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的凌晨3点，李钟岳前往关押秋瑾的牢狱里，对她进行最后一次审讯。

李钟岳深知，这可能会是自己与秋瑾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详谈，出于对秋瑾的尊重，李钟岳表示，自己会帮她完成人生最后的心愿。

于是秋瑾在行刑前，提出了这样的3个要求：莫脱衣，备薄棺，写家信！并在狱中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世人传颂的绝命诗句。

咸与维新是什么意思（咸与维新读音）

凌晨4点，由李钟岳为监斩官，秋瑾步行被押送至绍兴轩亭口，被执行枪决，年仅32岁。

这位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便成了晚清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确供、没有实据的情况下，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从容就义的女性。

在晚清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秋瑾之死，也引起了无数有志青年对清廷的口诛笔伐。

曾直接或间接害死秋瑾的涉案人员，也因秋瑾的身故，在多年后都身处社会以及舆论的压力，不得而终。

当时身为监斩官的知县李钟岳，更是在秋瑾死后不到百日内，便因内心有愧自缢而亡了。

百年前后，每当人们提到爱国巾帼秋瑾女士的死，都不免要提到几个声名狼藉的罪魁祸首，其一就是当时绍兴的知府贵福。

贵福，是在秋瑾被抓前一年被任命为浙江绍兴府知府的，上任后与秋瑾也是故交。

摄于1905年

他在绍兴原本支持秋瑾办大通学堂，在秋瑾执教的大通学堂里，还曾留有贵福以秋瑾的字“竞雄”作为题赠的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地球”。

秋瑾当时在绍兴，为了掩护大通学堂里的革命活动，与他之间联系密切，甚至为此还叫他“寄父”，从而帮助自己减少清廷的怀疑。

但在1907年7月初，徐锡麟安庆起事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被官府抓捕查获，他与秋瑾之间的密信也被官府翻了出来。

同一时间，贵福这边也收到了匿名的消息，有人举报大通学堂的教员秋瑾私藏军火。

秋瑾是革命军这件事，让贵福内心充满纠结，如若能抓捕秋瑾，那他必将升官发财。

可在此之前，他与秋瑾私交甚密，绍兴的父老乡绅全都知道，他怕别人乱嚼口舌，于是便想了个办法，减少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参与。

第二日贵福就书信一封，把事情上报给了当时的浙江巡抚张曾敭那里，希望张曾敭能派人来解决此事。

张曾敭，也是秋瑾案最直接的涉案人员，他是当时清廷有名的守旧官员，主张“乱世用重典，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再加上身边有师爷章介眉的怂恿，他收到书信后，第一时间就下令，让贵福捉拿秋瑾归案。

这件事情无凭无据，以秋瑾当时在绍兴的声望，贵福这个知府也是不能直接上门抓人。

于是，贵福得到抓捕令之后，他首先是把案子交给当时被任命为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的李钟岳手里。

李钟岳就职后，本身就对文武双才的秋瑾仰慕已久，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他根本不想以武力镇压秋瑾。

于是当天下午，李钟岳便就赶到了贵福的府衙，只上任半年知县的他，当场和自己的直属上司起了冲突。

他希望贵福能让自己先搜集罪证，再根据实际证据上门抓人。

可李钟岳这样无视上级下达任务的行为，非但没有帮到大通学堂和秋瑾，反而引起了贵福的记恨与不满。

他呵斥李钟岳不忠心清廷的行为，并明确表示：

“限汝立即率兵前往，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我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

这抓捕的命令下了两道，逮捕秋瑾的杭州巡防营统领也已经等候多时，李钟岳拖延多日也无济于事。

最后，他只得在1907年7月13日下午，带官府的人包围了大通学堂。

李钟岳被迫，带领李益智和三百清廷的官兵带枪上门，秋瑾当时和一众教员就在学堂里守卫。

为了避免士兵开枪伤人，李钟岳坐的轿子始终是走在所有人前面的，但当大部队要逼近学堂时，急于求成的贵福还是下令开枪。

李钟岳听到枪声更是慌忙，他怕误伤了学生弟子，赶忙从轿子上下，先人一步进入了学堂。

他冲进学堂后，两伙人早已厮杀起来。为保秋瑾不死，慌乱中他只得大喊：

“不得射击女子，违者斩！”

而此时，肩背皮包手拿手枪，对抓捕人员进行反击的秋瑾听到这话后，便赶忙脱下了自己身上的长袍大褂，以示女子身份。

抓捕人员过多，秋瑾与同僚打死打伤清兵数十人，可最后还是没有逃脱被抓捕的命运。

当天晚上三堂会审秋瑾众人。

当时秋瑾神色自若，坚贞不屈，否认自己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其余诸人又无一人承认并检举秋瑾的革命行为。

