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家的

学术精神片论

文丨罗检秋

清代汉学汇集众流，为传统学术的高峰，至晚清虽受经世思潮和西学浸染，仍不失生机。清代汉学家勤于著述，许多精深的经、史、诸子学论著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至今都是不能忽视的学术资源，但其政治地位历经坎坷。清前期，朝廷标榜以理学治国，逐渐兴起的汉学只是民间学术。其开创者或如顾炎武自居遗民，或者如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等人以布衣终老，甚至如臧琳等人死而无闻。这与当时理学名臣继起，甚至死后从祀孔庙的荣耀形同天壤。乾隆年间，朝廷崇尚经学，汉学地位迅速提升，出现了毕沅、王引之、阮元等汉学官员。但绝大多数汉学家并无一官半职，如惠栋、江声、余萧客、沈彤、江永、汪中、焦循、臧庸等人久困场屋，甘居林下。许多家境贫寒者，晚年只能以游幕、授徒为生，甚至贫病交加，赍志而终。晚清以降，理学经世派迅速崛起，汉学仍有余晖，而政治地位再度边缘化。

显然，清代汉学的繁荣，根本上不在于政治地位。汉学的魅力和成就是与学者的治学精神分不开的。嘉道校勘学家顾广圻曾区分汉学、宋学和俗学：“予尝反复寻求，阅历数十年而后得，请以三言蔽之曰：汉学者，正心诚意而读书者是也；宋学者，正心诚意而往往不读书者是也；俗学者，不正心诚意而尚读书者是也。”他所分未必恰当，却提示了汉学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传统。

乾嘉汉学家如钱大昕、汪中、阮元、凌廷堪等人的文集、书札均楬櫫“实事求是”旗帜。道咸以降，学术潮流因时而变，“实事求是”仍然是汉学家的基本理念。比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凡例》表明：“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端木国瑚也说：“注经只求其是，以心安理足为要。”清代汉学家将“实事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后世阐发其旨的论著不胜枚举，无须赘述。但如果对汉学精神的了解仅囿于此，则不能完全领悟其“尊德性”“道问学”并重的丰富蕴含。清代汉学家在皓首穷经的岁月中，还形成了一些独具魅力的学术精神。它们与“实事求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本文略述要旨。

顾炎武

置重学术 淡泊利禄

相对于佛、道二教，儒家具有鲜明的入世倾向。在专制主义的钳制下，科举成就与儒学修养不能完全等同。士大夫的人格多被仕途扭曲、异化，许多人不讲修身立品，学问也只是谋取利禄之资。不少人迷恋仕途，期望以此光宗耀祖。但儒学的精神传统并没有完全断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董仲舒则云：“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还以此描述孔门弟子之行。这类理念在清代仍然薪火不绝，影响深远。

清廷入主中原后，由于其执行歧视汉人的政策，广大士人在精神上没有完全臣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长期留在清初士民的记忆中，接踵而至的文字狱更是让读书人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江南士人对政治的恐惧增强了远离官场的取向。与此同时，清代汉学在兴起之初，一直是有别于庙堂理学的民间学术，其“治平天下”的文化功能隐而不显，故不为统治者青睐，也不能像理学那样迅速官学化。这使得许多汉学家远离权利中心，淡化了经世致用，而却在较大程度上传承了儒学重义轻利的精神传统。

清代汉学家虽然有人在“尊德性”方面仍有欠缺，甚至不无利禄之心，但绝大多数人“明其道不计其功”，一生守望学术净土。清中期沈彤、余萧客、臧琳等人潜心学术、布衣终生，却是建立汉学的基石。一些人游移于仕、学之间，而价值重心仍在学问。钱大昕早年入仕，曾得乾隆帝赏赐，“将大用，而先生淡于荣利，以识分知足为怀。慕邴曼容之为人，谓官至四品可休。奉讳归里后，即引疾不出”。他40岁以后专注于著述、讲学，时人为之惋惜。而他认为，做官不如著述，唐代陇西、赵郡位居宰相者数十人，“然而太白、义山未登膴仕，至今妇孺皆能诵其姓字，视身都将相而无所表见者，所得孰多？故知名位之有尽，不若文章之无穷，昔人所以揅精覃思，兀兀穷年而不悔也”。这是钱大昕的人生感悟，也践履于行动之中。历代许多人入仕之后，荒废学业，专攻心术，甚至连官场文书都委之吏属，败坏了仕风。故钱大昕强调士大夫的学术素养，并以史为鉴：“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亡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佑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他认为，处理好仕、学关系不仅影响个人成就，而且关系国家安危。钱氏成为一代儒宗，学传久远，与其淡薄利禄、置重学术的志向无疑密切相关。

