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始，中国又出现了一股势头不小的“国学热”，国学培训班、国学讲堂随处可见，国学大师频频露面，讲《论语》，谈孔孟，道《易经》，说《中庸》……“国学”一度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人们在分不清何为国学、何为经典、何为传统、何为民俗的情况下，不问究竟，一哄而上。于是，校园墙壁上出现了《二十四孝图》、《声律启蒙》之类工具书被列入“国学经典”，《三字经》、《弟子规》也让小学生诵读，《孙子兵法》之类的专业书也推荐给中小学生……

不同人眼中的“国学”包含不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是对“国学”的根本态度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国学的定义和内容的理解不同。针对社会上“国学热”，粗略可以分为为以下三类：

认为国学乃立国之本，民族之魂，是国家命脉之所在，元气之所存。他们认为国学的兴衰关系着中华学术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或以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来涵盖国学，或以经学为本位，视孔孟之道为国学的骨干和精华。

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门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历史上的一切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说到弘扬派，近代当属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清末国粹派，他们提倡国学有两个特点：革命和非孔。当时，国粹派多是反清革命组织成员，他们讲求国学固然有复兴古学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服务于反清革命，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国学”与“君学”的对立。

所谓“国学与君学不两立者也，此盛则彼衰”，他们希望通过倡导国学，以激发人们对满清专制统治的仇恨。此外国粹派对于长期统治中国的正统思想也进行了批判，他们把汉代以来的儒学尽斥为“功令利禄之学”，是君学而非国学。章太炎在其《诸子学略说》一文中，更是大量引用诸子书中垢骂孔子的话，对孔学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国学弘扬派对孔孟儒学极为推崇，将其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并加以提倡。清末民初之际，正值新文化运动，他们对新文化运动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指责“反孔”必导致“国学沦胥”。他们认为对西学的输入，正是致使国学衰微的根源，所以对新文化运动横加指责，认为白话文流行，“甚嚣尘上，遮国学不见已耳”。

所以，斥西学而尊孔道是民国初年弘扬派就已有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弘扬派对西学攻击的重点也是有所变化的。为了扭转所谓西学横行的局面，弘扬派主张整顿学校、严肃学风，以重振国学。他们要求对学校进行改制，比如恢复旧时书院，按经史子集分科，研习古代经义，他们指责废科举、设学校、废止读经，已经造成了国故沦丧的严重后果。

1919年，在《国故》与《新潮》辩驳之时，胡适曾在《新潮》发表了一篇《论国故学》的文章，文章中初步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成立了国学门，由蔡元培任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委员则先后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蒋梦麟、周树人、周作人等，并由委员会发行国学季刊，由此初步形成了“整理派”阵营。

整理派提倡国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他们认为“国学”实质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门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

二、阐明了提倡国学的目的所在。当整理派的做法在客观上助长了国学热，并引来一些批评后，胡适公开声明提倡国学研究是为了“打鬼”。他认为，古代文化传统中尚有许多能够吃人的“老鬼”，他束缚着人们的心灵，阻碍了新知识与新思想的传入。而胡适要做的则是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繁荣，所以，我们今天说整理派提倡国学是就其客观效果而言，而在当时，他们的主观愿望则是批判和整理国学。

三、认为研究国学首先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不可迷信古人。正是由于有了新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才使得整理派有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如发起了震动学术界的古史辩运动。

如前所述，“国学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内容，人们提倡或反对的只是自己所理解的国学。弘扬派强调一个“国”字，把国学定义为以经史子集为骨干的固有学术，甚至将其更为狭义的理解为“孔学”。而整理派对国学的重新界定，则恰是要突破“国”字的束缚，其实质是要把科学与民主引入学术研究之中，以改造理性传统的学术。

弘扬派把国学描绘成至善至美、超越时空之物，西学只能证明国学的伟大或略补国学之不足。而国学的批评者们则认为新文化建设重在创造而非因袭，他们也懂得民族文化有着自身的传统与渊源，但他们更看重的还是现实的需要。他们主张学问无国界，希望人们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科学文化和新知识的学习上。虽然他们批评国学，反对复古，但并不排斥对民族文化进行科学的研究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