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这两个字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学位一个头衔，更不是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之辈能随意别在胸前的荣誉勋章。

作者 |小数君

来源 |数学竞赛的那些事儿（shuxuejingsai001）

2019年2月8日。

演员翟天临在某一直播平台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知网，随后在微博引起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翟天临作为拥有博士学历的人，并且已经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为博士后，说不知道知网这两个字是十分不符合逻辑的。

知网，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概念（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由世界银行于1998年提出，而中国知网，即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目前其学术期刊、专利、优秀博硕士等文献资源超过2亿篇。

作为一个国内博士，哪怕不屑于使用知网，但也至少应该知道它，若是连它都不知道，则说明缺乏做学术最基本的常识，就像画家不知道有画笔，数学老师不知道1+1=2，接着在网友的一顿深扒下，翟天临被爆出论文抄袭，写错导师名字，高考成绩不属实等等等。

博士这两个字到底代表了什么？

它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傻的那批人，他们抱着微不足道的学术梦想，以自己的一生追求为赌注，为的不过是把人类的知识库在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再向上推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分一寸，他们可能在知识的长河中连水花都溅不起半朵，但这群傻人就偏偏抱着血骨和理想以及九死未悔的楞劲往里冲。

请别笑，也请不要忘记，人类的文明史，恰恰是这群傻人千百年来如蚁聚沙蜂攒巢蛾扑火般九死不悔地献身所打造出来的，这群人里，99.999%的人不会在历史上刻下可见的记号留下显赫的姓名，但低头看看自己脚下的文明金字塔，是这群傻人以自己的血骨与理想堆砌打造而成的，这就是博士！

将时间倒回1983年5月27日，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也是我国学位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牌，单墫、李尚志、苏淳、谢惠民、洪家兴、李绍宽、王建磐、于秀源、童裕孙、张荫南、冯玉琳、白志东、赵林城、马中骐、黄朝商、范洪义、徐功巧、徐文耀这18位由我国培养的首批博士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学位授予。

在那个初夏的夜晚，人们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机，这18位博士的新闻振奋了千百万炎黄子孙的心灵，在建国的第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建立了博士学位，这是祖国母亲哺育的第一批博士，他们成长的故事，折射的不仅是中国滚滚向前的蓬勃步伐，还有他们那一代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

1966年。

高压的政治空气就已经让人惶惶不安，乃至“文革”开始，早就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老教师们首当其冲，被当做囚犯关进了牛棚，凌辱，不堪忍受的凌辱就如同古代酷刑摧毁着他们的身体，还有精神。

而单墫也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没落的资本家被点名，他被当做了黑崽子，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因为在南京人民中学任教空闲时间经常跑到图书馆，又被当成了反动的“白专”，因此他还遭到了“红卫兵”抄家，把他视为生命的数学书都给抄走了，那时他成天成夜地睡不着觉，他想起自己二十年来，一直是在拼命地努力，拼命的追求理想，然而冥冥之中，总好像有一股大力在每逢关键的时刻就折断他的翅膀，企图迫使他屈服。

早在1960年，他就因为家庭原因差点连大学都上不起，那时他的成绩可以说是清华、北大任意选，可就像班上同学对他嘲讽所说的一样：“他这种人成绩再好也不能取，资本家的儿子”，学校的领导和一些老师对他也十分冷漠，到最后，他只能悲哀的上在志愿上充数的扬州师院。

在“文革”结束之后，也就是在他南京人民中学任教了第13年，他报考了中科大常庚哲教授的研究生，因为深厚的数学基础，所以常庚哲教授准备破格录取他，这时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常庚哲的手中，揭发单墫的家庭出身不好，常庚哲在看他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从小学到大学，单墫各科成绩全部都是优异，凭他的大学成绩，早就应当是研究生了，但因为莫须有的家庭原因，却一直考不上。

而这一拖就是整整十三年，整整十三年的光阴，拖过了他最有爆发力的黄金时代。

那时政审部门的负责同志对常庚哲说：“老常啊，你要注意啊，他考大学的成绩那么好，为什么清华、北大都不敢要他，扬州师院那是他的第十二志愿，这就说明对他的问题不能轻率，要慎而又慎”，政审部门一直拖着，急的常庚哲一个劲的催，那时他也收到了单墫的一封信，在信里单墫非常焦急地说：“全国各大专院校招收研究生工作已经开始，如果科大不能收我，我只好报考其他学校了，我马上就是36岁的人了，这是考研究生的最后一次机会，眼看就要错过了....”，在常庚哲搬着椅子来到校党委会议室拦住了党委吴书记吴汝扬好说歹说下，这才让单墫艰难的跨进了中科大的校门。

在读研期间，他还要带课，因为科大数学系除了带研究生的老教师外，能上讲台的中年教师很少，那时他的教学任务很重，每周要讲八节课，其他进校的研究生都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沿着既定的研究方向，专心致志地向博士学位前进，而他的大部分时间却花在了教学上，这是一般人几乎不能容忍的，但他只是平静地说：“我本是个教师，多教点书也好”。

