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增速高位运行，结构不断优化。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我国数字经济在2020年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

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经济”迅速崛起，我国的教育体系也再次面临新一轮挑战。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已接近1100万。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将教育数字化列为重点任务之一，这可视为是我国教育部门为应对数字时代到来所采取的一次具体行动。在这场行动中，作为与产业对接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在我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起步可追溯到早期的电化教学和计算机辅助教学，随后则经历了基于互联网的职业教育教学信息化和基于大数据的职业教育教学智能化两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教育部于2022年提出要推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打造职业教育数字化“1+5”体系。同年，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线。整体来看，过去的四十年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数字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亦亟需重新审视现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查缺补漏，以抢占数字红利释放阶段的高地。

在全球范围内，德国是将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作为近些年职教工作重点的国家之一，相继出台了若干政策以促进数字化改革的发展。对其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将简要介绍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背景，详细分析其学校层面的数字化改革方向和具体策略，并从教学层面进行中德比较，探寻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特点和所显现出的问题，并提出我国职教数字化改革的可能方向和具体策略。

一、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背景

“职业教育4.0”是德国提出并推进“工业4.0”战略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在“工业4.0”“经济4.0”以及“工作4.0”改革大环境下而提出的一种人才培养战略，同时也是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核心概念。

自2014年开始，德国政府相继出台了若干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战略性文件。且在这些文件都明确指出“职业教育4.0”的重要性，确立了这一领域转型的战略目标，并以项目的形式从实践层面去推进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其数字化转型既具备理论基础又具备实践经验。

当下，我国学者对德国“职业教育4.0”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从宏观战略政策的角度去分析其改革策略和改革框架。二是从课程、能力标准等较微观的层面去分析其数字化改革的举措。鲜有学者从学校的教学层面分析德国的实际做法和效果。而在这场数字化改革中，学校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而且起到了推进改革步伐和塑造未来数字化社会的主动作用(图1)。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德国职业学校层面的数字化改革作为分析的重点，并从比较的视角去窥探其改革特点和现状。

图1 职业教育数字化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二、德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七个方向和五个维度

在2016年举办的德国文化部长会议上，各州教育主管就如何进行学校内部的数字化改革展开讨论，最终从七个方向和五个维度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一)德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七个方向

德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七个方向分别是：教学过程数字化，提升学生的个人职业行动能力，培养学生的自管和自控能力，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思维和行为方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德语：berufliche Handlungsfähigkeit)，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数字媒体的能力，以及提高学生的数字保护和数字安全意识。按规定，各州和学校应以此为依据，制订相应的课程和教学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七个方向中，其中六个重点均与培养学生的“软”技能相关。在这场数字化改革中，德国将学生能力培养视为改革的核心内容。在数字化的工作环境下，简单和重复的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而劳动者个人职业行动能力，尤其是创新和社交能力才是他们在数字化环境下赖以生存的根本。同时，高速迭代的技术和逐渐缩短的创新周期使得工作内容的变化速度也逐步加快，每个栖身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不被技术所取代。因此，数字化社会的劳动者需要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并具有极强的自管和自控能力。此外，科技连接世界，工作过程国际化比例在数字化时代将逐步上升。培养学生跨文化协作的能力以及相应的语言能力也应成为改革的重点之一。同样，在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模式下，工作过程中团队合作的比例也将增加，且团队间的信息交换和协商等工作将会变得简单且更加频繁。而作为项目合作的基础，团队成员间需做到信息的准确传递，这也应是未来职业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内容。

同时，未来的劳动力需要懂得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这一工具。在数字化时代，网络媒体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例如，用户可以无限制地访问信息，也可以使用新的沟通渠道等，这是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方便之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风险，如当下的数据滥用和工作生活界限模糊。职业学校应让学生认识到数字化是把双刃剑，并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使用观。

(二)德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五个维度

在改革方向确定后，德国学者从五个维度提出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重点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而所有措施均以培养学生的数字化能力为目的。这五个维度分别为：教师培养，教学媒体审核和准入机制的构建，数字化教学基础设施，数字化教学管理系统的配备，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配套(图2)。在此处，将主要介绍前四个维度。

图2 德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五个维度

1.提升教师的数字能力

学生获得数字能力的场所是学校，而辅助学生获得这一能力的关键在教师。培养教师的数字能力是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必备条件之一。在2012年的德国文化部长会议上，德国学者就教师数字能力的涵盖范围进行探讨。近些年，也有学者尝试构建教师的数字能力模型，如巴伐利亚数字校园教师培训研究小组提出的能力模型，TPACK模型(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Model)，以及欧盟教师能力模型。在此，笔者将不对上述模型内容进行分析，而是重点分析德国在培养教师数字能力过程中的具体做法。

