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非大哥一生为人低调、谦虚谨慎、博学多才，会用多国语言交流。他从来没有以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的身份，作为向社会索取的条件，也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要求任何的照顾。生活中他衣着简朴，不太注重自己的外表。我在南京当兵时，在部队的医院里工作，他到南京出差去看我。同事告诉我：“外面有人找你。”我问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她回答说：“好像是一个农村大队干部。”

他在北京治疗心脏病时，医院的同事们告诉我：“你老家来人了，在外面等你呢。”我很生气地说：“那是我亲哥哥......”

陈知非（陈知建）

2001年时，知非大哥的心脏病加重了，我劝他做手术，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手术后他告诉儿子说，我那会儿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在住院期间，主任医师来查房，看他年龄大，穿的有些土气，以为他不懂英文，就用英语与同事交流他的病情，结果，知非大哥听的明明白白。主任医师说，这个人心梗20年了居然还活着。殊不知面前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从上海滩练出来的“洋泾浜”英语，那也是厉害的童子功！

知非大哥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儿时一度认为父亲可能不爱他，直到十来岁时，舅舅带他穿着整齐的长袍照了一张相片，舅舅告诉陈他，这是因为还在远方打仗的父亲很想念他，特意托人来要他的照片。这让他心里懵懂的感受到了父爱。关于父亲的消息，他都是从外婆和舅舅那里听来的，内容就是父亲又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每次听到这些，他都很渴望见到父亲。

1946年底，父亲在山西见到知非大哥的时候，内心里五味杂陈。据大哥回忆，当天晚上，他第一次躺在父亲身边，父亲上上下下抚摸他好几遍。这次父爱的体验，成了他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知非大哥记事有些晚，父亲离开上海时他完全没有印象，一直到他17岁才再一次见到了父亲，中间隔了13年。而他的妈妈王根英，1939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他对妈妈的认识，只有一张幼年时与妈妈的合影，是妈妈留给他唯一的影像。

在山西父亲给了知非大哥两样东西，那是王根英妈妈留下来的两件遗物，一件是她在南京监狱里绣制的枕套，一件是她壮烈牺牲前戴过的军帽。王根英妈妈在南京监狱里一共绣制了三件枕头套，出狱时一件给了她的母亲，另一件给了她的妹妹王璇梅，还有一件留给了儿子知非。这两件遗物在文革以后，捐献给了烈士陵园展览，结果被人盗走了，这成了知非大哥内里心永久的遗憾。如今，三件枕套只剩下了王璇梅的那一件，保存在知非大哥的女儿那里。

知非大哥出生在上海，从小在棚户区内长大。外婆家是地道的上海人家，住在棚户一个简陋的院子里，父亲在上海工作时，外婆家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活动点。父亲离开上海时，还在这里存放了一箱文件和聂荣臻伯伯留法时带回的西装等物品。后来这座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箱子里的东西全部被烧没了。解放后，父亲和聂伯伯每当想起这件事都感到很惋惜。上海的情况极端复杂，知非大哥跟随外婆一家生活，对外从来不敢说他姓陈，邻居只知道这个孩子叫王知非。

外婆家里的生活很清苦，知非大哥为了生活做过报童，但是一天下来，除了能吃一顿早餐外，几乎没有多余的收入。有人说他为美国大兵擦过皮鞋，我还因为此事询问过他，大哥说没有做过擦皮鞋的工作，只是临时替别人看摊子，为大兵擦过一次皮鞋。

他曾经跟着舅舅做过小商贩，在租界内贩卖水果，舅舅在前面喊apple(苹果），他在后面用英文拉长声调喊banana(香蕉)。外婆一家人生活虽然清苦，但很关心他的成长，即使是在战乱的环境里，还让他读完了小学。

知非大哥的出生时间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确定，早年间，只知道他填表时写的是1930年。后来，根据家人多方考证，认为有三种说法比较接近。一种说法是，大嫂从亲戚那里考证到，他是1929年生人。亲戚说他出生在上海，王根英走到哪都带着他，经常利用他的幼儿身份做掩护，把枪和情报塞在尿布里面送出去，他成了革命队伍里最小的“情报员”。

第二种说法，原外贸部长李强曾说他是1928年出生的。李强部长是父亲在特科工作时的老战友，他说陈知非的出生是父亲亲自接生的，他当时还在旁边帮忙。李强部长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弟弟陈知庶在场。李强作为大哥出生时唯一在场的人，所以他的话具有权威性。

在二哥的记忆中，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大哥的生日是在孙中山先生生日的后一天，孙中山先生的生日是11月12日，如果李强部长所说属实，那么他的生日应当是在1928年11月13日。大哥年轻时没注重过此事，，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外婆和父亲都已经离世了，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直到知非大哥离世，他的出生时间一直无法确定。

