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伊始，刘备下的第一道诏令即是“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祭关公，方雪此恨。”

伐东吴（伐东吴唱词）

刘备的这道诏令，一时在蜀国集团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赵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认为“国贼曹操非比孙权也，宜先灭其魏，则吴自服也。今曹丕谋篡汉帝，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游，以讨逆凶；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矣。若舍魏而伐吴，兵势一交，岂能解焉，”

后来，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也明确表示对伐吴之举不赞同，并亲率文武百官到教场劝阻刘备：“陛下禀上圣之资，传祖宗之统，初登宝座，不思以德服人，为一时之忿，自统大军，历山川地险，江河之危，亲冒矢石，非所以重宗庙也。陛下若坚意复仇，可命以上将统军伐之，不亦可乎，”

尽管众人苦劝，又晓以大义，但刘备既然登上了九五之尊，便自认滋长了皇帝的脾气，是再不肯随意就听人劝的。不过这也难怪刘备，自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仗着孙刘间暂时稳定的联盟，取荆州、占益州、夺汉中，一帆风顺，星火燎原，势力日渐壮大。可忽然间孙权从背后捅了一刀，联络曹操袭夺了荆州，杀害了关羽。随后又有孟达率上庸诸郡叛投曹魏。这一连串的变故，使正在兴旺时的蜀国受到沉重打击，被遏止了扩张的势头。刘备心中当然愤愤难平，于公于私，他都要找一个人出出心中的恶气。权衡利弊得失，孙权自然是最佳的出气对象。

殊不料，刘备出气不成，反被东吴的陆逊一把大火将蜀国的几十万大军烧得焦头烂额。不仅大伤了蜀国的元气，而且给刘备本人也带来了不尽的悔恨和无情的责难。其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刚崛起的蜀汉集团并不具备吞并吴国的实力，不可能实现兼并对方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刘备违背了战争的辩证法而指挥失误。

刘备征吴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刚刚建立国家，要向天下人显显威风，乘势重新夺回战略要地荆州，打开蜀国通向东北方直捣中原的门户，摆脱日后永远被困在西南一隅不能展手足的窘境，这是为公。二是给关羽、张飞两位义弟报仇。当时亲手谋害关、张二人的潘璋、马忠、傅士仁、糜芳、范疆、张达等一干元凶都在东吴，刘备希望抓到他们剖腹剜心，血祭两位赤胆忠心跟随他出生入死数十年的好兄弟，,这是位私。刘备的这番心思，这种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说完全合情合理，既不过分，也没有错。

事实上刘备的这股锐气怒气，感染了蜀军将士，也激励了蜀军将士。所以当蜀兵初出只时，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兵锋锐不可当，“吴班领前部先锋之印，自出川以来，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兵不曾血刃，将不曾施谋，军势洋洋，直到宜都”。尔后一战而败孙桓，围孙桓于夷陵；再战而败朱然，困朱然于水上；三战而败韩当，斩杀东吴数员名将。至虎亭时已是“威声大震，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

相反，在东吴方面，自取荆州，杀关羽之后，便日夜担心蜀国出兵报仇。及至听说“刘玄德即了帝位，统精兵七十余万，御驾亲征，势若泰山”，“百官尽皆失色，面目相看，兵不敢言”。急忙派诸葛瑾为使者，再三表示“愿交割荆州，仍还其降将，送归夫人，永结盟友。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至此，刘备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伐吴的第一个目的。

虎亭大战后，潘璋、马忠、傅士仁、糜芳、范疆、张达等谋害关、张二人的直接元凶都押赴阵前，血祭了在天的亡灵。孙权再次派程秉为使者，赍了国书到军前讲和，“欲还荆州，再进夫人，永结亲情之好，共图灭魏，以分天下。”这时，刘备征吴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稍微精明理智的统帅最好的反应是顺风收帆，趁好罢兵了。可刘备偏不，硬说“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定要吞并吴国，扫平江南。这就显得太狂，狂得有点不自量力了。因为以曹操的才干和魏国的强大，自赤壁之战后尚不敢轻言灭吴，几次交兵都是见好即收，与动吴议和罢兵。刘备凭什么完成灭吴大业呢，这种战略指导思想完全是“不知彼，不知己”，感情冲动之下的意气用事，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

蛮干是容易失去理智的，也忽视按科学原则办事。一个领导者如果失去了理智，过于感情冲动，势必在待人处事中不顾科学原则而走向极端，超过事物的度，这将给整个集团的利益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在留坝伐吴的过程中，虎亭之战实际上已使吴蜀双方的形势都发展到了极限，并隐伏着双方各自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契机。

当东吴低声下气地再三求和，仍难消刘备的心中怒火时，这就已经被置之死地而没有退路了，摆在孙氏集团面前的只有背水一战以求生存。当初孙权降曹丕受九赐，东吴集团在无可如何之下已蒙受了一次羞辱，现在刘备集团又拣软柿子吃，逼人太甚，处于危急关头的孙氏集团面临的已不仅仅是耻辱，而是生与死的决斗，存与亡的拼搏。

于是东吴集团再次形成了众志成城的局面，朝廷之内不再言降，也不求和，打破了战争开始时的沉闷局面，转而积极出谋献策，举荐人才；前方将士也不再慑于蜀国的气势，要求与蜀军决一死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上下一心的团队精神使东吴救亡图存有了坚不可摧的可靠保证。

但是蜀国的仗却越打越艰难了，虎亭大战后便犹如钉子一样被钉在那里，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初挟愤而来的蜀兵已渐渐兵疲意阻，失去了开始的那股锐气，仿佛强弩之末。马良曾不失时机地提醒刘备：“仇人尽戮，其恨可雪矣。”言下之意是劝刘备乘胜罢兵，不要再强求目的之外的收获，这很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蜀国将士的心理。

可惜刘备仍一意孤行，得理不让人，一定要赶尽杀绝。将士们虽不敢违抗圣旨，然而斗志无疑是大大减弱了，并且滋长了懈怠之心。再后来冯习说天气太热，军士们住在烈日下难受，取水又不方便，刘备只好传令将军营移到树多阴凉之处驻扎。刘备的移营违反了兵法，是缺乏军事常识的瞎指挥，但刘备的移营其实也是因为士气低落不得已而为之的。

《老子》说：“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刘备伐吴之初，因为东吴首先背盟，“哀”在蜀方，故蜀兵气胜；虎亭之战后，吴国作了种种让步仍不被对方接受，已无路可退，则“哀”在吴拨，所以吴兵志坚。“哀”和“气”的转化，主要在于刘备不尊重客观实际的过火行动，超越了事物的度，从而引起了战争性质的根本变化，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刘备征吴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失去了外交上的先机。与蜀国水火不相容、不可调和的主要敌人是曹魏，而孙吴由于与蜀国的根本利益一致，终归是盟友。盟友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当然要有斗争，但这种斗争的重要目的还是求团结，而不是分裂。刘备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看待这次战争，而抱着赶尽杀绝的宗旨，无疑超过了事物的“度”。结果，最终将吴国赶向了魏国一边，彻底孤立了自己，失去了进行兼并战争的有利条件。

刘备征吴最终失败了，这悲壮的一使后人为之感慨，也为之惋惜。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个深深的启迪：不论是处理工作中的末日摩擦，还是处理人际间的纠纷牢把，我们都要牢握好事物的“度”。所谓怨无小大，过则为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