2021年，德国文化部长会议就如何提升教师数字能力这一议题出台了一个指导性文件，详述了教师教育在数字化时代应做出的改变。德国职教教师的培养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大学学习阶段，预备实习阶段和在职进修阶段。在此文件中就提出在三个阶段系统性地添加与数字化相关的课程；同时为教师数字化培养提供相关学术和技术支持，强化教师的数字保护和安全意识。此外，学校管理层的数字化能力也应纳入管理能力评价体系之中。

2.规范教学媒体/资源(Bildungsmedien)内容

教学媒体是指用于支撑和辅助教学的一切资源，其中包括为达到教学目的和构建教学环境而使用的“官方”教学资源(如教科书、教学软件、模拟软件等)，也包括其他任何可用于辅助教学的“非官方”资源(如图书馆资料、德国数字博物馆内馆藏资料等)。

随着信息化的时代的到来，教学资源的发布主体更为多元。教学资源的开放性将打破原来因时间和地域差异而导致的信息不均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现有的技术接触到各类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学资源的正确性和规范性至关重要。为此，德国于2021年在各联邦州启动了新的研究项目，即eduCheckDigital。此项目的根本目的就是制定教学资源的准入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开发用于规范教学资源的标准，同时制定相关的审核程序。目前，此项目处在初始起步阶段，可见信息并不详实。

3.数字化基础设施

学校层面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教育数字化进程的前提和保障。在这里，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为保证各数字终端正常运行的网络，也包括在职业学校内模拟工作环境的真实技术设备、系统和特定的行业软件。

目前，德国主要从十个方面去改善学校层面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这十个方面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数字化运行的软件和硬件配套，包括带宽扩容、学校内网和无线网搭建、工作学习和交流平台的开发、欧盟内教学资料无障碍上传和下载的云系统构建、移动终端设备的配套等；第二类为数字化运行的支持系统的开发，如数字化建设咨询和支持体系的建设、建设资金多样性保障等。

4.搭建电子政务和数字化学校管理体系

教育的数字化不应仅体现在教学层面，还应体现在学校管理上。在这个层面上，德国提出应将教育管理纳入现有的电子政务体系当中，其中具体的例子就是将学校的申请流程数字化。此外，德国还提出学校管理方式也需要数字化。这不仅使教学体系能够得到较好的实时监控，还能够简化学校间和各联邦州间的信息交换的流程。

三、中德两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现状比较

笔者曾以研究者的身份走进中德两国的中等职业学校(经管专业)，并就教学媒体的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基于德国现行数字化改革政策发现，中德两国职业学校课堂教学过程中数字化现代教学媒体使用频率的异同如下。

从硬件种类看，中德两国职业学校所配备的数字化媒体较为类似。德国学校常见的教学媒体包括电脑、平板电脑和投影仪。在我国，无论是传统教室还是实训室，电脑和投影仪都是必备设施。同时，在部分教师的课堂上，数字化移动终端手机也会被用来当作教学工具。从软件看，两国并无差别，主要使用的软件为相关学习软件、微软办公软件、办公模拟软件、网络和App。

如图3所示，从使用时长或频率看，传统教学媒体(如黑板、白板、课本、活页练习题、模型、胶片投影仪及计算器等)在德国职业学校仍较受欢迎。其平均使用时长(26.1分钟)多于其在中国职业学校的使用时长(16.8分钟)。相反，数字化教学媒体在中国职业学校的平均使用时长(13.4分钟)明显多于其在德国职业学校的平均使用时长(1.6分钟)。

图3 中德两国职业学校课堂教学过程中

进一步比较两国各类数字化媒体的使用时长可以发现，计算机的使用时长在中国职业学校较高(13.4分钟)，而在德国学校这一数值仅为2.5分钟。同时，图4显示，在两国学校平板电脑和手机的使用时长均较低。

图4 中德两国各类数字化媒体的使用情况

从数字化媒体使用方式看，呈现教学内容仍是中德两国使用数字化教学媒体的主要目的。如图5所示，在两国学校，办公软件的平均使用时长均高于其他软件的使用时长。通常情况下，教师使用这一软件的目的是向学生呈现相关教学内容，如教师使用教学课件进行教学。

图5 中德两国各类教学软件的使用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尽管德国学校数字化媒体使用频率较低，但德国教师普遍具有数字化教学的意识，且在教学过程中尝试多样化使用数字化媒体，以期培养学生的数字化能力。同时，多数教师表示，学校内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是阻碍其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数字化媒体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网速较慢、线网未能全面覆盖、学生家庭不能负担需要的平板电脑等。相反，在我国职业学校，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意识相对较弱，仅有个别年轻教师偶尔会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数字化能力，如通过网络获取行业最新信息。此外，中国职业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一流，数字化设备数量充足。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实训室的使用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参加技能大赛做准备。

四、德国职业学校数字化改革的特点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疫情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加快了整个社会数字化改革的步伐。同时，这也间接成为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助推器。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将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视为塑造数字化社会的重要保障。如上文所述，德国并不是仅将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视为劳动力市场数字化的结果，也将其视为塑造未来数字化社会的基石。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政策的制定并没有以迎合市场为目的，而是正视自己的使命，拓宽改革的边界。

