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鄤考中进士以后被分配到都察院观政，左都御史邹元标十分器重他，经常叫他到“首善书院”讲学，并且指着他对别人说：“这是我的畏友。”所谓“畏友”，是道义砥砺的朋友。

六月，郑鄤参加翰林院的选馆考试，被录取为庶吉士，他的选馆诗作名列第二。庶吉士经过三年学习，考试合格就可以取得编修的职衔。同馆兄弟中，郑鄤有好几个知心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极尽欢洽。总之，郑鄤的感觉如鱼得水，政治前景十分看好。

在如此美好的前景下，郑鄤却做出了另一种十分危险选择，追随文震孟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他们因此而被降级外调，后来又被革职除名，直到崇祯元年才恢复原官。郑鄤的仕途戛然而止，也为十四年后的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

郑鄤为什么被凌迟（郑鄤怎么读）

天启壬戌科进士中，郑鄤和文震孟、黄道周三人是莫逆之交，政治上的同道。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太监魏忠贤和天启帝的奶妈客氏权势膨胀，干预朝政，排斥正直的大臣。而朝廷的政事逐渐混乱，两条军事战线的情况越来越糟。于是三人相约“建言报国”，由状元文震孟首发，如果出了危险，黄道周和郑鄤再相继跟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前赴后继。这时郑鄤二十九岁，黄道周年近不惑，文震孟则到了半百。

文震孟的奏章递上去以后，被留中不发。“留中”，就是皇帝对大臣的奏章不理睬，既不批答，也不下发。内廷传出消息，文震孟将受到廷杖。所谓“廷杖”，就是大臣光着屁股挨板子，既失去脸面，又有生命的危险。掌刑的人下手狠一点，可以当场把人打死。

在这样的情况下，郑鄤的《谏留中疏》递进了宫中。他在奏章里慷慨激昂地说：奏章没有经过皇帝御览就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这样的留中以前是“权珰之炀灶”和“奸辅之藉丛”，十分明显影射魏忠贤。这两句话被在京官员广为传诵，人人称快，一时成了名言。

魏忠贤气急败坏地来到内阁破口大骂，胁迫阁臣拟旨对文震孟和郑鄤实施廷杖。眼看情况十分危急，首辅叶向高和大臣周宗建倾尽全力营救，于是文震孟和郑鄤被降二级外调。他们二人干脆径自回家，回归一介书生。

然而事情并非到此为止，阉党两次兴起大狱，迫害东林六君子和七君子致死，这时的郑鄤仍不愿保持沉默，写长诗《黄芝歌》为死去的六君子鸣冤叫屈。郑鄤的同年进士探花陈仁锡则不肯为魏忠贤受封赏写诏书，魏忠贤恨之入骨。于是阉党把毒手伸向文震孟他们三人。郑鄤的住处受到东厂派出特务的严密监视，把他逮捕进京的消息传布，骇人听闻。如果被逮必死无疑，郑鄤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的朋友张玮这时弃官在家，筹划如何带走郑鄤幼小的儿子，保护他的后代免遭荼毒。

幸好事情没有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文震孟、陈仁锡和郑鄤三人，受到革职除名、永不叙用的处分。为了避免再有意外发生，郑鄤的母亲劝说他外出避祸。于是郑鄤化名王小仙游历浙东四明山、江西庐山，并南下广东，进五羊城、登罗浮山。直到听说崇祯帝登基的消息，才准备回家。到家以后，接到原官起用的通知。但是他因为父母相继去世，在家守孝，直到崇祯八年的秋天才进京候补，这时离开他考取进士已经十四年了。他的官员身份虽然得到恢复，但仍旧只是一个庶吉士——皇家高级学院的研究生。

天启二年（1622）十月，郑鄤选择上疏，实际就是选择他的人生道路。他和文震孟、黄道周结下不解之缘，他个人的命运从此和文震孟、黄道周紧密联系在一起。

该如何看待郑鄤的上疏行为？

郑鄤的上疏，曾经使他誉满天下。他的同年进士和一些大官，纷纷写诗赞扬他上疏的义举，这些诗作后来由他的幼子郑兢收集编入家谱的“世谏篇”中。郑兢称赞他的祖父郑振先和父亲郑鄤，具有“忠君爱国之心，浩然刚大之气”。崇祯六年（1633）苏州人金日升编撰的《颂天胪笔》里面写到郑鄤，他称赞郑鄤“清方英特”。郑鄤在为父亲守孝服阕，没有立即进京候补，他说像郑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无意于世道呢？

郑鄤受祸以后，歪曲、诬蔑他上疏动机的声音开始出现，但是这些杂音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已经被历史的大潮无情地冲刷干净。

现代历史学者站在理性、客观的立场上看待郑鄤的上疏和他在政治上的其他行为，总体加以肯定，但也指出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有的学者说，郑鄤是“悲情的骨鲠之士”，“退居林下十多年，始终未能忘却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有学者说，“金无足赤，世无完人。郑鄤立朝大节，正义凛然，足以彪炳千秋，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

笔者作为郑鄤的后裔，为先祖的遭遇倍感痛惜！在四百年后的今日，进行这样的分析与假设：

郑鄤性格正直敢言，欲以天下为己任，但缺少一些政治人物的圆融与深藏。如果他生在盛世，会成为一个名御史；而他恰恰生逢末世，大明王朝的悲剧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郑鄤在文学上富有才华。如果他选择不问政治，明末缄口不言，清初甘做前朝遗老，一心一意专攻学术，或许他会成为一代学问大家。但他不是这样的个性，他选择了正直敢言，终致粉身碎骨。

虽然他的选择称不上明智，但显示了一种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