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韩国儒学，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让儒家文化真正“活”了起来，从而使本土化的韩国儒学更具生命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韩国对本土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二、韩国善于学习借鉴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三、韩国儒学的生活化使传统文化更具生命力。

关键词：韩国；儒学；传统文化；本土化

创立于中国的儒学，伴随着文明的传播，影响着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中国的周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特征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从东亚文化的特质来看，中国儒学的原创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中国的儒学，传播到日本和韩国的儒学在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后，就形成了与中国儒学不同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1】。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色彩的韩国儒学，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使本土化的韩国儒学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韩国大力保护、传承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二战后，曾被视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东亚国家之一的韩国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始，韩国持续保持7%-9%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近40年之久，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汉江奇迹”，从而使韩国仅以四十余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由农业化国家到现工业化国家的巨大转变，人均国民收入从1963年的100美元一下猛增至2006年的20000美元，这不仅使韩国摘除了世界上贫穷国家的帽子，更使其获得了20世纪“亚洲四小龙”的美誉。

在韩国经济腾飞的历史进程中，韩国政府及人民对其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投入了极大的热忱和力量，力争做到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可以说，韩国是在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可谓经济与文化协调均衡发展的典范。

自20世纪60年代始，韩国政府就已效仿日本文化保护政策，制定了《文化财产保护法》，并对其不断修订，进而对韩国“无形文化财产”形成了“政府—团体—个人”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弘扬制度。

首先，就韩国政府而言，截止到2017年，韩国政府已确立近140种国家级重要无形文化财产。此外，韩国政府对无形文化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逐年递增，从“2003-2008年的不到100亿韩元到2012年达到历史最高600亿韩元，此后每年保持在500亿韩元左右的规模”【2】。

其次，就民间团体而言，1986年韩国开始出现以团体认定的方式保护个人无法完成保护的无形文化财产。迄今，已有100多种文化遗产得以团体认定。如在朝鲜时代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春香传》【3】的家乡全罗道南原镇，不仅建立了“春香馆”，每年还要举行隆重的“春香祭”；在现代短片小说代表作《荞麦花开的时候》的取景地平昌，举办“平昌孝石文化节”，使民众和参观者得以近距离欣赏荞麦花海和亲手制作荞麦食物；在被认为是“韩国最大粮仓”的金堤市，举办“金堤地平线庆典”以表达丰收的喜悦等等。

诸如此类节庆民俗活动都是为了宣传和弘扬朝鲜民族的农耕文化。这些民俗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民众的参与度高，且大部分为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并无政府的资助或引导，完全由当地民众自发组织，旨在保护和弘扬韩国的民族文化。

也就是说，在韩国，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完全渗入到韩国全体民众的血液里，成为韩国人具有的独特基因编码。正如2019年世界非遗论坛上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西沐所言：“其实，韩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做法很简单：尊重、爱护文化遗产，以代代相传为己任。这种意识已经融入韩国普通民众的血脉之中。”【4】

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韩国人自小就有着十分浓厚的文物保护和传承热情。例如，韩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注重国民的道德素质教育，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伦理贯彻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以此来塑造国民的精神人格，培养国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韩国学校还专门开设与国家历史文化相关的课程，让学生们通过课程学习，领略韩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

韩国父母十分注重对子女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即便是地处偏远的韩国庆州私人陶窑博物馆，许多韩国父母依旧带着年幼的子女前来参观，用通俗的话语和鲜活的文物，使子女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由此使得韩国人自小就有着十分浓厚的文物保护和传承热情。这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年轻人不愿意学、不愿意传承的发展囧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韩国从“1973年开始每年以年度为计划建设传授教育馆，并在传承多种项目的地区，优先建立起重要无形文化遗产教育馆”【5】，面向20-25岁间想要接受教育且具有一定天赋的人员传授无形文化财产，以此来避免无形文化财产的消亡。

又如，韩国政府对无形文化财产进行了细致严谨的编号：宗庙祭礼乐于1964年被认定为1号无形文化财产；农乐于1966年被认定为第11号无形文化财产；佾舞于1969年被认定为第27号无形文化财产，等等。对无形文化财产进行编号表明了韩国人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再如，20世纪80年代，一处残留“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图”等石刻文字遗迹的小山谷，经人发现后，很快就被当地居民集资保护起来，后来此山谷被考证为韩国一位古代理学家的隐居之地，接着韩国政府又对其进行了合理开发。现在，该山谷（谷云九曲）独特的理学文化底蕴成为韩国北部最著名的风景名胜之一，景点内的庙宇内香火不断，游客络绎不绝。

民族风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经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对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意义重大，故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特别重视民俗文化的管理。韩国政府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成功。韩国政府的有效管理与大力弘扬使得韩国的民俗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如韩国“江陵农乐”由衰到兴的过程就是一典型例证。

