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读经，二是读史；读经的基本功夫是校勘、训诂、释义，读史的基本功夫是列表、画图、考经订。所谓“考订”，即“史料价值之估定也”，属于史学的一个分支。

经学在国学中的中心地位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的，自从西汉官方确立了经学为官方教学的主要内容之后，后世两千多年封建王朝中学问在就没什么突破性的发展了，不过是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意识形态重新解读经典罢了。一是因为官学、二是因为圣人形象的塑造，三是因为士大夫阶层的极力护卫，经学便形成了“文化权威主义”，他们对于“意见不合于己”的人进行道义上的批评。

封建统治者通过抬高经典作者的地位来巩固经典在文化中的地位，通过“圣人言”来阐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蓝图。于是有了“三纲五常”，于是有了“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于是有了“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有了“为尊者讳，为亲者隐”。孔子是官方确定的形象代言人，考据派的学者是要砸烂这一切，梁启超说：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

本身“引经据典”的传统读经的必由之途，奈何学风不正，一则索引之经典查无所据，二则出处不明的典故又被引以为证。于是便有了繁琐的考订工作，什么说法？在何时？何人提出？最早载于何书中？可有其他佐证？采用旁征博引的方法，先找出相关材料，再通过对材料的整理和分析得出结论。这不同于正统的治学方法，正统主义者先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子不语”？违反者便是离经叛道。而考据学最忌讳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评价是苍白无力的。

考据学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保持怀疑的态度，人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不能盲目的相信史料，在早期的考辩中，辨析出来有真书中夹着伪篇，真篇中夹着伪事，更有甚者从书名、到作者、以及成书年代全套的造伪，他们的目的无非是维护所谓的“正统”。麻烦的地方在于考证不比司法举证，要么判罪定刑，要么无罪释放，这是非黑即白的两个极端。考据大多数是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真伪的，即使利用现有材料判断是否正误，也有可能在将来的考古发现中推翻当下的论断，所以无论是多么合情合理，多么言辞凿凿的观点，总共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近古必存真”，这是适用于考据方法的原则，距离事件越早的记录，可信度越高；第一首的材料要比他人转述的内容可信度更高。这只是一个基本原则，并不是通用的定理。既要遵循原则，又不能被原则限制，使得后人认知不断的逼近历史真相才是考据的根本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考据学不可能推翻历史，也不可能推翻传统文化，只不过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有了更加确凿的依据，使得杜撰伪造出来的说辞原形毕露罢了。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不可轻信他人言”，以往的学识不自觉的便会形成一些固有的观点，在没有亲自考证之前，这便是道听途说的他人之言。如果未能详尽考证而得出结论，无非是人云亦云罢了。如果在考据之间做不到放空自己，可以试着怀疑一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人的说法不足以成为支撑观点的依据。一种说法要经过人、事、物、理等多方面的论证，才能评论其是非真伪。

国学基本功：什么是校雠学？

国学基本功：什么是训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