钱大昕

一些汉学家像钱大昕一样，明智地抉择于仕、学之间。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令各地督抚保荐经学人才。惠栋被两江总督荐举，因故未能赴京。又有朝官荐举戴震之师江永，而江氏“自顾颓然就老，谓无复可用。又昔至京师，所与游皆无在者，愈益感怆，乃辞谢”。他致函戴震表示“驰逐名场，非素心”，“卒不能强起”。金榜高中状元，授职后即告归，沉潜于《三礼》之学，晚年卧病而著述不辍，终为礼学名家。

王念孙久值谏垣，任御史已满四年后，例当出任知府。为了潜心学术，他请辞更利仕途的外任，仍供京职，后来长期屈居六品。任大椿与王念孙志趣相同，而机遇不济。他少以文章名，自少至壮，起居食息、舟车道路无一时不究心典籍，精研考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成二甲第一名进士。按例当改庶吉士，却被授礼部仪制司主事。该司工作繁重，无暇学问。他求座师朱筠设法移司闲曹，以便竭半日一夜之力读书，于是十年守官，仍可大半读书。朱筠说：“古人仕学不偏废，且知命者固不求热，亦岂有意求清冷耶？”大椿唯唯以退。每日自官署归，辄闭门读书，如诸生时，不以仕废学。类似学者还有凌廷堪，成进士后，例选知县，而心向学术的他自请改为教职，曰：“必如此，吾乃可养母治经。”遂选宁国府学教授，“孝悌安贫，谨身节用，毕力著述”，著《礼经释例》等书。受钱大昕学术熏陶的钱坫也在成进士后，请求由知县改为江宁府学教授，以便从事撰述。

有的学者疏离仕途也体现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汪中早年曾赴科考，30岁以后绝意仕途。被谢墉选为拔贡后，却不赴朝考。汪中的才学深得朱筠、朱珪兄弟赏识。乾隆五十年(1785)，朱珪主江南乡试，放言必得汪中为选首。但他未应试，曾致书孙星衍表明心迹：“科名，身外之一物，以之荣亲则为实际。某每闻人致语云：‘一举登科日’，泊然无所动心也。继云：‘双亲未老时’，则闻而瞿然。”又云：“入世既深，必思所以自立。学术观其会通，行业归于平实，是所望也。”一天，汪中过访焦循居所，感叹“湖光山色都娱目”，请焦循作对为楹帖，焦循遂联以“和璧隋珠勿动心”。这副联语其实表明二人心向学术、不图利禄的精神默契。汪、焦“行业归于平实”，既考虑了自身特长，又是向往自由精神。他们学思深厚，却不能逢迎官场习气，即使勉强入仕，未必能坦途如意。清代成进士者数以万计，而像汪、焦那样的学术巨匠则寥寥可数。

王念孙

一些学者比汪中、焦循的科举顺利，仕宦生涯也有声有色，但有的学者型官员人在仕途，而心系学术。洪亮吉致信孙星衍：“至吾辈艰窘之况，亦须稍受之，况既以出门，自当委运，日读书数卷无苦也。惟上则萦心堂上，次则系念故人，尚劳劳耳！”洪、孙二人入仕而不废学，一有机会便投身于学术事业，潜心学问。他们晚年专注学术后，成就卓著。在清代汉学家中，这类情形并不少见。