“江陵农乐”与朝鲜民族以“农者天下之大本”的重农意识密不可分。从祭礼到一年12个月的岁时风俗，“江陵农乐”用它单纯的乐器、动作与舞蹈，将耕者的情感表现得真实而生动，因而深受民众的欢迎。但由于种种原因，“江陵农乐”曾几度陷于困境，鉴于这种情况，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对“江陵农乐”进行保护。

如组织全国性的民俗艺术竞赛，并颁发各类奖项；江陵市长每年都参加“江陵农乐”的民俗演出；认定“江陵农乐”为国家“重点无形文物第11-4号”，政府给予大量资金援助；支持成立“江陵农乐保存会”；创办“江陵农乐学校”，培育相关人才，等等。上述措施不仅解决了“江陵农乐”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而且培养了充足的后备力量，“江陵农乐”不仅无失传之虞，而且越办越红火。

韩国民俗村的保护离不开韩国政府的立法与财政支持。其一，就立法方面而言，《文化财产保护法》是民俗村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法案涉及关于民俗村(保护物或保护区域)的指定；《文化财产保护法施行令》则涉及民俗村选定的标准【6】；《文化财产保护法施行规则》中又详细“解释了关于民俗村保存的规则和范围”【7】。

其二，就经济方面而言，韩国政府以是否保留村落原始样貌为奖励前提，若村民不破坏村落原始样貌，则会给村民提供优厚的待遇，如“按需分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免费提供义务教育、旅游收入归村集体所有、给村民提供工作机会”等等【7】，这些做法不仅有效缓解了现代化发展对原始村落的冲击，而且因考虑到原村民的实际需求，制定了细致全面的相关补救措施，从而解除了村民们衣食住行以及孩子受教育的后顾之忧，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村民们保护传统村落的积极性。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韩国虽是个现代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但韩国政府一直特别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利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也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尊敬与保护中，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发展下去，由此形成了韩国人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二、韩国善于学习借鉴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数千年来，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仁爱、孝悌、忠信等文化价值观，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朝鲜王朝（1392—1910年）定儒教为国教，以儒治国，从而使得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为推动儒学的发展，朝鲜王朝采取了许多措施。1398年，朝鲜王朝的建立者太祖李成桂在首都汉城设成均馆，并在馆内专设文庙奉祀孔子。随后，州、府、郡、县纷纷效仿，祭孔之风盛行于朝野。1409年，太宗命成均馆典簿许稠厘定“释奠大祭”，以统一和规范各地的祭孔礼仪。1466年，世祖命被册立为世子的王子珦，戴儒冠入成均馆行谒圣礼。此后，册立世子要先释奠孔子成为朝鲜定制。1601年，宣宗重建被日军烧毁的成均馆文庙【8】。

另据《朝鲜志》记载：朝鲜王朝时，国王“时时亲行释奠，或不时幸学，于师儒讲经，或横经问难，或行大射礼，或亲策儒生”【9】。以前，朝鲜王朝的国王会亲自参加“释奠大祭”。而今，韩国文化部长以上的官员也时常莅临“释奠大祭”的活动现场。此外，这项祭孔活动早于1986年被韩国政府注册为韩国国家级的“第85号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韩国民众每年2月和8月也愿参加在成均馆大学文庙隆重举行的祭孔仪式，通过虔诚的“释奠大祭”来传达对孔子深深的尊敬与推崇。

成均馆大学不仅是韩国推崇儒学的重要象征，而且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一所儒教大学。成均馆大学以儒家思想为办学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以银杏叶图案为校徽，儒家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则成为该校授课的重要方式和讲授的主要内容。

此外，成均馆大学的文庙内，“不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韩国的历代儒家著名圣贤，而且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朝鲜王朝以来祭祀孔子时的释奠礼、焚香礼等”。成均馆大学的林鹤璇教授整理并借鉴古代祭孔舞谱，创编出新的祭孔舞蹈——文庙佾舞。“正是由于以林鹤璇为代表的韩国艺术家所具备的较为深厚的儒学修养，韩国版的佾舞表演呈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本真意境”【10】。

而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的传统乡校，在韩国至今还有230多所。自高丽王朝起，乡校就成为地方教育的重要机构。朝鲜王朝时，以儒教立国，州、府、郡、县等地方行政单位均设立乡校，儒家经典成为乡校授课的主要内容，“仁义礼智信”等儒学理念得以广泛宣传。太祖李成桂曾一度将乡校的兴废情况纳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之一。

目前，韩国现存的乡校仍旧承担着地方儒学教育的重任，并专设“明伦堂”教授经书和宣传儒家文化。正如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所言：“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层。”【11】

中国知名学者楼宇烈通过实地考察现代韩国儒学后，得出“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儒教传统保留最多的一个国家”“现代韩国社会受儒教影响颇巨”【12】等结论。换言之，不论是韩国本土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儒教对韩国人、韩国社会影响深刻。

韩国儒学的教育机构除了乡校，还有书院。目前，韩国约有580余所书院。如果说乡校主要承担着地方普通民众的儒学教育，那么书院则担负着地方贵族子弟的儒学教育工作。书院源出中国，兴于唐，盛于宋，到明朝渐趋衰落，是中国文化发展、传承的重要载体。据学者研究，“朝鲜的文物典章悉仿中国。在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的倡导下，朝鲜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13】。