他是临时破格录取的，就仿佛不在预算之列似的，没有导师，也没有研究方向，他自己默默地看书，一本又一本，用他的话说就是什么都搞搞，遇到问题，他就向周围的老师、同学求教，因此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的导师最多，而在这样几乎没有时间学习的日子里，他还写下了《几何不等式》、《覆盖》、《图论》等优秀的数学科普书籍，还利用假期给中学生开讲座。

但是他的热心并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用了两个多月日夜写出了博士论文《关于素数幂和的一个问题》在即将答辩时，却遇到了美国一位教授发表了与他论文题目相同的文章，即使他的改进方法和结果比那个美国教授好得多，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叫《指数密率的估计》定理其科学性和精确性更是让人望尘莫及，但是因为晚发表，因此他这篇呕心沥血之作遇到了重重阻碍，所有人都深知写一篇论文有多么不容易，写的有质量更是难如登天，因此当时大家赞同与反对的争论非常激烈。

这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是致命的打击，但单墫从小到大遇到的打击太多了，他的性格早已经被打击成一块钢铁了，他决定继续从头开始干，他在历经无数个日夜后又写出了《希尔伯特不等式》、《某些华林-哥德巴赫问题》等精彩的论文，并在陈景润主持的博士论文答辩上受到了所有数学大师的高度评价。

在历经了无数屈辱和苦难之后，他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

这一年，他40岁。

列车呼啸着穿山越岭，吃力地吐着浓浓的白烟。

在车厢里一位身穿土布衣裤的青年好奇地眺望着窗外连绵不断的万仞高山，他就是以优异成绩北上赴京到中科大深造的李尚志，此时的他踌躇满志，似乎感到了理想就像漂浮在车厢外，缠绕在半山中的彩云一般伸手就能摸到。

可是，一场狂烈的大风是那么突然，是那么无情。

“文革”的到来使得他刚开始一年的大学学习生涯就此结束，他被分配到了需要翻过三十里陡峭山路，坐落在半山腰的沙滩公社小学，说是小学，还不如说是破庙恰当，石级上几间破旧的矮砖房就是全部校舍，那时他想起有人对他说，要离开这个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消极怠工，让这里的人讨厌你，直至把你赶走。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里一群瘦小干枯的小孩子的一声李老师，他担负了沙滩小学初中班数、理、化和英语的教学任务，自编、自刻和自印了数十万字的教学参考资料，他用自己广博的学问把学生带进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知识世界，从23岁到31岁，他将自己人生中最年轻的八年青春，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可在那个是非颠倒了年代，他所做的一切，非但没有得到表扬、奖励，反而被某些人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翻版而被敲打，那时他除了要任教，还要参加各种体力劳动，背着大背篓到山下去背菜，上山去运山石，到土砖厂打砖坯，可是这些并没有阻止他学习的脚步。

1978年10月，在文革结束之后，他考上了中科大的研究生，在进校一年后，他在曾肯成教授的指点下，开始研究数学群论的分支-有限李型单群的子群体系，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代。

为了攻克难关，他走路在想，吃饭在想，坐也在想，睡梦里还模模糊糊地想，在夜里三点钟，他突然从梦中醒来，想起睡觉前看到曾老师关于线性群文章中的一句话，突然获得了灵感，紧接着就是近二十天的穷追猛打，白天遇到困难，夜里就想对付的办法，第二天再进行计算和验证，遇到新困难，下一个晚上再接着想新办法，就这样，他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关于有限域上射影特殊自群的子群格》。

论文完成，他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可是他并没有，而是一鼓作气地继续向“子群格”问题进攻，就连暑假到四川关坝探亲的时间也不放过，一边照顾临产的爱人，一边继续攻克难题，他彻底解决了1938年由著名群论专家白尔提出的猜想，同时完成了关于极大子群的文章，1981年上半年，他又写了两篇关于极大子群的论文，而被专家们一致认为达到了博士水平，但他却认为完整性还不够，于是接着攻克四类典型群中剩下难度最大的正交群，他认为只有将它攻克，他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说是完整的。

他花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工作，这一成果被万哲先教授称为“又一飞跃”，总计六篇论文，字数超过8万字。

1982年5月10日，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委员会一致认为他所作的工作是突出的，所涉及的问题是国际群论界感兴趣，所用的方法是十分有创造性的，因此全部赞同将他的论文评为优等，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1983年春节前夕，他千里迢迢重返沙滩小学看望当年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们，看到当年的学生站在自己站过的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向新的一代传授着知识，这个身穿布衣布裤的博士幸福地笑了。