清代汉学家淡泊名利的精神追求曾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章太炎针对清末士风云：“曩者凌曙卖香，汪绂陶瓦，戴震裨贩，汪中傭书，张惠言饿不能具饼饵，及其学术有造，往往陵厉前哲，修名烂然。自今以往，上品将无寒门，斯风则堕地矣！”梁启超也赞扬清代“学者的人格”：“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清末民初，章、梁已不能“为学问而学问”，却崇尚汉学家的精神风骨，多少带有文化托命的忧思。他们针砭世风，也为后人了解、阐释汉学精神提供了线索。

刻苦治学 锲而不舍

中国学术代有演进，各显优长。汉赋、唐诗流芳百世，宋、明理学高明深邃。但就治学之勤奋而言，则清代汉学家可谓首屈一指。清代汉学名家辈出，著述累累，却并非天才济济。其中不少学者天资平常，少无才华。比如，阎若璩“幼口吃，性颇钝，读书千百过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读书，寒甚，漏四下，坚坐沉思，心忽开，自是颖悟绝人”。“生平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正是穷究疑义的韧性，使阎若璩的辨伪研究成绩斐然，成为汉学兴起的重要环节。章学诚自述“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廿八岁矣”。章氏以勤补拙，坚持不懈，终成史学名家。

清代汉学家多无名位，常年以著书、授徒、游幕为生。著述虽勤，而刊印不易，有幸得到卢文弨、毕沅、阮元等官员助刊者为数有限，故他们生前刊行著述者并不多见。即使付梓，也几乎无利可图。惠氏弟子江声享誉学界，在嘉庆初年被举为孝廉方正，赐六品顶戴，但生活贫寒。孙星衍曾寄银数十两接济，江声谢云：“接奉手函及《明堂考》，且奉厚惠十金，窃念阁下爱我，谢非笔所能馨也。计阁下贶我，于今四次矣。去年曾致书阁下勿复见赐，不至伤惠，俾声亦不至伤廉……心实歉仄，感愧交并也……自计昔为刻书受钱颇多，方患实不副名，前此既不可追，后此宜深自厉，见利辄取，毋乃累乎？”江声清贫的著述生涯于此可见。

考经证史耗费心力，出版又不易，许多汉学家一生贫病交加，默默无闻。比如，张星鉴师从陈奂，屡应秋闱不中，以诸生终。他以游幕为生，历经皖、鄂、豫等省，与咸同年间校书者多有交往，所撰《国朝经学名儒记》一卷，得河南学政之助刊行，其余则难以面世。同治年间，张星鉴曾去金陵书局拜访戴望、刘恭冕，于治学的艰辛颇有同感。自记云：“时局中刻诸史，任校雠之役者如德清戴君子高、宝应刘君叔甫，各以文章、学术雄视一时。子高好读毗陵庄侍郎、刘礼部书，为先汉今文家学。叔甫系端临先生从孙，考证经、史，能不坠其家法。与之言论，慨异学之鼓簧，叹经生之不遇。”张星鉴“晚年学益邃，境益困……未尝一日稍得志”。光绪三年，“倦游返吴，老而贫，贫而病，里居困瘁……有子先卒，身后萧然，家徒壁立。亲友为营丧葬事既毕，其戚朱砚生给谏……搜访遗文，将以付梓，得《仰萧楼手稿》二卷”。乾嘉汉学一度得到官方扶持，但对朝廷来说，经学的价值始终体现在工具层面。故有清一代，“叹经生之不遇者”绝非少数。刘恭冕学有渊源，逝世前得中举人，而一生境遇并不比戴望、张星鉴优裕多少，而续完的《论语正义》成为一代名著。这类刻苦治学的情形在清代中下层士人中屡见不鲜。