朝鲜王朝自16世纪全面引进中国的书院制度，且兴盛一时。据《李朝实录》载：“我东方书院之作，始于嘉靖年间。厥初创建，未过十所，俱闻于朝，明举祀典。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14】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可以在韩国看到朝鲜王朝时期书院的原貌，并在韩国现行流通的纸币上，印有韩国传统书院的图案。

2019年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朝鲜王朝时期的九座书院（荣州绍修书院、安东陶山书院、安东屏山书院、庆州玉山书院、达成道东书院、咸阳蓝溪书院、井邑武城书院、长城笔岩书院、论山遁岩书院），以“韩国新儒学书院”（Seowon，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评估结论如是说：“这些书院反映了来自中国的新儒家思想与韩国当地实际相适应和契合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的书院从功能、规划和建筑等各方面杰出见证了这一变革性和本地化的过程。”【15】

与韩国书院相似的另一项传统文化遗产——韩国江陵端午祭，早于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

韩国的端午节与中国的端午节时间是一致的，皆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韩国人别称端午节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等，上述别称亦与中国叫法相似。虽然韩国历史上关于江陵端午祭起源的资料匮乏，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江陵端午祭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必定深受中国端午节的影响。如：江陵端午祭吃艾子糕的本土化风俗，相当于中国端午节吃粽子；江陵端午祭时，各家各户用“赤符、端午符贴门上以避邪”【16】则是中国端午节人们挂艾草、喝雄黄酒的一种衍变。

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当端午节传到韩国后渐渐本土化，因而拥有了韩国端午祭的鲜明特色。与中国端午节“往往是一家一户独自过节，且时间仅为一天”不同，韩国江陵端午祭是一项大规模的区域性庆祝活动，往往是江陵全体民众集体参与庆典，且时间从五月初五始，持续一个月之久。

除庆祝的规模、持续时间不同外，其节庆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射箭、端午放灯、官奴假面戏、儿童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伽琴并唱”等，其中祭礼的祭仪“无论是‘儒教祭仪’，还是‘巫祭’，都保持了原生形态”【16】。

韩国江陵端午祭与韩国书院的申遗成功说明韩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注重学习、吸收、融合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由此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韩国文化，也说明韩国人在传承弘扬儒家文化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参考文献：（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1 李甦平：《以韩国三国时代儒学诠释东亚文化圈》，见高明士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3-94页。

2 金奎灿：《文化产业政策20年评价与展望》，首尔：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2015年版，第129页。

3 《春香传》是韩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多年来被译成汉、英、法、俄、德、日等十几种文字，甚至被编入了韩国高中国语课本，其地位和影响如《红楼梦》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4 本报记者：《2019年世界非遗论坛与韩国非遗节在全州举办——保护非遗即保障民众生活》，《中国文化报》2019年10月28日。

5 郑义淑：《韩国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 详细选定标准参见：端木娴、唐晓岚：《韩国民俗村发展研究及思考》，《国际城市规划》2016第3期。

7 端木娴、唐晓岚：《韩国民俗村发展研究及思考》，《国际城市规划》2016第3期。

8 1592年，日军攻占了汉城，成均馆文庙被日军烧毁。

9 《朝鲜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7页。

10 王霄冰：《从〈祭孔乐舞〉看“非遗”的舞台表演及其本真性》，《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11 张敏：《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

12 楼宇烈：《儒学在现代韩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13 邓洪波、赵伟：《历史视阈中的朝鲜书院及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大学教育科学》2019年第4期。

14 《李朝实录·仁祖实录》，东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第446页。

15 陶君：《韩国九所儒学书院成功申遗，书院文化母国之后人有何感》，《中国当代儒学网》2019年7月11日。

16 王曰美：《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年，第278，279页。

17 朱熹注，王逸注，洪兴祖补注：《诗集传》，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6页。

18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1页。

19 《周礼·天官·醢人》：“凡祭祀……以五齐七醢七菹三臡实之。”郑玄注：“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笋。”

20 吴丽娟、周倩、苗静、胡嫣、祁际：《浅谈韩国泡菜文化发展之道》，《科教文汇》2015年第3期。

21 参阅吕梦佳：《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以韩国博物馆泡菜展览为例》，《人文天下》2019年第3期；李冰：《中国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由韩国泡菜申遗引起的反思》，《文化学刊》2015年第6期；《韩国泡菜申遗刺痛了谁》，《大连日报》2013年11月21日。

22 （晋）皇甫谧撰，（清）宋翔凤、钱宝塘辑，刘晓东点校：《逸周书·小开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23 金惠真：《韩国立法严惩不孝子女》，《老同志之友》2017年第1期。

24 刘曦：《中国游客蜂拥而至韩国去年赚千亿》，新华网2015年2月16日。

25 李朝阳：《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共享文化”策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原载：《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曰美，女，1973年生，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儒学史和海外儒学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