天在嚎哭，地在颤抖。

暴风雨像一头狂怒的狮子，撕裂着大地的胸膛，夜黑的无边无涯，苏淳蜷曲在两层床的上铺，他的心像是被撕开了一样，迸着鲜血，痛苦，无比的痛苦，无处告语的痛苦，他向党交心的材料被抛了出来，并被作为“思想反动”的证据，父亲莫须有的政治帽子如同恶魔般在上学之初就始终跟随着他。

父亲被抓进了牛棚，家也被抄了，而“黑七类”、“狗崽子”一个个名词也如同紧箍咒在他脑袋上越箍越紧，他头上的每一根血管都似乎要断裂了，以高考全省总分第二进入北京大学的他在文革开始之初就被赶到了平谷县深山的农村里参加劳动。

白天摘柿子、砍玉米，挖地道，虽然累到要命，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重操数学专业课的愿望，他深信，祖国母亲总有一天会振翼高飞，而科学就是她腾飞的翅膀，在那个盛行上街提篮子、回家生炉子、下班抱孩子，苟全性命于乱世，凑合活着就不错的日子里，在那个众人围着路灯大呼小叫甩扑克消遣的时候，他正在蚊群的包围中，挑灯夜读，挥汗如雨。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高校恢复了中断了整整十一年的招生制度，而他也顺利的跨进了中科大研究生院的大门，那时他的妻子生病，身体十分虚弱要补养，而他的小儿子也多灾多病，因此他除了忙着写论文还要做家务、照顾妻子和孩子，代课挣钱补贴家用，有时候十多天也见不到一点荤腥，远方的朋友来访，也只能花几角钱买一点肉米烧汤以示欢迎。

他自创了“红糖泡饭”，就是用开水泡昨天的剩饭，连咸菜也没有，就是加一勺红糖来对付，这简直是比苦行僧还苦，以前中学的同事们看到他瘦的如同皮包骨般，就劝说他：“学问当不了饭吃，干脆回八中来吧，马上就给你分一套房子，省得整天绞脑子受罪”。

但他一点也没有动摇对数学的追求，但人终究不是钢铁，就算是钢铁也会因为重压而弯曲，苏淳终于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了，营养差，体质弱，小小的病却招惹到了来势汹汹的败血症，在病床上待了整整两个月之后才转危为安，而他却把这次危及生命的大病轻描淡写的说成是命运的关照，给了他一次长长的休假。

1980年，他完成了《多维无穷可分分布成为绝对连续的一个充分条件》等几篇论文时，国内的诸多学者就都肯定了论文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可是在1981年底，国家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先进行学位答辩试点，然后再铺开，按规定，一位教授只能出一名研究生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学校决定由赵林成、白志东先参加答辩，虽然苏淳和他们同时进校，并且水平和成就也可以相比拟，但却因为名额的限制，不能进入答辩的行列，而这也意味着他要先通过硕士答辩，再重新报考博士研究生，再继续读个2、3年才能申请博士答辩，这对于家里经济拮据、孩子幼小、爱人有病的他真的是无比沉重的打击。

可是他并没有闹情绪，也没有和师兄们去争长较短，比高论低，而是衷心地为两位师兄能参加第一批答辩而高兴，那时中央教育部派人来了解首批通过博士答辩的研究生情况时，他诚恳又全面地反映了两位师兄优秀的学业成绩和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可能是他的精神和苦难感动了上天和所有人，1983年4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中科院430教室里，为他破格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会，在国内概率统计界权威人士王寿仁、王元、江泽培、严士健、陈希孺等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见证下。

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而这就如同他在案头上一幅用挺秀的毛笔书写的诗笺从一大堆数学书籍和论文手稿中探出头来所写的一样：“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首批18位博士的成长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布满了荆棘的弯弯曲曲道路上艰难前行的，他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他们大学或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时，“文革”就开始了，都被迫停止了学业，他们当中有的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农业机械厂当了翻砂工的，有的当了搬运工，有的到了农场当了拖拉机驾驶员，有的当了食堂的伙食会计。

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交白卷是英雄”的年代。

他们理想的火花并没有熄灭，追求学术的脚步更没有驻足，他们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充分利用业余的一切时间，补上所学学科的课程，他们用着白天被磨出了血泡双手，在晚上或半夜进行研究工作，完成了一篇篇无比精彩的学术论文，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而博士，这是一条要经过无数艰苦和努力才能攀登上高峰的崎岖道路，他们为了攻克难点，走路在想，吃饭在想，连睡梦中都在想，就如同18位博士中最年轻的李尚志在《毕业随感》这首诗中写道的：“闻鸡起舞夜枕戈，夺隘斩关鏖战多，十载迷途遗痛在，岂容分秒再蹉跎”。

博士，这两个字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学位一个头衔，更不是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之辈能随意别在胸前的荣誉勋章。

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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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2019

☀本文选自数学竞赛的那些事儿（shuxuejingsai001），文章开头关于博士的引用以及结尾是来自知乎用户“剑胆文心姜叫兽”的回答。灼见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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