尽管如此，许多学者仍不计功利，数十年沉潜于学术，死而后已，兹举乾嘉汉学家数例：余萧客早年师从惠栋而能传其业，深疾凿空之谈。“幼有异禀，尤攻苦自励。家甚窭贫，而书卷不啻千计，皆奔走数十里，或扁舟，或柴车，闻一异书，必假抄写，或得观乃已，故其家率多善本……中岁得目疾，畏风日，构一室无窗户，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设巨案周其室，书册鳞比，诵习之寒暑弗间也”。他以布衣终老，有暇则读《十三经注疏》，并摘录注疏，欲求补缺。自乾隆二十四年秋始，依《十三经》经文编次，孜孜不倦，昼夜手录，至二十六年，左眼几近青盲。二十七年二月，目疾日甚，多方治疗，至四月仍未愈，以至头不得俯、不得回，行走不能活动，否则眩晕耳鸣，通晚不止。是年九月，终于成《古经解钩沉》30卷，而《叙录》《周易》《左传》均各分子卷，实为33卷。是书成稿后，余萧客告祀先圣及文昌之神，学友为诗以纪其事。

任大椿精于汉代礼制和名物制度，官“四库馆”及监台之余，精研《礼经》，著有《弁服释例》等书。他好辑录佚书，撰《小学钩沉》，辑小学书籍38种，于诸家异说多所考证。又撰《字林考逸》8卷，共辑一万五千余字，超过原书字数。辑佚之事，艰苦繁杂，以致他经常带病操劳。乾隆四十年，他正带病辑考《字林》，特来探望的章学诚记云：“散见蒐猎横博，楮墨纷挐，狼籍枕席间。君呻吟谓病不可堪，赖此消长日耳。”是书于乾隆四十七年完稿。

章学诚治学也是孜孜不倦，毅力坚强。晚年眼病目盲，仍著述不辍。自己不能写字，则口授儿子代写。针对汉魏以降士大夫好编文集、总集、别集之风，他强调“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23]他主张写专门之书而反对编文集，体现了汉学家的学术取向，即好作专门的经史考证，而疏于作文。清代一些著名汉学家，如吴县惠氏、高邮王氏、常州庄氏等都潜心撰写专门之书，留下的文集篇幅很少。然而，许多经学、子学专著不得不耗费作者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心血，其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是不言而喻的。

焦循中举后，发奋著书，成为《易》学、《孟子》学和天算学大家。自述从41岁以《十翼》及上、下两经“参互融合”，五年三易其稿，至45岁那年“三月十八日昏绝，至二十四日复甦。妻子啼泣，戚友唁问，一无所知，惟《杂卦传》一篇朖朖于心。既甦，默思此传实为赞《易》至精至要之处。二千年说《易》之人置之不论，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于此经，所以昏瞀之中，开牗其心，阴示厥意”。[24]从此，他不惮寒暑，不与应酬，不赴科考，专心《易》学。焦循著《孟子正义》则先令其子焦廷琥抄录专说《孟子》之书，加上杂见他书者，编成《孟子长编》30卷，然后以己意裁成损益，撰写《孟子正义》。廷琥记云：

戊寅(嘉庆二十三年——引注)十二月初七日，开笔撰《正义》，自恐懈弛，立簿逐日稽省，仍如前此注《易》……每夜三鼓后不寐，拥被寻思：某处当检某书，某处当考某书。天将明，少睡片刻，日上纸窗，府君起盥漱，即依夜来所寻思，一一检而考之……府君之心血，竟以著书耗矣……病中犹以未能录完为憾，语不孝曰：《孟子正义》无甚修改，惟所引书籍，仍宜逐一校对，恐传写有误耳。

章学诚

焦循家居18年，刻苦著书300卷，在完成《孟子正义》后不久，便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去世，仅58岁。焦循著书而死，而其子廷琥发扬家学，沉溺于学术，加之体弱多病，父卒半年后也因病早逝。

道咸以降，社会动荡，治学环境每况愈下，而许多学者治学不懈。绩溪胡氏以学术成就享誉晚清，而勤奋治学也是胡氏家风。史载胡秉虔，“好学之心孜孜不倦。咸丰辛未之岁，已成进士十二年。先生从侄竹村先生计谐来都，与先生同寓。每夜读书必尽烛二条，或日间酬应纷纭，而夜课不减。勤学不辍，无异寒素，宜其所成之深也”。其侄胡培翬(竹村)的《仪礼正义》为传世之作，而撰写过程更加艰苦。他致信陈奂云：“弟自秋间背生一疽，卧床数月，近日始能起坐，然尚未复元。《仪礼疏》稿写出仅止一半，今岁在舍，耽延日多，俗务纷集，又复遭此灾厄，精神顿减，成书未知何日，焦甚。”然而，胡培翬仍以顽强的毅力撰成了此书。

