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在抵抗外强侵略时，一些注重社会实际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于是，要师夷、制夷，就得先知夷；而知夷就要懂得洋文，这样才能了解外国。1859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上奏咸丰，请求设立外国语学校，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提出设立外语学校。但是，郭嵩焘的建议并未得到朝中重臣的支持。

直到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奕欣受命前往议和。奕欣不知从何开始，只好委托之前俘虏的英国参赞巴夏里致书联军统帅联系议和。这巴夏里可能是怀恨在心吧，亲书了一封中文信，但在旁边也写有数行英文。这下可难到了大清王朝的大臣们，因为没人认识这些英文的意思，哪里敢立即发出。之后，听说天津的一广东人通晓洋文，随即八大轿将他抬进紫禁城。最后，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经此人辨认，那几行英文不过是巴夏里的签名及年月日而已。这让清政府很没面子。这样，朝中开始有人支持郭嵩焘开设外文学校的建议了。

同文馆（同文馆培养什么人才）

不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条约》签定和重新修改的《天津条约》，两个条约中都有关于两国交涉使用文字的条款。规定：两国交涉均使用英文或法文，暂时附送中文，待中国选派学生学习外文后，不再附录中文照会，而且此后若是对各项文件或文词有争议的，都以外文为准。就这样，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恭亲王奕欣不得不与桂良、文祥联名上奏：请开办外语学馆。

1862年6月11日，总理衙门挑选八旗学生十人，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的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按照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设想，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设英文馆，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聘请英籍传教士包尔腾担任首任总教习。由于京师同文馆统一设置课程，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视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新式学校。照说，开设学校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应该赢得所有人的支持才对。然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开办京师同文馆的消息一传出去，便遭到不少顽固派人人士的群起攻之。

其中最重量级人物就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倭仁是程朱理学大家，曾国藩对他钦佩不已，将他视为自己的偶像。倭仁是顽固派的领袖人物，在倭仁的影响下，京师同文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几乎没有科甲正途人员前来报考。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对倭仁的阻扰大动肝火。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倭仁奏折中的一句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大做文章，奏报朝廷，请他“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这就是说，既然倭仁那么厉害，那就再建一个学馆，与京师同文馆一起比赛。恭亲王以退为进，着实“将”了倭仁一军。倭仁满肚子程朱理学，讲三天三夜都没有问题，但是哪里懂什么天文算学？他只好如实奏报朝廷：“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然而，恭亲王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倭仁。他对倭仁穷追猛打，催促其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同时，又奏准两宫太后，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外交事务，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让倭仁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值，岂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倭仁哭笑不得，心想如果再强撑下去，下场必将很难堪。怎么办呢？最后，他骑马进紫禁城时，故意摔下马来，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以此躲过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值。此后，朝廷不再强令倭仁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值，倭仁也不再公开反对开设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实际操纵馆务。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该馆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最初入学的仅十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增加到120人左右。学生不但公费，膳食、书籍、笔墨纸张等均由馆内供给，每月还发给薪水银10两，考试优等者另有奖赏。学习期限初定三年毕业，自光绪二年（1876）后改为两种：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者，八年毕业；年岁稍长，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五年毕业。

同治六年后该馆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除汉文外其它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习。其经费、人事等权基本控制在总税务司赫德手中。直到丁韪（wěi）良出任总教习后，开始添设德文馆，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成为兼并西学的综合性学校，一改之前只是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的局面。之后还设置东方馆，主要就是学习日文。同治八年，赫德提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总管校务近三十年。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下令将同文馆并入1898年创建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同时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学习外文的专门学校。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