外来的理论成果，其他领域的学校文化研究，基本上都是用了本土化的话语体系。

一是基于素质教育的学校文化建设。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素质教育概念，当年就有人发文探讨学校文化建设与素质教育关系，从那以后基于素质教育的学校文化建设是学者探讨热点，也是学校文化实践的热点。这个领域极具中国特色，因为素质教育是我们国家育人的根本任务。

二是基于特色办学的学校文化建设。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式当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从那以后关于特色办学的问题经常被被提起，但是80年代对特色办学的探讨较多局限在怎么样办职业学校，因为那时候职业教育刚刚兴起，尤其一些行业领域都在探讨怎么样办好自己的学校，把这些学校办出特色。1993年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提出学校要办出各自的特色，从那以后特色办学成为学校的一个基本诉求。尤其是到了我们国家提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战略目标之后，特色办学更是常被提起。特色办学，项目化特色建设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我更期望是学校的战略特色，这种战略特色就是学校全新的文化建构。所谓特色办学说到底就是学校的一种特色化的文化建构。所以说基于特色办学的学校文化建设是一种特有的“中国现象”。

三是基于课程改革的学校文化建设。早在课改之初的2001年，中国课改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钟启泉教授就明确指出：从本质上说，课程改革是学校文化的一种再创造。这个有远见的命题不是一开始就被大家认识到的，我们的课改先从改课开始，然后着眼于课程内容改革，再着眼于课程的结构性改革，一直到现在我们探讨课程深层次变革，就是课程文化乃至学校文化的整体建构。这是课改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发展之路。

四是基于策划理念的学校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策划理念和手段的CIS源于美国，在日本光大，80年代中后期引入国内，国内最早用CIS进行品牌策划的就是太阳神，后来这个理念迅速蔓延到其他领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人用这个理念着眼学校的策划设计，甚至提出SIS概念。虽然这个理念是外来的，但是在中国本土不但得到了发扬光大，而且已经光大到了一种特有的“中国现象”——我们已经形成了学校文化设计策划的产业，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的。这种产业的形成才使得今天我们设计行业同仁与我们学校同仁能够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学校文化建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行业同仁应该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鼓掌。

第三，融合了众多学校文化建设的生力军。首先是教育研究者的持续创建，这必须放在首位，因为中国的学校文化建设离不开或者说主要是基于研究者的推动和高位引领。其次是教育管理者的强力推动，我们的学校文化建设如果没有教育行政推动难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声势。再次是教育实践者的不懈探索，学校新文化运动最初就是源自于基层研究者和办学者的探索思考，我们的基层实践者发挥着学校文化建设主力军的作用。第四是大学与中小学（U—S）的合作研究。第五就是学校文化设计者的专业支持。到了今天学校文化要不要设计、能不能设计这个话题已经不必再讨论，大量的成功案例早就反复证明了它的价值。1996年中国教育学术界的旗帜性人物叶澜教授发表过一篇文章《世纪之交中国学校教育文化使命之思考》，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吹响了新世纪学校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它明确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文化必须要规划，尤其是面向未来，面向新世纪必须要用规划的基本手段进行学校文化建设。

第四，支持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更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代学校文化建设经集体努力和积累所形成的自我确认、自我表达乃至众多精神产品和制度产品，有利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重塑文化大国形象，也有利于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与精神自觉。可以这么说，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我们的学校文化建设起了独到的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二个话题，展望未来高品质学校文化建设，我们也要预设一套“中国方案”。

首先要有中国立场。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学校进行文化建设必须要坚守中国立场。一是体现在要着眼于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着眼于为教育强国做贡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工作目标中提了五个概念，希望各位一定要记住，哪五个概念？就是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养人才、造福人民。它将我们过去所提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概念具体到好理解、好实施的层面。比如“凝聚人心”就意味着，无论是学校主体还是专业设计者，我们都要致力于将学校建成使广大学生、教师甚至社会公众真心向往的精神家园。

