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1889～1958年)，当代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安徽合肥人。刘文典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1916年，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 “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等国外学术论著。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1938年刘文典先生离开北平，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担任文史系教授。一直到新中国建立。

俨如“魏晋人物”

有学生描写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他消瘦的脸孔上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声音尖锐又无力。”

刘氏性格滑稽，善谈笑，尝自称叫“狸豆鸟”；此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时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空袭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赢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户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大师治学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复，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浊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但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了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可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的“国学大师”吴宓先生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常常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

文人气节

1928年，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刘却不很欢迎，冷冷地掷出一句：“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专令刘前去当面向他汇报，而刘对蒋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成、责令”“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刘文典见之前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既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因胸有怒气，刘文典去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走进蒋的办公室。蒋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就问：“你是刘文典么?”刘则针锋相对，不仅不叫他“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叫的。”蒋指责刘没有治理好学校，刘顶撞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这更激怒了，拍桌怒吼起来，骂道：“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

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蒋最后以“治校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另外，蔡元培、教育部长蒋梦麟、胡适等人分别致电，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也有说是陈立夫亦从中进行了斡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最后放了人，但附前提――刘文典“即日离皖”。

离开安大后，刘文典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为其写了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不畏嫉恶如仇的气节。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1937年，平津相继沦陷，他不但断然拒绝了日寇通过周作人等请他出任伪职。还支持在辅仁大学读书的爱子，积极参加北平爱国青年为督促政府抗日而发起的卧轨请愿，他本人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一位学生回忆：有一次上国文课时，他精神萎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点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的住宅两次遭日军搜查。他在躺椅上昂首吸烟，横眉冷对，毫无惧色。精通英、日、法、意语的刘文典从此就“以发夷语为耻”，终生不讲一句日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1938年逃出日伪统治的北平，辗转两月流亡到西南联大的刘文典，已是满脸灰尘，头发有些灰白，身穿破旧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沾满汗渍，肩上挎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他用哽咽之声向西南联大校长报到。上课时他对学生风趣地说：“我的书籍都丢了，资料也没有了，只好把脑子里的东西都给你们了。”因日机轰炸，他被安排住在市郊官渡西庄，离校较远，但他从未缺课，他说：“我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胡的安排：“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晚年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一直受到尊重。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于是他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1958年7月刘文典因脑出血病逝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