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的时候，爱尔兰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国家——联合王国的一个省。然而1845年至1849年的土豆欠收，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饥荒（GreatFamine）。人们很难想象，在富有的日不落帝国，还会发生吃不上饭、饿死人这种事情。

确实，当时的爱尔兰虽然不富裕，然而，它并不是欧洲最差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1840年的人均收入与同一时期的芬兰、1870年的希腊、1890年的俄国，处于同一个水平。所以，当土豆晚疫病席卷爱尔兰大地之时和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变得匪夷所思。难道当时的英国政府，会把救援拒之门外？还真是如此。

爱尔兰大饥荒的原因和结果（爱尔兰大饥荒死了多少人）

1845年，土豆的收成比平常年份减少了三分之一。1846年收成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1847年形势稍微有一点改善，但是到了1840年的时候却颗粒无收了。

爱尔兰大饥荒几乎完全是由食物匮乏直接造成的，这里面有“天灾”的原因，也有“人祸”之因。然而，当历史学家回顾整个饥荒过程的时候，却把锅甩给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

他们认为，市场自由竞争不允许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进程，从而导致了在爱尔兰大饥荒的时候，英国政府无法展开救灾工作；同时他们也温和的批评英国政府没有一开始便投入大范围的救灾行动，真正等到政府介入救灾的时候已经晚了。

指责自由市场，并轻声谩骂英国政府，无形中强化了政府救灾的义务。在后来的每一次饥荒或者是自然灾害中，人们更加依赖政府的救援，而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对救灾工作的推动。

然而，有证据表明，以《谷物法》（1815～1846）、《航海法》（1381～1849，1854年完全废除）和《济贫法》的形式进行的政府干预，才是让爱尔兰处境更加坚难的原因。

为保护英国农业而通过的《谷物法》（《玉米法案》），通过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人为抬高了谷物价格。《航海法》保护英国的航运业。根据这些法律，只有英国船只才能将货物运入英国港口。这种保护主义措施，无论对英格兰劳工还是爱尔兰佃农都十分不利。

《谷物法》提高了英格兰劳工购买食物的价格。当成千上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美国私人社团赠给爱尔兰人的食物，却不能直接送抵爱尔兰。它首先必须转移到一艘英国船上。这增加了援助灾民的成本，延长了饥饿者缺乏食物的时间。要知道在1846年，美国迎来了创历史记录的大丰收，美国的粮食要运输到爱尔兰，再交给灾民，中间颇多坎坷。

《谷物法》和《航海法》的结合，使得从外国市场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市场出售谷物变得艰难且无利可图。

直到饥荒持续了几个月后，议会才最终废除了这些保护主义措施。随着1846年1月《谷物法》的废除，美国的谷物被购销到爱尔兰，从而为爱尔兰人提供了急需的食物。一年后，《航海法》废除，外国捐赠得以自由地进入爱尔兰。

另外，再看看《济贫法》，在爱尔兰大饥荒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济贫院的运营需要财政收入的补贴，这些资金的来源，绝大部分来自富裕的地主。地主反对这些法案是因为要被课征额外的财产税来供养穷人。穷人也鄙视济贫院（法律规定的主要援助渠道），因为济贫院仅仅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社会救助。

在许多济贫院里实行了监狱般的纪律；而在另一些济贫院，人满为患、缺乏纪律，使得恶行难以遏制。一些父母认为，与其生活在这样不道德的环境中，还不如让家人继续挨饿。《济贫法》之下的资金提供者、受助人都不好过。

所以，看起来当时的英国议会支持自由放任主义，但却给自由市场经济套上了种种枷锁。直到《谷物法》和《航海法》废除之后，爱尔兰最终得以缓慢恢复。

1、大工厂所能提供的

饥荒在爱尔兰并不是同等程度发生的。

爱尔兰唯一兴旺的制造业——亚麻工业，给北部的普通人更能抗住饥荒。

因为这个产业，许多北部人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可以购买食物，而不是依赖政府的援助。亚麻工厂有大工厂，也有从家庭作坊收购成品的传统，在1850年，亚麻企业雇佣了近20,000纺纱工和织布工，除此之外，北部佃农可以在家里生产亚麻制品来赚钱。

因此，整体来看，爱尔兰北部人民更富有，给这些郡带来了其他许多郡所没有的好处。在其他大多数郡，几乎所有交易都是以易物方式进行的，没什么人使用货币购买货物。由于北部有更多资本，包括食品商在内的大多数商贩也都在那里。国内其他地方即使有粮食供应，但由于缺乏工作和资本，贫困的佃农也无法购买那些粮食。

2、私人救助

在大多数关于饥荒年代的记载中，历史学家很少提及私人救济，而更愿意讨论政府对爱尔兰的援助，比如上文我们讨论的济贫院。

然而，作为自由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人慈善事业，却让大量爱尔兰人得以存活。

这种慈善有两种基本形式：提供食物或金钱，要么提供工作。

世界各地几家组织几乎一听到饥荒的消息就立即捐赠，就连在美国的印第安乔克托部落也从俄克拉马荷州寄来了捐款。第一批捐赠来自在印度女王部队服役的爱尔兰人。许多捐赠的钱物都来自爱尔兰裔美国人组织。

贵格会在饥荒早期提供了最稳定的援助（幸好此时废除了《航海法》。1846年11月，他们在都柏林成立了中央救济委员会，与伦敦的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密切合作。在调查了爱尔兰的情况后，他们认定最迫切的需要是在全国各地设立食品分发点。他们的施粥所非常成功，国会将其作为食物分配计划的典范。

一旦危机在某地区结束，贵格会就会通过帮助爱尔兰人谋生来刺激当地经济，比如在1847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将胡萝卜种子发给买不起种子的农民，他们还给了爱尔兰的渔业复苏提供了一大笔金融借款。

爱尔兰在受灾之前全国人口将近850万，而在这次土豆饥荒中，死亡人数多达100万，还有大约10万人死在逃荒途中或异国他乡。

在医学和农业不太发达的19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像爱尔兰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的国家，时刻都会面临着饥荒的威胁。在1846年之前，爱尔兰也时常因为土豆欠收而导致小范围的饥荒。

然而在20世纪，医学大发展和人类寿命翻番，但却掩盖不了大饥荒频繁爆发的事实。1921年和1932年的苏联、1943年在孟加拉、1941~1942年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1941年至1944年在德军围攻斯大林格勒时期、1944~1945年在荷兰、1959~1961年在中国、1984~1985年在苏丹。这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大饥荒，大部分是因为战争，但在展开救援的时候，人们对政府（恰恰是各国之间的政府导致了战争）抱有更大的期望，而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对救援事业的真正帮助。

我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当时与苏联交恶，且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过多接触，因此，国外的物资进不来，也就无从谈起自由市场的救助，更多时候，中国人是硬扛过来的。

在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困在城里的武汉人，可以畅通无阻的收到全国各地输送的生活物资，这里并没有政府救灾和自由市场救灾之间的争论和指责，而是两者的合作：外省的企业家和个人捐献物资，到了武汉，经过政府高效的分配，最终到达每一个武汉人手中。

在21世纪，我们无法体会到19世纪饥荒中人们的绝望，但是当前，在全世界各地仍然有各种原因导致的饥荒、贫困。

银冲认为，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无法解决饥饿与贫困问题。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是，自由市场对救灾的反应最为迅速，而当恐慌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时，更需要政府对救灾工作的有序组织。

（图片来自：bing；部分内容来自：私产经济与伦理学。文案：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