黄式三自少癖嗜读书，一生治学不辍，生前仅有《论语后案》刊行。他对汉学家的“求是”理念不敢自信，但坚持“天假我一日，即读一日之书，而求其是”。这种好学精神滋润后代，其子黄以周阐发家学，精研《三礼》，“详考礼制书，昼夜研索，多正旧说之误，释后人之疑”，著《礼书通故》百卷，列为五十目。黄氏成为晚清学术名家，而刻苦治学也传为家风。

戴望出身儒门，幼年孤苦，寡母节衣缩食，助之向学。他曾从陈奂、宋翔凤问学。学未大成，却遇上太平天国战争，只得奉寡母避居苏州城南之东林山。清军收复江宁后，戴望受聘入金陵书局校书，闲时研究经、子，学识益进，撰成《戴氏论语注》20卷，辑《习斋颜氏学记》10卷，撰《管子校正》24卷。“又为《古文尚书述》，属稿未半而病以亟矣！盖君自至江宁数病，病稍间，即改所著书，复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可为以卒”，年仅37岁。这类事例在清代汉学群体中不胜列举。

清代汉学家沉潜于研经考史，表现出顽强的学术韧性。王国维谓治学的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清代汉学群体中，许多人岂止是憔悴而已，以学术为生命者可谓不乏其人。正是这种刻苦治学、锲而不舍的精神铸就了实证学风，延续了清代汉学的辉煌。

平等立言 和而不同

清代汉学家的门户观念不如宋、明理学家深重。乾隆年间，惠栋等人倡导汉学之时，注重独立门户，凸显壁垒。但嘉庆以降，调和、兼采汉宋的局面逐渐形成，门户观念趋于淡化。尽管汉学家之间也有师承或意气之争(后者如段玉裁与顾广圻论校书)，但大抵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表现出和而不同、平等立言的态度，学术上没有不可冒犯的偶像。郑玄、许慎是汉学宗师，自然也是学术典范，但如何认识二人的学术风范？焦循认为：“许氏作《说文解字》，博采众家，兼收异说。郑氏……注《三礼》，列郑大夫、杜子春之说于前，而以‘元谓’按之于后。《易》辨爻辰，《书》采地说，未尝据一说也。且许氏撰《五经异义》，郑氏驳之。语云：‘君子和而不同。’两君有之。”“和而不同”是焦循对许、郑学术精神的总结，实则反映乾嘉汉学家的治学态度。清代汉学群体中，学术上争鸣立异、推陈出新是普遍情形。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以学问精博、蔚为宗师而载诸史册，而他们的一些见解在当时即遭受质疑。

与此同时，汉学家进行学术争鸣的态度多如钱大昕所云：“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讨论古学尚且如此，与当朝人切磋更需谦谨。钱氏面对他人的学术质疑，总是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其大量书札留下了这类记录。比如，卢文弨推崇钱大昕“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但对于钱撰《熊方后汉书年表序》反对更改熊书的主张，卢氏持有异议。在反复考核之后，他指出熊书的数条失误，还指出钱著《续汉志》中的几处讹误。钱大昕复信云：“来教谓《续汉志》述二十四气中星，大寒旦中，当是‘心半’，非‘心二半’。仆初校时，但据闽本添‘二’字，初未布算，兹以《四分述》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来粗心之误，受教良非浅矣。惟是尊教云中与节相距之度，不过十四、十五之间，则恐未为定率。”这类平实讨论在汉学家之间实在是习以为常。