知非大哥从小就喜欢画画，据说是小时候受舅舅的影响。50年代初期，他在业余时间画了一幅画，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他因此挣到了10元稿费。这是他的第一笔稿费，大哥很高兴，用这钱为自己买了一双大皮鞋。

知非大哥是被父亲“耽误”的艺术家，父亲把有绘画艺术天赋的他，彻底改变成了一个工程师。1946年父子第一次见面时，父亲问他：“你以后想做什么？”知非大哥说：“我喜欢画画。”父亲说：“可以，我还认识徐悲鸿呢。”可到了第二天，大哥得到的却是另一个答案，父亲告诉他：“你不能学画画。”

那个时候，已经是1946年的年底，解放战争的态势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我军攻势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父亲敏感的意识到解放战争不会持久，可能很快就会结束，这将意味着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即将开始。

在父亲的建议下，知非大哥去了范文澜在解放区创办的北方大学读书。只有小学文化基础的他，刚开始学习起来非常的吃力，但他没有放弃，勤奋好学让他逐渐地跟上了步伐。在北方大学里，他学会了许多新的知识。解放北平后不久，北方大学迁到了北京，也就是现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1949年10月1日，他和同学们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成立时的盛况。而此时，父亲还在广东一带打仗呢。

大学毕业以后，知非大哥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当技术员，被派到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掌握了俄语，并能够熟练地和苏联技术人员进行沟通。父亲去世以后，他从一汽调到了国防部五院，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尉军官，投入到了父亲所开拓的国防科研事业中。后来，国家调整军工结构，国防五院集体转业到了地方。

知非大哥在业内有很高的声望，作为国防科研地空导弹项目的带头人，他为我国的国防工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长期在基层研究设计单位从事科研工作，拥有扎实的机械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经验。曾负责某地空导弹地面设备的设计抓总工作，设计了我国第一台某型号发射架并试制成功；主管设计了我国第一台三联装履带自行式全自动发射架并配合某型号导弹发射成功；参加第八机械工业部总局某地空导弹论证工作；设计了我国第一台某风洞试验装置，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并荣获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二等奖。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他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一等奖，他把得到的500元奖金全部拿出来和单位的同事们分享了。

工作中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有一项特别的技能，一些繁杂的工业图纸，很难说的明白，经他寥寥几笔画出来，往往就能化繁为简，让年轻的技术人员茅塞顿开，明白其中的意思。

离休后的知非大哥重新拿起了画笔。1995年10月，他和我二哥知建合作，为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老妈妈帅孟奇画了一幅《长寿图》，年近百岁的帅孟奇看后非常的高兴。

帅妈妈与王根英妈妈一起坐过牢，她被敌人往眼睛里灌过辣椒水，所以视力极度微弱。知非大哥画的是帅妈妈的晚年形象，画面上帅妈妈拄着拐杖，戴着眼镜，站在一树梅花面前，象征着帅妈妈为革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铮铮铁骨。

二哥有感而发，在这幅画上写了一首诗：“没有孩子却儿孙满堂，没有视力却有敏锐目光。没有权力却最受崇敬，没有享受却活得最长。”短短的几句话，表达了他们对帅妈妈的敬重。

在此之后他们继续合作，大哥还画了陈家的祖居图，并撰写了序文，这张祖居图被刻在了湘乡“陈赓故居”的碑亭中，二哥将他写的序文誊写后刻为碑文。

我的父亲从1957年第一次出现心梗，到1961年去世，也就跨了4个年头。在医院养病期间，听说要写战争回忆录，他在病中还惦记着工作，导致父亲心梗复发而去世。虽说父亲的性格刚烈一些，对病情影响很大，其实还是当时医疗条件不行。

大哥第一次出现心梗是在1980年，从发病到去世过了40年。他的性格比较柔和，与父亲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医疗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艰苦战争年代知非大哥超乎常人的顽强的生命力。

2001年的时候，他的心脏造影显示，三根心血管堵塞达95%以上，身体极度乏力，经常出现心绞痛，即使在安静的夜里，也会出现心绞痛现象。住院期间，他的心脏射血分数只有20%多，距离正常人射血分数的50%-70%相差甚远。他的心脏收缩力非常虚弱，导致有的大夫根本不敢为他进行手术。

但病情不容耽误，我迅速找到了人民医院的心外科专家主任万峰，他了解病情后，认为情况非常严重，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当天下午知非大哥就被急诊收入院安排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为他搭建了五根血管桥，把病重的知非大哥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大家都感到很欣慰。