贵福在学堂里又找不到实质性的证据，只能无奈将秋瑾暂时关押至山阴县署。

第二天一早，贵福又命李钟岳带兵，前往山阴县秋瑾的娘家，去搜寻她革命的证据。

到了秋家，整个府里是人去楼空，所有人都已经搬离或是逃跑，李钟岳派人找到了当时在秋家生活过得下人。

在得知秋瑾自己有一栋独居的小阁楼之后，李钟岳只叫人搜查了主院和秋瑾母亲的住所后，便带人离开了。

后来，据秋瑾的胞弟秋宗章回忆：

“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

此足证明李钟岳救人于难得苦心，但他千方百计地帮秋瑾遮掩，提审日期甚至不惜一拖再拖，终究还是没能阻止得了贵福杀她的想法。

在山阴县署的大牢里，李钟岳对她进行了关押后的第一次提审。

期间李钟岳没有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只是为她搬来了张椅子，让秋瑾讲述了她从出生到被捕这些年的种种过往....

秋瑾原名秋闺瑾，东渡后改名瑾，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

她是有名的官家小姐出身，家中祖辈世代为官，年少时才情出众，聪慧过人，深得长辈们的喜欢。

之后及笄，她又学起了女子们所要经营的女红和刺绣，因为曾与父母一同前往台湾打仗，15岁时的秋瑾就与表兄学会骑马击剑。

1896年5月，她听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秋父的莫逆之交王黻丞之子——王廷钧结婚。

婚后次年生下长子王沅德，五年之后，又生下女儿王灿芝，可以说秋瑾的人生，其实已经比当时很多女子都圆满。

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1901年秋瑾的父亲，病逝于前往桂阳上任的路上。

虽然王廷钧对她还一如当年，但秋瑾自己的内心却常常痛苦难捱，她渴望长兄能学业有成，支撑起这个家。

但长兄却只担着侯补训导这个没有实权的虚职，也击垮了秋瑾最后的希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秋瑾想到了求人不如求己。

1903年，她再次陪着王廷钧上京，认识了当时著名的女学人吴芝瑛和京师大学堂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妻子——服部繁子。

这两人对女子在世的认识，打破了秋瑾多年来的思想，自此之后，她便长穿男子袍衫，同很多有志之士一起对国家命运担忧。

秋瑾想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学习，成为能改变国家命运，最终她找到了服部繁子，希望对方能帮自己安排出国留学。

最终在1904年7月，秋瑾不顾丈夫王廷钧的反对，自费东渡日本留学。

在此期间，秋瑾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还广交志士仁人，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等。

1905年7月，秋瑾再赴日本，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

1906年初秋瑾归国，没有第一时间回家的她，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等人，准备起义。但因不久后萍浏醴起义失败，接应起义一事被迫暂停了。

1907年1月14日，秋瑾与陈伯平、张剑崖等人创办的《中国女报》出版，秋瑾撰文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1907年7月10日，徐锡麟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大通学堂，好多教员让她先一步撤离，确保安全。但秋瑾却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了当时为她而来的一众学生，毅然坚守在大通学堂。

秋瑾被捕后，绍兴的父老乡亲第一时间上书上报表示，要绍兴知府拿出扣押证据。

贵福干脆公报私仇，把秋瑾交给了李钟岳审讯，并且他还要求李钟岳快速了结此案。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假借李钟岳的手，让秋瑾受刑，并主动承认自己革命军的身份。

可惜李钟岳并不买账，他犹犹豫豫地拖延，就恨不得能有秋瑾同僚把人给救出去才好。

这样的举动气坏了贵福，他把李钟岳叫来训斥无果后，只得自己带人前去审问用刑。

秋瑾开始受到了严刑拷打，曾多次被安排跪火练、火砖等酷刑，但对于贵福口中所说的罪证，她是一概不认。

甚至在贵福多次出言侮辱后，她还会轻描淡写地说出一句：“寄父是我同党”。

这句话可是吓坏了贵福，他早些年以知府身份与秋瑾深交，也完全是看在她在绍兴的身份地位。

秋瑾这样“胡乱攀扯”两人曾经的事情，势必会对他造成不利，他深知秋瑾在狱中多待一日，那他被流言波及的可能也会越大。

于是，在人证物证都没有的情况下，贵福向张曾敭申请到了一张秋瑾的斩杀命令。

秋瑾就义后，李钟岳便自作主张下令，应许秋瑾临刑前所提的不要枭首、刑后勿剥衣服和备薄棺的3个要求，没有脱去秋瑾的唯一白汗衫，并为她准备了一副相对体面的棺材。

等贵福离去之后，才由秋家人秘密安排夫役，把秋瑾的棺材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

第二年，秋瑾好友吕碧城、吴芝瑛为了履行与秋瑾生前的约定，私下护送秋瑾灵柩赶赴杭州，并安葬在了美丽的西子湖畔。

1909年，吴芝瑛之子才将其墓迁葬至湘潭昭山。

而与此同时，因为当时在审讯时多次“包庇”秋瑾等人，李钟岳在秋瑾死后不到三日，就被贵福一纸诉状告到了张曾敭面前。

李钟岳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就连秋瑾死后，他帮助安葬秋瑾遗体的种种行为，也从未过多遮掩。