“四库馆”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也象征着汉学跻身于清学正统。馆中聚集了不少一流学者，但他们并非不可置疑的学术权威。戴震作为学术大家享誉士林，而从嘉道年间开始，戴震的《水经注》案争论就已开始，其后持续百多年。王念孙早年师从戴震，却像汪中一样否定戴震“光被四表”的解释，这一见解后来收入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钱大昕与戴震书札往返，力辨西人历算学之非，指出戴震之师江永“乃创为本无消长之说，极诋杨(光辅)、郭(守敬)，以傅会西人”。与此同时，王念孙对钱大昕的经史考据也多有辩驳，如《史记杂志序》《书钱氏答问说地字音后》等篇。

扬州学者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李惇(成裕)等人为至交好友，而学术观点多有出入。汪中致信刘台拱云：“中在府城中，尝与成裕相知，处四五日，其心折于足下者甚至。至于学术同异，则诚不可以口舌争也。”他们的学术异同不只是考证见解，而且体现在儒学宗主。王念孙、刘台拱兼尊宋学，汪中、李惇则不遗余力地排斥宋学，而汪、李对于刘台拱兼尊宋学也颇有微词。汪中曾致书台拱：“李君相见时，每以足下笃信宋人之说为恨。君子之学如蜕然，幡然迁之，未审比来进德修业，亦尝发寤于心否？示知为望。”但刘台拱并未改变自己的学术特色。汪中、李惇还曾为考辨明堂制度反复辩论，求同存异。这些学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不相依附是汉学家的学术理念之一，不仅见之于同乡好友间，也流露于师徒之际。

焦循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也有典型意义，他说：“余生质极钝，然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余交游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无论经、史、子、集……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历二三十年，盈二尺许矣！”[40]在设馆授徒之余，他呕心沥血，于28岁撰成《群经宫室图》50篇，仓促付梓后，疏漏自不能免。江声读后，写信反复辩难。焦循将江声手札保存下来，赞赏江氏“德性之醇穆”，并感慨：

呜呼！人有撰述以示于人，能移书规之，必此书首尾皆阅之矣。于人之书而首尾阅之，是亲我重我，因而规我。其规之当，则依而改之；其规之不当，则与之辨明。亦因其亲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诚，非恶夫人之规己而务胜之也。

焦循阐明了学者对待学术批评的应有态度，“规之当，则依而改之”，否则开诚布公地辨明。这是博大胸怀和学术自信的体现。

刘恭冕、戴望是《论语》学朋友，而学术路向大相径庭。戴望对刘氏兼采汉、宋不以为然，曾致书张星鉴云：“叔俛兄经学虽有所得，唯惜其汉、宋杂糅，与苏、常诸老派别实异，求如洵美、泳之之谨守家法，自二三君子外，不可多得也。”刘恭冕则不完全认同戴望的今文经学，曾致信刘寿曾云：“冕于《春秋》欲昌明左氏，辨汉人左氏不传《春秋》之诬(拟为文十篇)，现撰文四篇，俟后钞出求教(一辨卫蒯瞶、辄父子争国事，一辨王壬秋《庄子》中有公羊说之误，一论何劭公用纬说《公羊春秋》之误，一论公羊家微言之辨)。”尽管如此，刘恭冕的《何休注训论语述》除了多引刘逢禄、宋翔凤的见解外，也直接引用戴望的《论语注》，且关心其遗著出版。

结 语

上述学术精神与“实事求是”理念相辅相成，还有待于今人认识和阐发。其实，清代汉学家的治学精神远不止此。此外如谨慎立言的学风，被称为“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正如阮元所云：“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清代汉学家不好立宗旨，淡化道统，似乎做着“无用之学”，但不仅取得了辉煌的考证成就，而且在庙堂理学之外诠释儒学本原，自建了学统。尽管清代汉学不无烦琐之弊，思想建构较两宋儒学逊色，却是医治空疏学风之良药。这些都是前代儒家未能达到的境界，对于清代学术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进而言之，矻矻考据的清代汉学家并没有局限于“保身”“谋生”，后世也不应以此来认识其精神境界。他们淡化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少谈心性之学和纲常道德，却仍然有其德性追求。汉学家在治学生涯中展现的学术精神，正是其德性修身的重要体现。学者们沉潜踏实的学术风尚，较之束书不观、奔走利禄的士风，其高下之分不言而喻，其中德性蕴含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