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实在是一部值得细品的好作品，其中很多的细节是越嚼越有味道，当然，这部戏的门槛也是很高的，如果你连里面出现的那么多人名都没听过的话，怕也很难有感觉的。

贾玉兰（贾玉兰老师）

这是一部人物众多，却几乎没有一个坏人的电视剧，除了一个有点像奸臣的吕夷简外，可能就是这夏竦被躺枪了，因为，他除了前面在一堆立在朝堂上偶尔露个脸外，主戏的开始，便是他同宫廷舞蹈教习贾玉兰偷情的画面，这违背现代道德观念的场面，自然是为他减分不少。

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

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

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

这是二人在离别时是插曲，很是凄美，词是夏竦所作的《鹧鸪天》，一首柔肠百断的曲子，全词不假雕饰，平直叙述，曲调却是委婉深情，伴着滂沱大雨，让人不忍卒听，后人认为此词是“语不必深，而情到至处，亦绝调也。”

在仁宗一朝，正色立朝堂之人多多，可以说北宋前期诸多的大佬们都各自展示着自己的风采，但这夏竦似乎是个特例，虽然他很低调，却很得官家喜爱和信任，然而，却因为他于私德方面有所欠缺，所以，在后人眼中，他便成为一个谄媚之人，为君子所不齿。

但是，他却是逝世后差点被谥号“文正”之人，这是一个如范仲淹或曾国藩才能获得的谥号，是文人中的最高等级，“生做太傅，死谥文正”，是文人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夏竦只是被人认为不能授，言“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为此，仁宗方才改谥“文庄”，也是相当高的尊荣了。

之所以说他是特例，因为他在这一众人中实在是个另类，其他人都是通过正规科举步入仕途，而夏竦的经历却有所不同，他是由武人转文人，22岁就被断言为“真宰相器也”，但其人生却充满着异样的色彩。

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四岁启蒙时便显示出过人的读书天赋，他天生异秉，聪慧敏捷，少年时便文采斐然,超迈不群，于诗词歌赋则是样样精通，引得时人一片地赞叹；史载其“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

“降凤诏于丹陛，出娥眉于六宫。夜雨未回，俨鬓云于帘户；秋风渐晓，失钗燕于房栊”，这是他在12岁时的作品，名为《放宫人赋》，这句式和文采，直追天才王勃，由此可见夏竦的文字功底之深厚，学识之广博。

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犹喜夕阳天；

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邺船；

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

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

这首诗名为《狼山渡口有作》，是他17岁随父亲在江苏通州过渡口时有感而作，其父时任江苏南通盐场监职，其诗古朴真挚，对仗极工，有很强的画面感，通过对周遭环境的描述，渐次引发内心思乡的情感，其开阔的视野的老练的笔法真是让人惊叹，实为不减唐人高处的精品。

故而北宋大名士王辟之有言：夏公《渡口》诗后，后世于此类题材上是无人能及了，原文为“后之题诗，无出其右。”

不幸的是，父亲后来在与辽人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朝廷按照规定抚恤，夏竦补授了一个名为"三班差使"的低层武官，算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了；但才高的夏竦对此肯定是不满意的。

为此，他直接拦下了退朝回家，有着“圣相”之名的宰相李沆，以自己的诗文集奉上，当李沆读到“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句时，大为赞赏，惊为天人；在李沆的保举下，他由武转文，任丹阳县主簿，正式步入仕途。

夏竦是否参加过正式的科举是个谜，史书对此也语焉不详，他应试的是贤良方正科，这个实际上是储备干部的一项考核，从后来的结果看，他应该考得还不错，因为他被选进史馆修《起居注》，后面的仕途是一直在升迁中。

他在多地任州官，任政有声，能干敢干，政绩卓然，有很不错的口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是个迷信之人，在君臣为迎合真宗献“祥瑞”时，欲行“封禅”之事，唯夏竦上书反对；他曾顶住巨大压力，勒令洪州近两千户巫师改归农业，革除妖风，使得朝廷“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绝之。”

知人善任，保举贤良，这是夏竦的又一大特点，包括范仲淹、韩琦在内的许多后进，都是由他举荐的，而那个在《杨家将》中被后世反转为奸臣，在仁宗朝罕见地做了3年独相的庞籍庞太师，也是由夏竦而显赫。

