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迪罗

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决死队的结局）

1939年3月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要求下，其下属的六个总队（团）被分别合编为独立第3旅和第197旅，由颜天明和赵世铃分别担任旅长，戎子和仍任纵队长。三个人中，颜天明和戎子和均系我地下组织成员，赵世铃则系追随阎锡山的顽固分子，为了孤立赵世铃，第197旅下属的游击第10、11团均不买他帐，他所能指挥得动的只有一个地下党实力最薄弱的第9总队。

但让纵队长戎子和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山西军阀阎锡山发起的十二月事变中，出乱子的恰是他认为最为可靠的独立3旅下属的第7、8总队，这两个总队的队长张济、孙瑞琨也均系原晋绥军军官，但他们不像赵世铃那样高调，而是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让戎子和和颜天明都认为他们是靠得住的干部，尽管不时有地方干部发出警告，戎子和都没有当回事。

1939年12月下旬，趁着独立3旅旅长颜天明、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去牺盟会总部开会的机会，张济、孙瑞琨先后带领其亲信，裹挟第7、8总队及独立3旅旅部叛变。其中第8总队政治部主任陈士平以下8人被孙瑞琨下令杀害，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张凤阁、第7总队政治部主任郭鸿璜以下24人被张济逮捕后交给晋绥军孙楚部，最后也被孙楚下令杀害。

事后，为表彰张济解决独立3旅旅部的功劳，阎锡山将第7总队和一部分叛军合编为晋绥军第207旅，下辖两个团共2000余人，并将张济提拔为该旅旅长。包括第207旅在内，这次叛乱，山西新军共有4000余人倒向阎锡山，是八路军历史上损失人数最多的一次叛变（因为这次事件，山西新军后来整体纳入八路军建制和指挥体系）。

原决死三纵队队长戎子和（中间）

第7总队原本是一支积极抗日的新军武装，又是山西人民的子弟兵，所到之处，都有牺盟会的干部带着老百姓来端茶倒水欢迎，根本不用担心部队给养的问题。叛变以后，山西老百姓不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队伍，不再出来欢迎慰问，这下部队给养可就成了大问题。

虽然按照抗战中晋绥军的待遇标准，第207旅的士兵每天应享受5钱盐、3钱油的后勤供应标准，但经张济一伙层层克扣下来，每天到普通战士手里的钱根本不够吃饱。在十二月事变后的半年多时间，全旅基层指战员天天只能吃掺糠的小米饭和黑豆芽菜，有时再采野菜和树叶子当素菜吃。在这样糟糕的物质生活条件下，部队的病号一天比一天多。

为了填饱肚子，第207旅每到一地只能强行向地方干部摊派粮食任务，有时甚至直接去老百姓那里明抢，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旅长张济对此也大发牢骚，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帮阎锡山从新军那里拉出一支队伍，阎锡山却不给多少补给。一气之下，他命令部队抢劫了另一支晋绥军的后勤部队的上千斤盐和其他物资，随后为免遭报复，急急忙忙率全旅向南逃窜，想去投奔正在蚕食阎锡山地盘的蒋军嫡系部队。

原决死三纵队独立3旅政治部主任董天知，百团大战中牺牲

向南转移的一路上，第207旅从旅部到各连部都有很多行李要搬运。在叛变前，这根本不能算什么问题，只要稍微一动员，山西的老百姓便愿意免费走几百里帮部队运输物资。但现在，即使出钱也招不到几个老百姓愿意出来给部队搬东西，无奈之下，第207旅只能拾起原先蒋军和晋绥军抢抓民夫的那一套，用枪逼着当地老百姓帮他们搬东西。

这种靠枪顶着才能做事的民夫，其可靠度可想而知，每到一地，一带押解的士兵放松警惕，这些民夫就会马上丢下担子一溜烟跑个没影。为了避免民夫逃跑，第207旅每到一地过夜，便只能把民夫都关入一间民房，并派哨兵严加看守。

除了强征民夫外，为了搬运行李辎重，第207旅还会强抢老百姓家里的骡马驴等牲口，有一次，一个山西老乡跑到部队里来告状，说自己唯一的一头驴子被部队里的一个副官偷走了。但那个副官对此则坚决否认（事实上确实是他偷走的），还下令把老乡绑在树上，用鞭子抽打，直到老乡肯认错道歉才罢休。

1938年7月，决死三纵队部分指战员在勘察地形

原政治干部霍得元对此有些看不下去，去找副官陈锡枢商量，想让他整顿一下部队纪律，因为在事变前陈锡枢常来总队政治部玩，和原政治干部们比较好说话，他那里甚至还藏有一本

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现在陈锡枢却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霍得元说:“这些事你以后就不必多管了……”

由于一路南下，离抗日前线越来越远，这支原本积极抗日的部队的士气也低落了许多，一些被裹挟叛变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此极为不满，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骂张济及其爪牙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为抗日大局和统一战线考虑，还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拉出了新军队伍。

有的指战员激动地说：“在他们发动叛变时，要是有人能站出来揭穿他们，带领大家反击他们，我们也不至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虽说如此，由于第7总队中仅有的少数地下党员都已经被张济逮捕杀害了，再加上没有影响力的人出来组织，这些不满的指战员也没法推翻张济等人的统治，大家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偷偷离队。

开国少将胡正平，曾任决死三纵队独立3旅第32团团长

第7总队的原政工人员张星金、社有劳、刘占元和程先虎等，以及上士文书张秉孝、赵志明、孙玉山等，都先后设法弄来请假条和通行证，然后找机会偷偷离开部队，回到经过整编后的决死第三纵队那里。每当有指战员化装离开部队时，其他尚未离开的指战员对此都心领神会，大家临别前相互点头示意，结果最后又都在决死三纵队那里重逢。

在前往河南省的一路上，第207旅每向南转移一天，每天各连队都会交出一份新的士兵逃亡数目统计表。等到第207旅最终抵达河南孟县时，原本2000人的队伍只剩下300余人，且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人士。

前来迎接的蒋军裴昌会部见这支部队状况如此不堪，一言不合将该旅残余人员全部缴械，除少数军官外，其余人员全部遣散。第207旅中剩余的最后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历经艰险，经长途跋涉通过河南、陕西，最后跑到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在被送回延安进行甄别和学习后，又回到了山西抗日的最前线。

决死三纵队在解放战争中发展为著名的临汾旅

而叛徒张济，在叛变后改名为张仲舟，投靠蒋军嫡系后因为无兵无卒而受到排挤，最后又回到阎锡山那里。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自知罪孽深重的张仲舟跟随阎锡山一起逃亡台岛，侥幸逃脱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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