二是将学生数字化能力培养放在改革任务首位。在德国提出的七个改革方向中，六个与培养学生“软”技能相关。可见，培养学生的数字化能力是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终极目标，这更符合数字化时代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是将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视为一次系统性的变革。以学生数字能力培养为中心，德国分别从教师培养、教学媒体、基础设施和教学管理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可见，数字化改革不是某一个维度的变化，而是教育各系统之间的协同配合。

四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很多具体层面的工作仍需跟进。如教师的数字化能力培养，在实际工作中，相关的培训资源并不多，且很少有高校对其培养方案进行改动，同时，学校管理层对学校层面的数字化改革略显被动。

五、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特点和关于未来改革的启示

我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工作已提上日程，且在近些年数字化大环境下得以快速发展。未来，我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下。

(一)政策驱动有力，但不系统

我国出台了系列职业教育数字化相关的政策，2015年教育部印发《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2017年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2020年发布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随后，数字化改革工作在教育领域大规模推进。2021年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职业教育应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就如何发展职业教育的数字化体系，我国提出了“1+5”体系，即职业教育决策大脑系统和决策支持中心、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心、虚拟仿真实习实训中心、职业学校治理能力提升中心。

分析上述文件内容可以发现，我国在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过程中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在完善硬件设施配套上。然而，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该是一个系统工程，硬件的配套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特点之一是政策驱动，但不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在推进职教数字化改革的过程中的系统化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接下来，亟需明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即数字化能力到底指什么。这一问题关乎数字化改革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需从职业教育体系的各相关环节推进数字化改革，如课程的数字化改革和教师的数字化能力培养等，实现各领域协同推进。

(二)窄化数字能力内涵

在职业学校人才培养中，技能的获得是显性的，且能通过一定的标准去评价。由此，各学校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以期通过此类比赛彰显本校的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会一再强调学生正确操作模拟器械或软件的能力，即“做对”的能力。如在调研会计专业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参赛前，教师会安排学生去实训室，进行赛前集训。而其集训内容之一是数纸钞。通过这一比赛项目，我们可以评判哪位学生做得快。但实际上，这与学生的数字化能力并不相关。

在德国，职校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强调学生的思考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启发式教学，小组协作完成讨论项目等方法的频率显著高于中国教师。这些能力外显性有限，但至关重要。在数字化社会，显性技能的可替代性逐渐增强，尤其是一些重复性、机械性的操作技能。因此，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拓宽对数字化能力的认识，将数字化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一并纳入职教数字化改革的人才培养目标之中。

(三)硬件配套相对完善，但教师能力略显不足

从学校硬件配套的角度来分析，我国职业学校的信息化程度明显高于德国职业学校，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我国的职教数字化政策。具体来说，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这些年，大量资金被用于建设数字化校园，其中就包括职业学校的现代化实训室。在我国大多数地处一二线城市的职业学校，其实训室或实训基地的数字化程度都相当高。与我国不同的是，德国学校所配备的数字化设施多为计算机、无线网络和平板电脑等基础性设备，而并非耗费巨大的模拟设备。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两国的职教培训体系不同。在我国，大部分学生需在校完成实训，这就要求学校需配备一定数量的仿真模拟设备。而在德国的双元制体系下，大多数学生是在企业获得相应的实践学习经历。

然而，在此硬件优势下，我国职教教师的教学能力却不足以培养学生的数字化能力。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与德国教师相比，我国教师对学生数字化能力培养的意识相对较弱。对于培养什么和如何培养这两个问题，参与本次调研的教师并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且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其对数字化能力培养的认识仍较为模糊。例如，在教学过程中会使用各类数字化媒体，但并没有将这些数字化媒体的使用方式视为学习内容之一。然而，后者才是教学过程中数字化能力培养的体现之处。也有调研发现，我国职教教师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革新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职教数字化的发展。其中，教师对相关工具的应用能力、课件和视频的制作能力、数字化教学的设计能力等是亟需提升的几个方面。因此，在后续工作中，应加强职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相关培训，帮助他们认识到数字化变革的真正目的，并从微观教学层面加以提升。

总而言之，我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进程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但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问题亟需解决。首先，职业教育信息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不仅仅是学校内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升级，更需要教育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支持和配合，如法律体系的健全、教师数字化能力的提升、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整合和开发等。其次，在全球数字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需深刻认识职业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性，并加快数字化改革步伐。这将决定我国能否占领全球数字化市场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最后，需认清我国职教数字化发展优势，在未来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优势，努力弥补劣势，在培养数字化市场所需人才的同时，担起塑造未来数字化社会的重要任务。

来源：郭赫男,刘娜,王为民.初探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基于对德国“职业教育4.0”的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8):31-37.

作者简介：郭赫男，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通讯作者)刘娜，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在读，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王为民，博士，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