夏竦识人的声名可是由来已久，早在湖北安陆当知州时，便对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两位小青年有着很高的预期，早就预言这二人必当大任，后来果然成真，这二人便是宋庠、宋祁两兄弟，夏竦的眼光可谓独到、精准。

范仲淹一直对夏竦是心存感恩之情的，他在《谢夏太尉启》一文中言，“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所以，有说夏竦是小肚鸡肠之人者，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臆测之言。

在仁宗一朝，因“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之间战事平息，外患主要集中于西北，那李元昊实在不是个让大宋省心之人，他不断地挑起战争，而宋王朝历20余年不闻刀兵，且“抑武崇文”的国策，严重制约了国朝的战力，所以，在对西夏的战事中，大宋是处于下风之势。

面对这难缠的局势，正是夏竦力挽狂澜，他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挡住了西夏人的进攻，可惜的是，由于将军任福的冒进，宋军惨败，万余人阵亡，三战皆北，徒留下汉奸张元的“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歪诗笑柄。

而范仲淹却因一首《渔家傲》名扬宇内，人们在吟诵着“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同时，以为他是抵御西夏人的主角，其实他同韩琦都是夏竦的副手，人们却将真正的主帅夏竦忘却了。

按当时的局势，仁宗和韩琦是主张进攻，一举将李元昊打服；而夏竦和范仲淹是主张采取守势，筑城固守，所以，败于西夏人，夏竦本无太多的责任，但他却主动上表自劾，故而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载，“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不过，这夏竦虽然有这么多的功绩，但在《清平乐》中却是将着墨点放在其权谋心计、好色贪财上，于其他方面很少介绍，所以，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自私贪婪又圆滑老道的官僚形象。

这也并不冤枉他，夏竦的名声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不是很好，他对自己是看得很高的，一直要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此，后来的他为政也是小心翼翼，甚至结交内臣，在朝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权势和朋党。

62岁时，仁宗还真想任命其为宰相，可惜很多朝臣不服，皆上书劝罢，于是皇帝只好改夏竦为枢密使之职，所以，这“宰相之憾”成为夏竦一生的痛。

至于为何朝堂上那么多正直的大臣不待见他，究其原因，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原因，首先，他是“南人”，北宋朝堂上是很看不起南方人的，认为南方人都“狡黠”，尤其以寇准为最。

除了被认为是奸臣的王钦若和丁谓曾为宰相外，无一不是北方人，而后世也将他们三人列为“宋初三奸”，在北宋前期，南方人想当宰相，那比登天还难。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后院起火，尽管宋代官员除极少数如王安石、司马光几位看似异类之人外，几乎个个都是欢场上的高手，但“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乃是常态。

可是这夏竦偏偏没这好运气，他被夫人揭其偎红倚翠的“阴事”，弄得来市井中言论纷纷，朝堂上灰头土脸，脸面尽失，为一时之笑柄，这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官声。

当然，他脾气不好也是原因之一，特别是后来同国子监直讲石介的争执，被后世称为“夏竦告变”，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的流产，这让他将众人得罪了一个遍，最终被大家所侧目而落井下石，如后来的苏轼一般，成为新党不喜，旧党不爱之人，以众叛亲离的结果落寞收场。

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

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涕泪满青衫。

夏竦一生勤奋好学，无论在何处，他都从没停止过读书写字，直到66岁逝世，一生留下了大量著作为后世所赏，虽小节有污，但大节无亏，实属瑕不染玉之人；可惜，不知是他的名声不太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现代几乎无人识得他的名字。

不过，北宋名臣大都以诗文显，王安石、范仲淹、晏殊等等无一不如斯，而在这方面稍逊的名臣，如韩琦、曾公亮、富弼等人，现在就少有人知道了。

最典型的是宋家兄弟，宋痒是状元，当时无论是官职还是名望，俱在其弟宋祁上，但宋祁的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让后世记得了“红杏尚书”，又有谁识得位居宰相的宋痒？

一代忠臣，精忠为国，却没落个好下场，实在是让人感叹，正如电视剧《清平乐》中，夏竦被贬出京时，对一生的老相好贾婆婆所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谁能逃得过意难平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