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现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学的春天真的来临了。忧的是，套用文艺界的一句话来说：“贵圈真乱”。

近观众象，渐欲迷人眼。

先看传播主体。鱼龙混杂。其中确有真正的学者在潜心研究并传播国学，然而整体看，“多乎哉，不多也”。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断层，国学大师早已难觅仙踪。现在一些传播国学的达人，大多学中文出身，颇有些不约而同的韵味。其中鲜有学哲学、历史学背景的学者身影，也是一大怪事。不过，对此也许并不难理解。大概学中文出身的人会讲“故事”，绘声绘色的那种，并且深谙传媒之道。至于学哲学出身的，大多“玄之又玄，众玄之门”，不受待见。学历史出身的，又信奉“文人不能修史”的成见，坚守信史，“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还有一些半路出家的林间“高人”，著名的莫过于“终南隐士”，自号道长，道袍飘飘，仙风道骨，人称“大师”。更多的则是一夜间不知从那个地面上冒出来的众多大家，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都是，他们自办书院学堂，招些蒙童，聚徒讲学，学起孔夫子创办私塾的模样。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也混迹其中，玩些国学概念，以显深沉。

人多，热气大，劲头足，好办事。多元主体的力量，辐辏在一起，形成了国学传播的合力，尤其是一些闻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不过，一些传播主体的专业性着实令人生疑。诸如把“小人”说成“小孩儿”；把“无为”说成“明明知道没有结果而仍为之”；把“礼之用，知为贵”说成是孔子名言；把“食色，性也”说成是孟子说的……如此等等，笑料频出。

再看传播内容。内容普及，成就斐然。但是，不少内容，剑走偏锋。一些学理，似是而非。比如把“天人合一”诠释为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以此来突显中国传统文化的过人之处。这是个普遍的误区。不少专家也持此说，以讹传讹。不过，这个哲学命题过于高深，深究学理，近于苛求。好在传播出去也没有什么害处。有些内容，良莠不分。比如，见过不少地方的墙上和宣传栏上，一本正经地画着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听说河南新乡还有一个“二十四孝馆”。传播传统孝道，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可曾仔细研究过“二十四孝图”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呢？比如，其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叫做“郭巨埋儿奉母”。说的是有一个孝子叫郭巨，家境并不宽裕，其母亲溺爱孙子，经常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孙子吃，自己却舍不得吃。郭巨见后很是惶恐，认为这样对母亲健康不利，有妨天寿。于是他偷偷地与妻子商议，决定把儿子埋掉，以省出口粮，事奉母亲。妻子也含悲同意了。正当郭巨在庭园中挖坑准备埋儿的时候，不料挖出了一坛金子，上书是天赐礼物，供其专享。于是，郭巨一家从此过上了富裕和美的生活。这故事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它不但背离人性，更有违法律。“二十四孝”中还有一些类似的内容，以谎诞不经的故事来阐述愚孝精神，这可是现实社会需要的么？此外，还有一些“大师”，则大讲“风水”、“算命”、道教“法术”，以此教导人们如何消灾免难，升官发财。真是无奇不有。

再看传播形式。形式新颖，层出不穷。除了大众传播，对成人惯常的方式是“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至于故事的出处真假，无关宏旨，可以不管不顾。既然大家喜欢，那就不妨多讲点故事，越猎奇越好玩，皆大欢喜，何乐不为。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国学，确有可取之处。因为大众喜欢以听故事的方式接受学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有些高手把故事讲到了离奇的程度。曾经在一个干部培训班上，巧遇一个大师，自吹北京军区有个司令，患了喉癌，后来听了他的建议，把他家院子中间一棵大树吹了，喉癌不治自愈，活了96岁；有一次那英请他解签，他说：“你有外遇”！那英当场跪了下来，拜他为师云云……这位“大师”在干训班上大讲其用《周易》算命、看风水，如何灵验，如何神奇，下课后干部们列队求他算命……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对于稚子，民办的“国学堂”、“书院”之类，早已遍地开花。稚子们穿上汉服，行跪拜礼，习书法，练武术，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等。对此，应予鼓励。但是“过犹不及”，有些家长走上极端，让孩子放弃正规学校的学业教育，专习所谓“国学”，误人不浅。

总之，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原不值得大惊少怪。只是国学热中，需要有冷思考。时代呼唤着真正的国学传播大家。但是目前研究国学的学者现状则是：有史料的，未必有归纳；有归纳的，未必有逻辑；有逻辑的，未必有见解；有见解的，未必有口才；有口才的，未必有哲理；有哲理的，未必有文釆……此事古难全。若能把史料、归纳、逻辑、口才、见解、哲理、文釆融为一熔，方是值得期待的大家风范。

写于2017.5.25下午

陆卫明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安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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