李钟岳离职当天，绍兴数百名百姓为他撑船送行，但对于秋瑾之死，他还是感到愧疚万分：

“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

1907年10月29日上午，李钟岳在与友人喝茶论诗，当随从陪这位友人上茅厕回来后，却发现他已悬梁自缢在自家厢房里。

李钟岳的死，距离当时秋瑾被害，还没有过百日，这期间他和家人一直居住在杭州，极少见客。

李钟岳死后，李家人曾言：

“常见他每日多次捧着秋瑾留下的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边看边唉声叹气，自责抑郁。”

在李钟岳死后，最先受到舆论压力的，便是一心求升官的贵福。

他以为解决了秋瑾，就能减少一个革命军的阻碍，可没成想舆论在李钟岳的死亡后，发酵的愈演愈烈。

在绍兴的日夜，贵福每晚都会担惊受怕，害怕被秋瑾曾经的友人，买凶杀人。

他自知，自己在绍兴已经无法在正常生活，便花费大量金银到处活动关系，为自己求得一个调任的机会。

秋瑾案的卷宗

可无论贵福托关系准备安身去哪儿，当地人都不待见他。

在贵福安徽的调任下发之后，当地的乡绅学者百余人，联名向上通电：“鉴公为社会不容，世所共知，宁人不敢戴。”

贵福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遇下，只好放弃了官职，偷偷回到了北京隐居起来。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防止被革命军报复，贵福连夜凿掉了父母墓碑上的名字，改名换姓跑去了东北。

1931年，当秋瑾之女——王灿芝学成归国后，她便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贵福的藏身之处。

当她得知贵福已经改名为赵景祺，并为了权势不惜为伪满傀儡政权任职，管理北陵、东陵事务。

王灿芝曾北上想要亲手手刃杀母仇人，没成想被后来的“九一八”事变耽搁，最后没有亲手了结贵福。

秋瑾之女王灿芝

1936年贵福在沈阳去世，生前他就害怕自己被刨坟掘墓，临终便叮嘱后人把自己深埋地下，用水泥加固，但终没能逃脱尸骨不保的地步。

而1921年的正月初二，张曾敭也病逝在了新年合家欢庆的爆竹声里，他的后半生都在为秋瑾案赎罪。

但当年怂恿他抓捕并杀害秋瑾的师爷章介眉，在此事后却有恃无恐的逍遥法外。

秋瑾冤案发生时，他居于幕后隐藏，自然是没被太多人知晓，而张曾敭去任后，他便成了新巡抚增韫的幕僚。

秋瑾被亲友安置在西湖旁边后，他又“巧合”地带着清廷御史常徽，到杭州西湖游览。

并且让下属领着常徽，让对方无意间看到秋瑾在西湖边安置的墓碑，意图通过常徽来毁掉秋瑾的墓。

幸好当时正任浙江巡抚的增韫，与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是旧相识，他快马加鞭的联系了王家人，让他们先常徽一步带走了秋瑾的棺椁。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章介眉怕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被革命军知道，竟然打出“咸与维新”的口号投诚革命。

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还是有人把他当年的事情，举报给了革命上级的领导。

而因章介眉与多位商政士绅有密切的联系，领导商议讨论多日，最后还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而放了他。

为此章介眉损失了半数以上的财富，才换回来自己的一条命，出狱后他也再不敢待在绍兴，赶忙收拾行李举家投靠了袁世凯。

袁世凯死后，章介眉也下落不明，他善于隐匿自己的行踪，可能在后来也如贵福一样销声匿迹隐姓埋名了。

但当清政府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以野蛮的形式镇压百姓时，就变成了压垮百姓民意的最后一根稻草。

秋瑾身为一名女子，作为当时为革命任务而牺牲的先行者，自然是备受社会舆论的关注。

秋瑾深知女性自立自强的重要，就如民族也要自立才行，所以在毕业回国后，她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反清革命斗争当中，号召妇女们“奋然自拔”，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

秋瑾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想要改变许多妇女命运，但可惜，她还是牺牲在了为女性、为国家寻找未来的道路上。

民族危机下的女性解放，大多都是以牺牲女性作为代价，就如秋瑾的烈士形象塑造也经历了由旧时代女性、女侠到先觉者的一系列过程。

秋瑾在轩亭口的从容就义，为中国妇女画出了一条鲜明的路线来，后来千千万万的爱国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纷纷加入到了革命队伍中来，正如秋瑾所希望的那样，为“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