耋耄之年，知非大哥开始着手绘画他的连环画《陈赓和他的386旅》，这是他怀念父亲的一种特有的方式。他把连环画拿给正在生病中的傅涯妈妈看，一家人都感觉他画的很不错。我几次鼓励他投稿，并将《神头岭》的画稿推荐给了中国连环画报连载，结果很受欢迎。再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连环画《陈赓和他的386旅》，全书收近八百帧画，分为上、下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

知非大哥的绘画看上去很像连环画，但又不是连环画的技法，绘制图纸的专业人士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奥妙。原来，他采用的是工业透视法，把连环画用工业构图技法表现，还真是很独特的创新。

父亲的老部下彭一坤亲自为他的连环画《陈赓和他的386旅》写下序言。他在序言中写到：“知非以高龄业余作画，将八路军浴血抗战的历史题材，展现于通俗的连环画之中，难能可贵。这是简明展示大将抗战业绩的佳作，也是知非付出巨大的精力，长期辛勤创作的硕果。”

知非大哥在生活中从来不对弟弟、妹妹发脾气，对我们的合理建议一般都会采纳，但有一次例外。2015年“九三”阅兵前，阅兵指挥部的领导找到知非大哥，邀请他作为烈士后代参加这次阅兵仪式。

知非大哥86岁了，他得知消息后，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答应了对方的请求。经过两次夜间演练之后，我才得知这一情况。急的我把轻率同意他参加活动的侄子数落一顿，打电话请求知非大哥考虑身体情况，希望他不要冒险，放弃参加阅兵活动。这一次，他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坚持要参加阅兵。

我比较担心的是，知非大哥的心脏功能太差，阅兵过程中如果出现情绪激动，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正常人的心脏射血分数为50%-70%，而他的心脏射血分数手术后勉强到30%。并且伴有经常性的心律失常。

思虑再三，我拨通了阅兵保健办公室的电话，说明了知非大哥的健康情况。出于慎重，阅兵保健办公室马上调出了他的病历，发现确实如我所说的一样。他的身体能不能参加阅兵，让大家很为难。

我决定再劝一劝他，哪怕有一丝希望，也不想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这次活动。可无论我怎么说，他就是不放弃。他说：“两次夜里的预演我都过去了，凭什么不参加？”

很快，阅兵保健办公室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指挥部。后来，他们还找到我，研究能不能换一个人，让家里其他人参加。这件事让我为难了，如果大哥身体允许，我绝不会阻拦大哥参加阅兵，可是换谁去都不合适。之后，指挥部的同志干脆直接找到知非大哥，劝他放弃参加活动，他坚决不同意放弃。

他的身体状况让阅兵指挥部的负责人感到很不安，在阅兵活动中，有些老同志出现身体不适，严重一点的只要稍加劝导就会放弃。他们想到让知非大哥的家人去做思想工作，知非大哥的女儿说：“我爸爸从来没有为他的母亲做过什么，这是他头一次以母亲的名义参加的活动，他非常珍惜。”

经多方研讨，大家拿出来一个方案，在阅兵之前，先让知非大哥入医院治疗，如果到阅兵前一天能够达到安全标准，就让他去参加阅兵。阅兵时让他的女儿负责在现场照顾他的安全。可问题是我侄女不懂医术，阅兵过程中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应付不了。最后，大家决定，阅兵当天由我负责在现场照顾他的安全。我同意了这样的安排，作为医生我不会拒绝，作为妹妹我更是当仁不让。

阅兵当天，我与医院心内科的同志一起把药物设计好，提前在他的手臂静脉上埋下一个留置针，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根据病情快速注射急救药物。保健医生在他的身上贴了特殊的心电图电极，随时遥控观察着他的心跳状况。我们乘坐的阅兵车巡回到人民大会堂时，等待在那里的急救车便把他送回了医院。阅兵过程中，我搬个小板凳，坐在知非大哥的身边，那个时候我的心跳的比他还快。那天，知非大哥心情格外好，精神抖擞通过天安门，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

人世间有一种爱叫手足情深，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们。彼此之间互敬互爱，从来没有一丝隔阂。在这个家里，四个弟妹与大哥虽非一母所生，但感情十分真挚。

知非大哥在病危期间，我一直关注着他的病情，最后的一次抢救，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8分钟，坚强的他居然奇迹般地挺了过来。我有些心慌到病房去看望他，刚刚苏醒过来的知非大哥睁开了眼睛，冲着我点了点头，那似乎是一种欣慰亦或是一种嘱托。看到知非大哥虚弱的状态，我一阵心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有一种预感，赶紧通知几位兄弟前来与知非大哥见面。

“古人离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从小跟着知非大哥一起长大的二哥知建，面对弥留之际的大哥声泪俱下。冥冥之中他一定会感到大家对他的爱！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赵德润为其撰写了一副挽联：大将之子科技精英，知非明理陈门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