二是一定要有价值自觉和法制自觉，价值自觉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关于法制自觉，我们专业设计者甚至学校主体进行文化建设时不经意间可能会有触犯法律的行为，这不是在危言耸听。比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要使用规范的简体字，不能因为美观而在环境布置中设计繁体字；比如校园内国旗的设计和使用也必须符合国旗法的相关规定；包括中小学的建设规范也有国家标准，我们不能随意去突破。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就要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了。比如有设计机构因为学校附近有个著名的宗教景点，就借助地域文化校本化思路，帮学校打造一种所谓宗教文化，这显然违反了教育法和国家宗教事物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的宗教不准进学校的法条。

其次要有中国态度。习总书记谈到文化自信的时候说过三个原则，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三句话应该成为我们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基本态度。一是不忘本来，传统为用。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命脉，是取用不尽的宝藏，但这不是说所有传统的都是好的，都要恢复和弘扬。我们一定要选择传统中适用的东西。很多年前山东省教育厅发过一个文件，中小学在宣传《弟子规》时要进行甄定。对此我非常赞同。南京是当年的民国首都，现在不少学校要恢复“民国范儿”，它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民国是一个政治腐败、民生凋敝、遭受外来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我们要恢复什么样的“民国范儿”？

二是吸收外来，借鉴创新。因为时间关系，我对此不展开论述了。

三是面向未来，深度建构。我们要面向未来建高品质的文化，就对文化进行深度建构。比如说未来学校，它有三个基本特征：学习环境多样化、学习方式个性化、组织形态灵活化。随着未来学校特征的逐渐彰显，我们更需要创建适应这种特征的民主、自由、合作、尊重的学校文化生态。

第三要有中国思维。中国人特别强调整体思维，强调事物的关联性、互动性、融通性，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我们进行学校文化建设也必须具备整体性思维。这种思维表现在一定要进行顶层设计，要进行战略规划。我非常喜欢用战略一词，我对战略有基本界定，从空间维度说它是着眼全局而不是局部工作，从时间维度说是着眼长远而不是眼下的发展。落到实践层面就需要以理念为主导对文化进行系统整合。这种思维还表现在内外兼修，要注重转化。很多人提物质文化、课程文化、教师文化、课堂文化等，我的基本观点是学校一定要慎提“文化”，我除了提校园文化，提学校文化，在学校中基本不提什么文化。以“课程文化”为例，不是搞了些校本课程或课程改革，就可以宣称我们建成课程文化。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你的课程文化要真正形成至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办学者倡导的课程理念转化成教师的信念，二是教师把对课程的信念转化成他们的教育行为。文化建设重在转化，重在知行合一。

第四要有中国表情。我们帮学校做文化设计，外观要有中国特色。一是办学理念视觉化，我们的理念一定要在学校中展示出来，不是简单的“上墙”，必须考虑怎样使景观既是文化载体，又是艺术呈现，有美的享受。二是学校历史环境化，我们希望整个校园成为开放的校史馆，这种环境布置是任何学校难以复制的，只能属于这个学校。三是地域文化校本化，学校作为社区文明的高地，要体现出地域特有的文化符号。四是景观建设课程化，就是希望使校园环境能够成为学生的课程资源，而不是简单的摆设，不是单纯的让你去赏心悦目。五是学生生活主体化，它跟前面不是并列关系，是统领前面的，所有文化建设必须站在学生立场，而不是大人做给孩子看的。

第五要有中国方式。一是明确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学校中人，不是教育行政领导。我们承认行政的推动至关重要，但是另一方面还需坚持教育家办学，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办学者和师生。我们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跟学校领导、教师反复调研、沟通，最后形成一套文化方案，最后被局长一句话就否定了。所以我们必须落实现代治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提升现代学校治理能力，治理的主体是自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以说行政为用，行政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不是体。二是要议定标准，走向规范。这是对行业说的，要有自己的行业标准，它虽然不一定有太大约束力，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既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校文化设计行业，行业的规范就显得非常重要。三是校企互信，合作共赢。专业的事必须有专业的人去做，学校进行文化建设离不开设计行业，设计行业也必须敬畏教育、尊重学校。有一些教育大咖、教育学者对设计行业百般挑剔、主观臆断，用一种机械的、滞后的眼光看学校看设计，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合作共赢是未来学校发展的重要方向。

谢谢大家！

（此文根据4月20日在中国教育设计联盟主办的厦门“第二届全国学校文化创新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的文字。感谢厦门行之教育集团小伙伴们的辛勤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